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于死地。
陶铸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并据此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其实这封 “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造反兵团”一伙人伪造的。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就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铸说过的一两句话,就把陶铸诬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也诬称陶铸“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铸被非法监禁8个月之后,他们又突然宣布陶铸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还在文中说:“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颠倒黑白的谰言
姚文元还颠倒黑白,说陶铸宣扬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发泄“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销“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铸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姚文元说陶铸宣传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一说陶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二说陶铸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三说陶铸宣传的“崇高的理想”就是当“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
姚文元攻击陶铸有“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就是根据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里说过的这么一段话:“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陶铸的这个比喻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着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世界的精神。但是,姚文元却斥之为大逆不道,指责为“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
姚文元说陶铸“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污蔑他所谈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专门用来残害无产阶级作家,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几条棍子———“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集束向陶铸打去。
“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姚文元一口气给陶铸罗列了几十个罪名。什么“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奴才”、“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党的阴谋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投机商人”、“伪君子”、“见不得阳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着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掀起的腥风血雨,面对着姚文元的所谓“历史的判决”,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22天,即1967年国庆节,陶铸满腔悲愤地写了四句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两年以后,在身患癌症、被强迫去安徽之前,他仍然壮怀激烈地写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
1969年11月30日,陶铸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在安徽合肥含冤病故,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