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终于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在11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八条决定之后,11月27日,他又一次要求大会转入农业等经济问题的讨论。然而,华国锋已经无法控制会议的进程了。就在华国锋刚刚说毕,便有人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在这场讨论中,一些口号不妥,例如“反对现代迷信”、“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等等,这些口号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这位发言者还认为,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所产生的分歧,只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谈不上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这位发言者原本是批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想不到,这一发言帮了倒忙,马上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不满,一下子把大会的注意力吸引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去了! 针对这一发言,胡乔木在小组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 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 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 代表们纷纷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本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应积极组织、领导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应该设置种种禁区,下达种种禁令,阻止、压制这场大讨论。代表们也纷纷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批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本来,《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理应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起理论指导作用。然而,《红旗》杂志起初“不表态、不卷入”,后来甚至发展到组织写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红旗》杂志自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花独放”,实际上这“一花”脱离了百花,脱离了真理。 代表们从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进而不指名地批评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甚至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代表们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代表们还提出建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以求对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不能不对“两个凡是”表态了。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华国锋还说,“华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提法不妥,把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之上,希望今后不要再这么讲了。 也正是这一巨大胜利,从此动摇了华国锋的“英明领袖”的政治地位。虽说此后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掌舵人从此转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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