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的祁阳记忆（二十六）没有硝烟的战争——国货运动

没有硝烟的战争——国货运动

　　　　　　　　晚清、民国初年起，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人经济主权意识的日益增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振兴民族经济的国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大规模展开，成为了民国时期重要的爱国运动。今天的徽章就聊聊这事儿……　

　　　　这是一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货公司的证章，徽章造型别致，上部分是一个圆，中间是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有两个红色大字“国货”，地图周围是四射的光芒线，寓意国货公司在全国的大发展大繁荣。下部分是一双手，象征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用双手托举出国货公司的广阔天地。双手中间有徽章的使用年代“35”。章的背面有章的号码“90”。

　　　　1932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鉴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在上海联合一批实业界企业家代表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成为上海发展国货的重要机构。随着国货运动的逐渐发展，1933上海中国国货公司顺势诞生，方液仙担任公司总经理。他在公司总章程中提出为了方便人们挑选质量上乘的国货，故成立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若是公司的发展欣欣向荣，那么国货的复兴也就指日可待。随着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大获成功，此模式也被推广到各地区，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中国国货公司。各地国货公司的成立既是国货运动下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国货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了初步的国货发展网络，极大的推动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在国力衰退的现实条件下，每当外患加深，抵制洋货与发展国货运动便如同孪生兄弟一般在中国重复上演，成为中国人反抗侵略的重要情绪宣泄口。抵制洋货、发展国货运动自20世纪初开始展开，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成为20世纪第一个反洋货运动的高潮。1915年倭寇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RIHUO运动。此后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抵英运动、五卅运动等又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抵制外货的群众运动，与抵制洋货相对应的，提倡使用国货的呼声也随之一次又一次的高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有几项因素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首先是民族危机的加剧，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于倭寇之手，中国不但丧失巨大的商品输出所带来的资金，而且由于东北已经成为敌占区，故而内地用于购买东北商品的资金大量的流向倭寇。加之关内的货物向东北运输时需要交纳大量的关税，这使得关内的资本大量的被倭寇榨取。洋货的盛行和资金的流失对于本已经缺乏发展资金的国内民族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二是洋货的大量输入使民族企业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实现产业的升级改造，甚至一些小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破产。一位小学生在作文中假借“国货”的口吻给“洋货”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洋货，自从你侵入中国，我们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我们觉悟了，尽量增加我们的生产，准备和你们做最后的决斗。”虽然这封充满童真的信在今人看来非常有趣，但却反映出即使是小学生都发现国货被洋货严重挤压的残酷现实。

　　1930年代的中国，各色各样的国货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发展国货一词再次成为舆论界的时髦词语。“国货年”与国货陈列会的举办，国货商场的设立，各种国货团体的建立，更有例如《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诸多报纸杂志直接以发展国货为办报宗旨。“战胜强敌，要用国货”、“提借国货、共纾国难”此类标语盛行一时，国货与“爱国”、“救亡”等词语紧密相连。一时间提倡国货、共纾国难的思想俨然在社会上成为非常火热的话题，如果当时的中国有微博，那么发展国货一定是微博的热搜话题常客。

　　　社会各界为推动国货的发展，还特意设置“国货年”以增强人们使用国货的意识。1933年成为第一个“国货年”，此后的1934、1935、1936、1937这四个国货年更是被冠以“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市民国货年”、“公务员国货年”等不同的主题，而这也意味着倡议国货年者想要联合社会各界使用国货的愿望。

　　　作为政权的实际掌控者，政府对于发展国货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倭寇对于中国的威胁日益巨大，也开始为战争的进一步扩大而进行战备活动，发展国货一事正好与中央政府的战略意图相符合，所以在1930年代的中国，发展国货成为政府与社会所共同推动的一件事情。

　　　具体来说政府对于发展国货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机构强制使用国货。对于此项措施，当时在山西省政府任职的赵正楷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还曾写道：“当时全省公教机关，除非无国货可资代替之必需品外，倘有采用外货者一律严厉处分。”即使是省政府举办宴席也“绝不用鱼翅、海参等外来产品”，饭桌上最为珍贵的一道菜也不过是被称为“猴头”的产于山西省安泽县山上的一种菌类食品罢了。

　　　其次便是从教育着手，将发展国货的思想编入课本，使学生自青少年时便接受使用国货的教育。当时便有人认为“关于提倡国货，非在教科书上编订上一页不可，我以为最好于每一教科书上，开首即订此一页，展卷可见”，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养成使用国货的良好习惯。而教师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更是要接受来自政培训以确保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能够对学生实施正确的国货教育。

　　　民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各种救国思潮层出不穷，正所谓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而发展国货的思潮便是在倭寇侵略中国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各界纷纷开展抵制RIHUO，发展国货的运动，祁阳也不可避免地汇入这救国救民的时代大潮当中去。

　　　1926年6月，特支组织工人宣传队，向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宣传，号召人民抵制“仇货”，特别是英货和RIHUO。

　　　1926年6月，在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五卅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共祁阳特支以此为契机，倡导成立“祁阳县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并委派彭树德为委员长。“祁阳县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组织县城工人没收正大、福记、叶同盛等公司的洋货，开市公开拍卖，其所得经费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和兴办民众福利事业。同时，领导工人和县城各界向买办奸商开展经济斗争，抵制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