红色后人聚会不谈“文革” 记:您那篇文章,让大家知道红色家庭孩子们的命运跌宕。您和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的孩子们,现在常联系吗? 陶:有的。我们有联系,这几年有时会聚到一起,比如在长征纪念活动中、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时。毛泽东家、刘少奇家、周恩来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林彪家、罗瑞卿家等,也不是谁特意去组织,大家自发地聚到了一起。以前,这是没可能的。 “文革”时,党内斗争很残酷,你整我,我整你,留下一些恩恩怨怨。但是,我们父辈们毕竟曾经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这些孩子也曾经在一块儿长大,往日的恩怨毕竟是父辈之间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后代,现在都退休了,也不想再去计较什么。可能这也与我们思想境界提高了有关系。 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3论现实 这个时代令我困惑 记:您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成长于革命年代,现在又身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历两个时代,您个人有何体会? 陶:过去那个时代的人很单纯,很理想主义,乐于奉献,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那个时代,把人都管僵死了,人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束缚了人性。 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你如果是几代贫农,这是很光荣,上学、工作、入党起码会受到优先照顾。穷归穷,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有尊严的;而现在,你如果是个贫困农民,就一点尊严也没有。对于这些,我自己特别痛心,也会有困惑——我身在一个革命的家庭,我父母为之献身的社会理想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能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人暴富,有些人是那么可怜,差距那么大。杀人越货、贪污受贿啊,社会是如此的混乱。我心想,我父母幸亏去世早,要是他们看见现在这个社会,一定会特别难过。但再和过去那个时代比,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富强了,至少不受欺负了,这一点是可以告慰他们的。 幸好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服自己:中国正在一个转型期,它失去了它原来特有的东西,但它又没有学到它想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像的阶段。但我相信,这个国家从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高度计划经济的时代,走向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肯定是要乱一阵,慢慢地,中国的民主法制会越来越成熟。 记:您对中国的改革怎么看? 陶:我是支持改革的。我们要允许老百姓对改革中的失误提出反思。在哪个地方有失误,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纠正它,但是不能从总体上否定掉改革。如果否定改革,就等于把我们前三十年的路都否定掉了,就等于中国又得重新从零走起,又得经过一番折腾。中国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们现在就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探索,往回走完全没有出路,只有往前走,才能走出去。我觉得已经可以看到那点光亮了。 市长要“讨好”老百姓 记:您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对中国的市长,您有哪些想法? 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写了一个提案,建议选择国内部分小城市试点推行市长直选。这个提案已经立案了。 直选不是竞选。我觉得,国内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竞选。我的想法是,让人大来推选一些市长候选人,这些人可以是共产党员,也可以是民主党派的,或无党派人士,老百姓可以通过媒体,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像香港那样。如果老百姓觉得某个市长候选人不错,他的政见好,老百姓投票选他。
现在我们国家在官员的选拔制度上存在一些弊端。要不然,曾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的韩桂芝怎么会受贿那么多,这都是跑官、卖官啊。如果市长由老百姓来选,他怎么跑啊?怎么卖啊?因为他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把他选上。 实行市长直选,市长必须得动脑子想点子怎么讨好老百姓,屁股必须得往老百姓这转,必须把政绩工程放一边去。否则,官员们的政绩观还是挺难遏制的。 写这个提案,我特别强调,这只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涉及行政层面上的,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现在,国内在村已经实行基层民主,让村民选村主任。在一些小的县级城市试点实行市长直选,就是把这个基层民主再提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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