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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在祁阳五七大学创立时生活了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条件是极其艰苦，当时似乎倒不觉得苦，有时也有一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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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五七大学，说是大学，其实是一所县办的中等专业学校。为什么用“祁阳五七大学”这个名？这是因为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五七大学”是遵循毛泽东主席1966年5.7指示而创办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这就是学校名称的由来。校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现在的年青人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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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苦，第一是生活条件艰苦。一没校舍教室，二没食堂。食堂是在双星小学侧墙建立一个简易棚子。生活用水也是困难的，在浴室或浴盆里（都没有）洗澡是奢望。我的不洁癖硬本领就是这样炼成的。当初招收5个班，全都租用附近民房作学生住房。有些民房是老百姓的柴房、杂房。我的那间小房，10平方米，住4人。双层铺上层起床时，不能伸腰，否则，头就撞在脊瓦上。春天了，房顶的瓦剌子毛毛虫，掉在被面上，刺毛竖立，也够吓人的。农学班住狮子塘院子，离双星小学200米。卫生班住在杉木塘院子里，离双星小学300米。林果班住在渠道那边的小姑塘村的破旧办公室，离双星小学至少有600米。吃一顿饭，来回就是一公里多。这些路，都是田埂路，雨天一窝糟，一脚下去，有时鞋都拔不出来。第二是劳动强度大。当时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劳动有挑砖、打砖坯、挑田、种菜、背树......等，全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建房，没有铝合金建筑材料，木材用得多。有次在大忠桥远景村的山冲里买了一批树，都是学生背到大忠桥街上装车的，一趟就有六七里。从学校到大忠桥，有30余里，我们来回都是步行的。学校不知在那里买了一批树，放在浯溪三绝堂的湘江河边，要农学班去守护，我报了名。我们有七八个人，就在《大唐中兴颂》旁睡了10来夜。看守倒不费力，可晚上河风吹来，被窝里没有热气。那时，我只听说碑刻可以拓片，可不懂技术。要是我知道拓片，把《大唐中兴颂》拓上10遍，时间上是没问题的。开始建房，学校发动学生自己打砖坯，装窑，烧红砖。每班都烧了一窑砖。学校有稻田近20亩，为了农业学大寨，搞稻田平整，把小丘改大田，搞了一个多月，都是挖土，挑土。有的地方挖了近2米高。后来搞了三丘田。田埂变直了，每丘田面积大了，这只是视觉上好了一点。其实，根本没有好处，反而把稻田结构全破坏了，耕作层，自然形成的防渗层，全没有了。当然，那时都是凭热情，不凭科学，可以理解。但是，一声令下，我们肿了很多肩膀，磨破了很多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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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学校教师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校长杨珪，副校长刘振球，还有一个管政工的。教导主任邓太清，总务主任李仕瑞。农学班班主任兼专任教师刘佳贻，林果班班主任兼专任教师李飞，1978年考上研究生。水电班的不清楚。师范班班主任李德卿，卫生班是中医院的赵医生。公共科：语文教师秦文生，1978年调入衡阳师专。数学老师胡友模，1978年调入零陵师范，任校长。政治教师邓安民。农学班专业课有：水稻栽培学，植物保护学，遗传育种学……等。使用省农业中等专业课本。开始时没有教室，就在大的住房里上课，学生也能记笔记。记得秦文生老师给我们上公共课---语文，是在双星小学的教室里，大约是星期日，小学生放假，大学生上课。秦老师上课很受欢迎。一是他的课堂艺术高，二是他态度和蔼，三是他知识渊博。也有期中、期末考试，毕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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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祁阳五七大学所在的地方，叫野鸡皂。学校附近确有野鸡，我亲见过。人们一说野鸡皂，就知道是祁阳五七大学，野鸡皂成了祁阳五七大学的代名词。不知何故，现在不叫野鸡皂，叫黄公岭了。杨校长常说，要让野鸡皂里飞出凤凰来。第一届学生多数是社会优秀青年，毕业后，县里没有落实“学以致用”的问题。但还是出了不少人才。据个人所知，农学班李小春，回乡后的成绩曾被《湖南日报》报道过。欧xx，申xx走上了市、县级领导岗位，林果班有人后来在大学当教授。水电班郑xx、邓xx、曾xx都走上了省、县级领导岗位。师范班后来按毕业考试成绩转正20多人。卫生班全部安排乡镇卫生院，也有个别在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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