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机会回祁阳，找到那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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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机会回祁阳，找到那座学校”

2013年04月02日 00:00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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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希望有机会回祁阳，找到那座学校”

中国营造学社所在地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位于天安门西侧，1931年学社首次在此举办圆明园文物展，引起社会关注。1932年，学社正式在公园内的西朝房办公，直至抗战爆发。

《孟宅倒八尺及耳房断面图》，刊于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作者刘致平。他评价，“云南多山，且近赤道，故房子多傍山修筑，方向不取周正”，图为昆明“一颗印”式乡村民居，“高墙厚墉，野兽自难闯入”。

□撰文/刘海波 供图/殷力欣

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1945年被迫解散，建筑界引以为憾”，2013年3月13日，长沙天心阁前的古建筑大讲堂，中国文化史、建筑艺术史学者殷力欣研究员漫谈往事。风雨飘摇的年代，古建难以瓦全，而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亦一路坎坷。学社成员们在颠沛流离中练成了搬家能手，其中一个湖南人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还为家乡祁阳建下了一所大学。

再来谈一段七十多年前的往事，并寻找陈明达设计的那所“大学”的一切线索。

1932年起，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转向古建筑遗构实物的调查和测绘

1932年，北京梁思成家中，35岁的刘敦桢与31岁的梁思成第一次碰面。刘问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从何处入手？”梁思成顺手从桌上抄起一张纸，写了两个字。刘敦桢也拿起一张纸写字。两人互相亮出纸上的字，不约而同，写的“材、栔”二字。

“材、栔”是宋代衡量建筑物和建筑构件尺度的基本模数单位，见于宋代土木建筑师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1918年，时任北洋政府官员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的藏书中发现了《营造法式》抄本，随后委托文献学专家对《营造法式》悉心汇校，先后两次刊行。

与此同时，为了系统搜集、整理中国古代营造文献，朱启钤取《营造法式》中“营造”二字，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会”，它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中国古建研究的开端。

从1932年起，中国营造学社由梁思成、刘敦桢二人领衔，转向古建筑遗构实物的调查和测绘。他们一改过去依靠考证文献，埋于故纸堆的片面方法，通过测量、绘图、摄影等手段，详细记录遗存古建的实际情况。

梁、刘二人分工合作，带领青年助手外出考察。此时的营造学社，已先后吸纳了单士元、王璞子、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年青一代建筑专家。碰巧的是，梁思成和莫宗江都是广东新会人，而刘敦桢、陈明达老家都是湖南的，莫、陈二人分别为梁、刘的主要助手。

“‘梁刘’在建筑历史界，恰如盛唐诗坛齐名的‘李杜’”，建筑史学者、陈明达之外甥殷力欣在古建筑讲堂上介绍梁、刘、陈、莫四人时，以此作比。作为梁、刘的助手，莫宗江和陈明达两人，亦分别继承了他们治学时的奇才和严谨沉稳。

抗战胜利后，刘敦桢再也没能回去新宁，陈明达为祁阳设计了一所大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营造学社因为经费来源断绝，工作停顿，决定南迁。朱启钤留守北京，梁思成和刘敦桢率学社成员南行，在长沙组织临时工作站。

新宁县位于湘西南一隅，西汉时见于史载，民国时交通仍十分闭塞，但也保留了较多的廊桥、古民居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刘敦桢利用回乡之便，对有新宁地方特色的民居、宗祠、桥梁等进行了考察，将刘家老宅作为湘南民居实例收录在《中国住宅概说》中，并以江口古桥（不存）为例，撰写了《中国之廊桥》。

刘敦桢曾计划在自己退休之际，回到新宁老家养老，但事与愿违。“1937年在新宁小住的几个月，是父亲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刘叙杰说。

陈明达生于长沙，老家湖南祁阳，1925年，陈明达一家从长沙搬往北京。学社转移到长沙时，陈明达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祁阳老家。在维修好的祠堂祭祖时，陈明达发现，祠堂所有斗拱都被拆下来堆在了墙边。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它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发展到清代，斗拱的结构作用蜕化，仅作为装饰。“这样的实例可遇而不可求”，殷力欣回忆。

陈明达心念故乡，抗战胜利后，曾短期回乡，计划重建被焚毁的陈家祖祠。但当地陈氏族人商议，认为筹建一所新兴的大学比私家祠堂更有意义。为此，陈明达竭尽平生所学，短时间内完成了学校的设计图、施工图，甚至编制了详尽的工程预算。“后来学校建成了，但因时局变化，听说没能办成大学，将此建筑群改成了一所中学”，殷力欣说，“希望有机会回祁阳，找到那座学校”。

多年颠沛流离，大家都成了搬家能手

1938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从长沙迁往昆明，梁思成和其他社员先期到达。刘敦桢则带着家眷从新宁经桂林、柳州和南宁，绕道越南到达昆明。当年秋天，日军对昆明轰炸逐渐加剧，学社又从城内搬出，移到昆明市郊以北10公里的龙泉镇。此期间，刘敦桢率陈明达、莫宗江考查了昆明丽江9市县140余处古建筑遗存。

1939年，学社全体成员从昆明出发，沿川康地区（今川西及西藏东部）行进考察。半年里，他们共跑遍四川35个县，调查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等约730余处。这是中国营造学社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

研究工作在继续，而迁徙和动荡也未停止。

1939年夏天，北京传来消息，天津发生水灾，寄存麦加利银行地库的物品，全部遭水淹没。学社寄存在此的大部分仪器、图籍等被损坏。水退后物品回京整理，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昆明已岌岌可危。当年冬天，学社又被迫迁往四川宜宾。他们挤在一辆旧卡车上，走走停停，在滇、黔、川三省间盘曲的公路上颠簸，最后从泸州换船到了南溪李庄镇。多年颠沛流离，大家都成了搬家能手，今年83岁的刘叙杰，仍记得自己和梁从诫帮大人收拾东西的情形，“那时我们都不到10岁，手脚利索，哪个木箱该放哪些东西”。原来装煤油的木板箱成为学社成员仰仗的宝物，“它既可以用来装物品，又可作为简易的组合家具”。

终点李庄，位于宜宾市下游20公里的长江南岸，是在当时“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同时迁来此地的还有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济大学等文教单位，这里有许多民舍和待垦荒地，能维持基本的工作和生活。

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自七七事变后南迁已逾七年，因为无法解决印刷问题，《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直停刊。此时，营造学社的经费已几近枯竭，但梁思成认为，“一个学术团体不能没有学术刊物”，决定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思成和学社成员们自己撰稿、绘图，用石刻，土纸印刷，汇刊第七卷终于面世。如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仍有留存，虽然纸张简陋、粗糙，但是字迹工整，插图精美。

抗战胜利后，学社的社员大半离职，只余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北上。然而此时的学社因缺乏经费、人手，名存实亡。1946年，曾走遍中国15省200余县，寻访古建遗迹2000余处的中国营造学社宣告解散。

声音

我们是在用几代人的时间，去完成布鲁内列斯琪一个人的工作

殷力欣中国文化史、建筑艺术史学者，《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副总编辑，现居北京。

创新往往要借助于对以往文明成果的再认识，表现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如此，孙中山以降对中华文明复兴之路的探索与追求如此。中国营造学社的意义也是如此。

早期的文艺复兴首先表现在建筑上。14世纪末，意大利建筑师布鲁内列斯琪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建筑先驱。他到郊外看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遗迹，参考它们的柱式、拱券等构建，设计建造了佛罗伦萨大教堂、巴奇小礼拜堂等。此时，意大利进入文艺复兴时代。

在我看来，8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所做的，就像布鲁内列斯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所做的一样——由学习古典入手，而目的是完成创新。所不同的是，布鲁内列斯琪当年凭一己之力即可完成的工作，在中国却需要几代人、多学科合作完成，因为中国文化积淀过于厚重，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又过于复杂。

比如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他是中山陵的设计者。作为设计师，吕专注于新建筑材料和西方建筑力学领域，力图在建筑设计上作尝试，但他对中国本土古建筑的了解却并不深入，他于1929年逝世，终年35岁，而那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试想，吕彦直这样的中国设计师如果有机会及时了解到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研究成果，甚至如果有机会合作，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预告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已于3月全国启动，追寻营造学社之路，以镜头记录古建筑的美好与缺憾。湖南赛区将于3月底在邵阳浪石、怀化五宝田、郴州板梁等古村落展开外拍，投稿及报名参加外拍，可登录“一路拍影像社区”http://www.16pai.com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