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提速 “大厅局”思路在各省市延伸

日前，在中编办召开部署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会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编委委员马凯将其概括为:转变职能、优化结构、强化责任和严控编制，并称“适时跟进十分必要和迫切’。

“开始触及此轮改革的痛处。”11日，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说，最近中央下发的地方机构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就是地方改革的指挥棒。石亚军进一步说，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掣肘，事关改革的成败。

在此情形之下，刺激地方改革的奖励政策应运而生，9月9日财政部出台的奖励举措称:撤并1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这为地方机构的改革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值得期待。

地方不搞“一刀切”

在中央层面运转半年后，“大部制”改革进入地方层面试水。而“7+1”式的地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最近中央下发的地方机构改革的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的。

所谓“7+1”，是指改革将会涉及7个领域和一个“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7个领域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住房保障、人力资源、文化市场、食品药品。“这与中央大部制改革思路一致。”石亚军说，前述主要经济领域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

今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就表示，除中央有原则要求上下对口外，地方政府不搞“一刀切”。而中央下发的《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也称，允许各省市充分考虑政府职能特点设置机构，不搞一刀切。如此看来，中央并没有特意确定某个改革试点为样本。

另外，对机构设置数量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这也意味着不搞一刀切，比如省、自治区政府机构限额为40个左右，规模比较小的省份为30个左右，直辖市为45个左右。“年底前各省会陆续上报具体的改革方案，而市县级改革推行料在明年开始。”石亚军说，这给各地探索改革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事实上，地方机构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海南、浙江、湖北、山西、吉林、重庆等省市均曾试点过地方改革。“在此轮改革中，这些试点又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即探索大部门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如是分析。

“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最为关键的应该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汪玉凯认为，许多问题在中央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可能不会出现，但是具体到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就变得非常突出。显然，在地方层面上的改革，需要更多探索。

指挥棒倾向“省管县”

“非常看好”。谈及各界追捧的“省管县”改革时，石亚军说，它是近几年地方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

“除了4个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区以外，自1992年至今，全国有20多个省份尝试‘省管县’改革。”石亚军说。据悉，石亚军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政府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政府改革问题的研究，曾对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四级近100个政府做过深入调查。

目前，“省管县”有海南模式和浙江模式两个改革的方向，前者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代表，后者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代表。据石亚军分析，浙江模式仍是目前多数地区推行可供参考的路径，而海南模式虽然与其省情密切相关，但从财政的“省管县”到行政的“省管县”显然是一种趋势。

“尽管目前很多地方的‘省管县’改革也主要是集中在财政方面，但对于系统地完成‘大部制’改革来说，实现真正行政意义上的‘省管县’才是最终目标。”石亚军解释说，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要向中央政府申请项目或者资金，自然名不正言不顺。

同样，作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部分，乡镇机构改革也正在加快推进。记者获悉，中央高层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要求首先就是“5年内编制只减不增”。不仅如此，“转变职能、优化结构、强化责任”也是此轮地方改革的主要任务。

据统计，中国52％以上的乡镇机构目前已推行或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其中，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湖北、重庆等8个地方全面推开了乡镇机构改革试点，而其他省份也开始局部试点。

“中央要求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石亚军认为，如何解决中央的条线管理和地方以块管理的矛盾迫在眉睫。

地方“大厅局”亮相

8月8日，重庆市农业委员会（下称重庆市农委）低调挂牌。这个农业“大部制”的正局级部门，是对中央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回应。

“合并4个（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涉农部门的‘大部制’式机构，是当地继大交通、大文化等改革之后的又一新举。”11日，重庆市农委宣传处何德元处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这是重庆准许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机构改革的要义之一。

去年一份名为《关于把重庆创建成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的建议》引发广泛关注。“在大部制改革中，重庆应大力减少职能交叉重叠的市级管理部门，积极组建大工业、大交通、大环保、大农业等市级部门。”重庆市发改委合作处处长徐进说。

而在重庆之前，成都市在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样建立了类似大部制式的局级部门。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林凌教授说:“原来的4个机构均涉及‘三农’职权，合并后的重庆市农委，消除了彼此间的‘扯皮’现象。”

记者获悉，重庆市农委的改革方案述称:其为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坦言:“最大的好处是发挥统筹作用，重庆每年20亿元的涉农资金，可以完全用在刀刃上。”

据悉，今年2月时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夏祖相被任命为农业局局长，其任命被认为是“有目的的安排”——启动大部制改革。何德元为此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磨合期间，一个处室同时有几个正处长并不奇怪，只好临时指定“某处长召集人”协助工作。

“半年多来，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200多名机关干部的改革顺利进行。”曾在农业系统工作20多年的夏回忆说，“成立后的重庆市农委减少市直属机构、事业机构各1个、处级内设机构16个。”

事实上，“重庆大部制”并非是个案，成都、海南、深圳等地在农业、水务、交通、文化等领域相继展开“整合尝试”，如海南省先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工业经济和信息产业局。

而今“大部制”的思路正在延伸到各省市，一大批“大厅局”有望逐步亮相，涉及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交通运输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