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1966年6月,陶铸从广东到北京,从中南局第一书记晋升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1966年8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陶铸是党内一位极有个性的人,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头牛”,即不会轻易回头的“革命犟牛”。
陶铸是湖南祁阳人,他的父亲就很犟,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军阀杀害,因此陶家很穷。陶铸从小脾气也很倔。父亲死后,母亲坚决要送一个儿子上学,由于陶铸太倔,便选择了大子陶自强上学,留陶铸在家打柴。但陶铸很好强,打柴之余坚持自学。 陶自强在学校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陶铸却走得更加远,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为五期生,同年也加入了共产党。但在大革命失败时,陶自强被捕后写悔过书退了党。陶铸却“一条道上走到黑”,先是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回到了祁阳老家,还是不改初衷,继续干革命,当县委军事委员。
1929年秋起,陶铸被调往福建,先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厦门劫狱斗争,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克漳州,陶铸前去汇报工作,并且直截了当要求毛泽东支援他两个连的枪支。被拒绝后,他据理力争。毛泽东说他:“是头牛!”
1933年,陶铸调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坚强不屈,比牛还犟,结果,被判无期徒刑。这大牢一蹲就是整整四年多,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才被组织营救出狱,并被派往武汉工作。
1940年,陶铸调往延安,先是担任党内“总负责”张闻天的秘书,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在延安,他的性格一点都没有改变,有话就说,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不留面子,为此经常有人到张闻天、毛泽东那里告他的状。对前来告状的干部,毛泽东笑着说:“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陶铸因为这“犟牛”性格,在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中,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受了不少的折磨,毛泽东知道后伸出以援手,他才得以获救。
对于陶铸这样的“犟牛”,毛泽东却十分喜欢。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后来说:“因为有个性,有棱角。主席老是派我父亲打硬仗、啃硬骨头。”而陶铸有一个好品质,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一旦接受任务,就勇往直前,像个没有刹车的坦克车,不顾一切,“这样也难免伤了路边的一些作物。陶铸也曾检讨自己……”(陶斯亮语)不过,这些都无碍于陶铸成为一名革命家。
在新中国成立时,陶铸已是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由于广西剿匪在政策上太过宽松,他被毛泽东紧急调任广西省委担任代理书记,领导肃匪斗争。1951年,剿匪工作结束,他调任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在“反地方主义”中,陶铸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从此在粤主政15载。也就是说,他生命中1/4的时间在广东度过。但是,陶铸还是那个陶铸,个性丝毫没有改变。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这样的“大炮”,不仅毛泽东喜欢,而且邓小平也喜欢。1965年年底,在中央书记处改组时,邓小平推荐陶铸进京,毛泽东欣然应允,于是陶铸调任北京,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平时喜欢“放炮”的陶铸不降反升,先是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后又兼宣传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陶铸“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此时毛泽东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甚至,有人说,毛泽东的安排是:“文靠陶铸,武靠林彪”,以一文一武,推动“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身为顾问的陶铸却站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林彪要打倒邓小平,陶铸反对,甚至还说过“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的话。国庆节时,中央政治局十一个常委都要在报纸上发照片,陶铸发现邓小平没有一个靠近毛泽东的镜头时,便把陈毅靠近毛泽东的一张照片换成了邓小平——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换头术”,也成为陶铸随后的罪名之一。
11月10日,上海发生王洪文带人卧轨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做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但是,陶铸的态度则与之大相径庭,主持讨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就是要把他们(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
江青、林彪等人本来以为陶铸是个直性子,爱“放炮”,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结果却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铸仍在执行“刘邓路线”,同毛泽东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12月6日,陶铸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迫检讨。
可是,到了此时,陶铸“头牛”的性格还是没改变。12月30日,在接见造反派时,陶铸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多次“开炮”。这终于激怒了毛泽东。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就这样,陶铸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
至此,陶铸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上台到下台,连半年都不到。
陶铸在“文革”中名列高位,但他的“头牛”性格,使得他没有同流合污。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陶铸把自己写进了共和国英雄的史册。(陈冠任原创,未经许可其他媒体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