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城:研究湖湘文化的起源离不开永州文化
关于永州文化在湖湘文化中的定位,我引用岳麓书院晚清帝师、湖南人王闿运的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还有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进行诠释。前者是哲理,后者为激情,前者是对理的内化,是格物致知后理的经世致用;后者是对情的释放,是舍我其谁的张扬。对永州在湖湘文化中的定位,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寻:
(永州阳明竹海。)
永州的地域环境孕育湖湘文化的雏形
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永州三面环山,东北有个开口,地貌呈马蹄形。境内地形复杂,河川溪涧纵横交错,山岗盆地相间分布。《山海经》说:“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永州自古是华中、华东地区通往两广、海南的交通要塞,也是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素有“南山通衢”之称。“距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连五岭,梅庚绵亘于其前,衡岳镇临于其后”。可以说,镇永州东北可入中原腹地,控西南扼广西边陲之咽喉,据东南握广东海滨之通道,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史料记载,氏族公社晚期,南方的缙云氏后代,在长沙建立三苗国,永州属三苗的江南地,舜灭三苗,受禅即帝位。舜帝南巡崩于宁远九疑山,就称为“零陵”。
隋初时期,政府设永州总管府,永州、零陵从此一地二名。又因潇水与湘江在城区汇合,永州自古称“潇湘”,这后来演变为湖南的代称。汉代以后,长沙等地虽然逐步开发,成了鱼米之乡,但永州仍然属“南蛮之地”,流放之所。
由于永州自然条件恶劣又处在战略要地,每次社会动荡,都会带来硝烟战火,给永州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但这种环境也培养了永州人对天道无常的认同,培育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因此,研究湖湘文化的起源,离不开永州。
(永州女书。)
永州的远古文明为湖湘文化提供源泉
从永州的考古遗迹来看,我们发现,它们与先秦文献中的许多记载有惊人吻合。
2015年,中国科学院在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福岩洞遗址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证明8万至12万年前该地区出现了现代人,并在所在的文化层留有早期人类用火所产生的燃烧证据。
永州宁远挖掘的唐、宋两朝古舜帝陵庙遗址,其出土的文物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所描述的舜帝陵位置有惊人的吻合,这再次印证了舜帝南巡的史实。
2008年,考古学家在永州东安发现坐果山古文化遗址。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组完整的山地居住遗迹,古人用来支撑房屋柱子所留下的柱洞100多个,灰坑(包括火塘)10多个,还有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釜、罐、鼎、纺轮等陶器,少量青铜矛、玉玦、玉环等。从坐果山遗址发现的大量动物遗骨,可以确定聚落的经济形态是以狩猎为主体。永州远古的历史说明人类早期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在求生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就是文化。
江永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妇女专用文字,它的发展、传承及其为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构成了女书风俗。女书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永州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永州的碑文化也源远流长。如浯溪三绝堂内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大唐中兴颂》;柳子庙享堂后壁上唐代韩愈作文、苏轼书丹、颂扬柳子德政的《荔子碑》,历史上二者皆以奇文、奇字、奇石并称“三绝”,可以说是碑林中的旷世杰作,文物中的稀世瑰宝。碑文化是永州的特色,也是永州的骄傲。
(永州柳子街的晨光。)
永州移民文化给湖湘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永州又是湖南的交通要塞,从汉朝至明清,再至KANG倭寇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争的影响,百姓移民永州未曾间断。
秦始皇建秦朝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其中著名的就有蔚屠雎发卒50万戍边。50万士卒分为5军,其中一军守“九嶷”,即今宁远、蓝山、江华等县,秦亡后,这些士卒“与越人杂处”,“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
汉平南越后,设初郡十七,也各置吏卒以守。公元前217年修建五岭峤道,公元前214年修建灵渠,这拉开了中原汉人南迁永州的序幕。
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最大的一次是元末明初。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第二个高潮是清初。
永州的移民有如下特点:一是来源纷繁。五代以前,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多来自东方。根据各县市地方志的姓氏考源,移民祖籍涉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辽东、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广东、广西等地。其中北方移民以山东居多,例如江永县、道县排名前四位的姓氏“何、周、蒋、李”,祖籍均为山东,东部移民以江西为最。二是年代远近各异。黄姓奉姓为秦时迁入。三是移民迁徙途中,常有辗转各地的现象。移民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多元的血液。
(永州柳子庙,永州人民为纪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而筑建。本文组图来源:红网)
永州人对湖湘文化传承起到传播作用
纵览历史,古有周敦颐、怀素、柳宗元,近有李达、陶铸,他们对于永州文化在湖湘文化中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敦颐是湖湘文化的开拓者,代表作《太极图说》《通书》,儒家理学派开山鼻祖。继承孔孟学说,引领儒家经传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影响程朱理学的形成,其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湖湘学派的理论来源。
柳宗元对永州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写下《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等一批山水游记,宣传了永州山水之美。二是他在逆境中奋起,为追求理想矢志不渝,成为谪官的楷模。三是柳宗元对永州的重教传统具有促进作用,对湖湘文化具有开启之功。宋代诗人杨万里在《零陵县种爱堂记》说“零陵……山川木石之奇,古不求闻于世,而为天下之所慕。故生于其间者,多秀民。至于前辈诸巨公不容而南者,名德相望,而寓于此,其人士见闻而熟化焉,往往以行义、文学骏发而焯者,视中州无所与逊也”。文字饱含了对柳宗元的褒扬。四是柳开拓了唐代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新途径,为儒学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认为佛教的教理“往往与《易》《论语》合,诚采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他认为儒家的礼义与佛家的戒律是一致的——“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
李达和陶铸是近代湖湘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永州人,近代湖湘文化灿若星河,他们功不可没。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永州历史上的名人,今天的湖湘文化才会如此精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