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在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center]在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center]
[center]李长春[/center]
[center]（2008年1月16日）[/center]

[center]2008年01月17日01:5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center]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陶铸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深切缅怀他的历史功绩，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民群众熟悉和爱戴的革命前辈。

　　陶铸同志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２５年，他奔赴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１９２６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他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指挥了营救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的厦门劫狱斗争，参与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武装力量和闽东人民武装力量。１９３３年５月，陶铸同志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组织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并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著作。后来他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陶铸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到湖北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培养抗日骨干力量，点燃了鄂中抗日烽火，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年，陶铸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他参与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他主持编写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领导作风》三本工作手册，是当时指导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１９４５年，他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同志奔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等职。他领导创建的辽吉根据地，成为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重要前哨阵地。１９４８年８月，他出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之后，随部队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其间，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大战役胜利后，陶铸同志继续随军南下，先后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１９５１年２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１９５３年５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１９５５年７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经兼任广东省省长。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１９６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从１９４９年随军南下到１９６６年离开，陶铸同志在中南地区工作达十七年之久。这十七年的大部分岁月，陶铸同志在广东度过。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生产，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注重农业发展，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要求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加美丽。他重视宣传和文化工作，领导创办了《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一些重要的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自１９６０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６０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陶铸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１９６１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１９６２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构想。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１９６５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１９６５年１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６６年５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志们：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今天，我们纪念陶铸同志，要学习他对党无限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我们要学习陶铸同志光明磊落、坚持真理的革命情操。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陶铸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的优良作风。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１９５９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要学习陶铸同志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崇高精神。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同志们！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我们纪念陶铸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做好今天的各项工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