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亲自出面为何也没保住陶铸
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回到家里，曾志望着陶铸怒气未消的脸色，很平静地诚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不时甚至吵得很凶。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曾志就独自去到蔡畅大姐那院，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到家后，就“闭门谢客”，等候处置。
只隔一天，陶铸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嚷着：“曾志，我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告诉曾志，这天上午，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进会议室，主席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陶铸对曾志说：“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你这个人呵！”毛泽东微笑着诙谐地批评陶铸说：“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接着，毛泽东问他：“我要你和谭震林到中南、华北去了解情况，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答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顺手在桌上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交给了陶铸，叮嘱他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嘱咐完了，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的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
陶铸以为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对于陶铸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30日，已是晚上10点钟，由中央文革那伙人事先策划好的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队”突然闯到中南海门前，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如不当晚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会场气氛不对头，造**派的一个头头横蛮无理地指着陶铸叫嚷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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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原创】陶铸之死内幕--谁是元凶--之一
2005-01-26 17:09:28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8867.shtml
大家知道，陶铸作为有名的“毛泽东的好学生” 之一，又和林彪渊源甚深，既然同两位统帅关系这么好，那么为什么还回被打倒，而且被打倒之时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很久以来，因为老毛的这句话而使此事盖棺定论：毛转记载，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是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1 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2毛泽东传 编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 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编审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事情首先从刘陶的关系说起。后来，陶铸很受老毛的重用，所以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老毛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
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６０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老毛的荒唐路线，以收束大跃进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时认同刘：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
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４５２页]
１９６４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刘曾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夕是刘既迎合毛、也是对抗老毛的材料。老毛不会对陶的“倒戈“迹象毫无觉察，但是曾志(陶的太太)解释到，老毛也许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信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瞩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没有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长期有分歧的干将担任揪刘先锋，孰料陶已认同刘的路线，不能承担毛指派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保皇派， 。
而且老毛对于他认为的自己毛派的人的背叛，下手尤很。 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6 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３０９页] 。因为陶铸没有“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于刘少奇，这才是老毛置于陶铸之死地的根本原因。 顺便讲一下类似几个人的遭遇，早的有井岗山出来的何长工，肖克等，后来有贺龙，他们的结局不能不说和老毛的这个作风有关。
而最能说明刘陶之间关系的是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陈伯达在给老毛整理完二十三条后，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王力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 后来这三个人真的就找了刘少奇，而且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老毛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老毛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7 王力 王力回忆录]。
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陶刘的关系确非一般。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陶和周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后，做出了很多不符合老毛意愿的事情来，最终被打倒，当然这里面被使用的棋子是不少的。
2011-12-21回复
星星
“打倒陶铸”——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武汉“专
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从此，八届十
一中全会后被提拔到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
领导人陶铸被打倒。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是
林彪的老部下，被点名‘打倒’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来京后辜负了毛主席和
林副主席的信任，工作没有做好，本想过年后离京去各地搞点‘调查研究’，但万
万没想到顷刻之间变成了‘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
觉会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
林彪的“默默无语”，正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毛泽东一手制
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１９６６年）
九月就已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
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
铸。”
此外，陶铸想恢复中央书记处班子，主持起草工业十二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
产”的社论等，都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１１月１４日以后，毛泽东开始收到一些
告陶铸的信，“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随后
毛泽东又定了开“生活会”批评陶铸，“这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十二月下旬
开的……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１９６
７年１月４日，在江青主持的会上主要由陈伯达讲话公开提出了打倒陶铸。虽然后
来毛泽东表示过不同意这次公开宣布并指责了陈伯达和江青，但他并未重申对陶铸
要“保”，而是在１月８日的会上就陶铸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表态：“陶铸问题很严
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
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
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
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
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
就解决了。”
王力出席了这次会，对毛泽东指责陶铸“极不老实”一语，他回忆说：“我记
得是说很不老实，有的历史学家把很字去掉，只说不老实。”陶铸夫人曾志不相信
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认为可能是说的“不老成”，还写信去问毛泽东，但毛泽
东却不明确表态。王力说：“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
铸揪出来才好呢！’”
几个月后的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
篇被陶铸认为是“置我于死地”的文章，也是毛泽东从８月中旬到９月上旬多次审
阅修改并在批示中称之为“很好”、“极好”的，连文章标题也是毛泽东改拟的。
“夺权”——夺权也是毛泽东独自发出的号召。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在北
京及外地造反派组织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上，陈伯
达和周恩来先后讲话，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说的“接管”，实
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
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
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据王力回忆：在那次大会
上“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
能监督，不能夺权。……当天下午刚散会，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
陈伯达……毛主席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
权。毛主席然后讲了一大篇的话，后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
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就是号召夺权口号的背景，这是毛主席的系统的思想，
是第一篇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夺权，评论员文章根据
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
可是后来却把林彪在此之后（１月２３日）的一个讲话作为他“策划夺权”的
罪证：“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
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其实，在此之前，“夺权”已经作为毛泽东的“
战略部署”开始贯彻，据王力回忆：“毛主席号召夺权，我没有反对，其他也没有
一个人反对，中央领导核心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周恩来在１月２１日（比前
引林彪讲话还早两天）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传达了：“关于夺权，报纸
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
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
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王力还说明：“这也有档案
可查。”并强调“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王力以这句话作为这
段文字的小标题）。
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
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
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
集体领导。”
2011-12-21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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