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四大“红色公主”是哪四人？此名头何时出现？她们今何在？

1961年1月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从左至右)深圳罗湖桥头留影。

　　一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

　　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

　　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三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