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红色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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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红色征程[图]

中国网 | 时间： 2007-03-08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陶斯亮：红色征程 2004年第12期《人物》杂志  （文/张伟涛）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夏，曾志与丈夫陶铸先后来到延安，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于1941年生下了两人惟一的女儿陶斯亮。应该说，陶斯亮属于命大的那种，据曾志自己回忆，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曾经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后在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了地上。但就算这样，对生命异常执著的陶斯亮仍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幸福，也吃尽了苦楚。 　　1945年，陶斯亮4岁的时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杨顺卿照看。这样做的原因是陶铸已经被委派到东北沦陷区去组织敌后游击队，而曾志，由于延安的“审干”和“整风”风波，坚持要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临别的时候，曾志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当天送行的人很多，陶铸抱着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他们无法确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可以和女儿团聚。 　　从照片上看，杨顺卿清瘦、善良，是个极温顺的人，他对照顾陶斯亮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同时也把他性格中安详稳重的部分给了这个“养女”。因为无论是陶铸还是曾志，在性格上都是坚硬如铁的人，而陶斯亮身上带着的那种温顺显然与杨顺卿的抚养有关。从这时开始，陶斯亮就和杨叔叔相依为命。杨顺卿养了只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他业余时间还纺线，把卖线得来的钱全都给陶斯亮买了解馋的零食。第二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于是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样，七八月间，在组织的安排下，杨顺卿带着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和曾志夫妇，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危险旅程。刚从延安走出不到30里，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了青纱帐，直到天黑才敢出来。估计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空袭，杨顺卿决定往回走，这样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是由于会经过很多解放区，可以减少危险。于是，他们先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南下邯郸，继而东行山东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再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幼小的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但却已长大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避开飞机的轰炸，如何在焦急的时候安慰杨叔叔。一个40多岁的残废军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孩，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这段传奇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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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正在开会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被卫兵告之，在省委大院门口，一个要饭的老头带着一个小女孩要见他，说是他的女儿。陶铸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早就知道女儿出来寻找自己了，但由于长时间杳无音信，认为一定是死在路上了，于是便将女儿的照片都挂在了墙上，当作遗像凭吊。此时的陶铸这个高兴呀，一下冲出门外，一屋子开会的人也都跟着冲了出来。他看到女儿好生生地站在眼前，一下把她抱了起来。但陶斯亮几乎已经不记得父亲了，吓得大声哭起来。此时的曾志正在前线工作，后来得知女儿安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悲喜异常，百感交集。此后，杨顺卿一直守候在陶斯亮的左右，直到解放后，陶铸夫妇才将他安排到贵州的省委招待所当科长。走的时候，杨顺卿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陶斯亮，一老一小哭得昏天黑地。“文革”以后，杨顺卿从贵州到北京看过陶斯亮，陶斯亮也专程去贵州看过他，两人亲密的感情保持了一生。 　　1949年3月，陶斯亮随父母从沈阳来到北京，后又抵武汉，陶铸被任命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再后来，陶铸又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达广州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华南军区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的曾志正是事业上生机勃勃的时候，她不愿被别人称为“夫人”而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她总想独立地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她觉得自己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是搞不好工作的。于是她没有住到广州东山的家里，而是将家安在西村电厂里面，并先后将母亲和其他亲属接到厂里同住，自己则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调查和学习上。 　　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这一时期，父亲虽然非常忙，但是对陶斯亮的关心非常细致。广东天气热，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觉着凉，父亲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帐是不是放好了。连陶斯亮日常穿衣服，父亲也希望她能穿得漂亮一点，头发要是梳得太板了，总忘不了给她胡噜乱一点儿，说这样更漂亮。他甚至不许陶斯亮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年纪尚小的陶斯亮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家里几口人，她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陶斯亮总结优缺点，让她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她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他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陶斯亮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陶斯亮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陶铸看到这一句，就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陶斯亮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陶铸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与母亲相比，陶斯亮总觉得爸爸有诗人气质，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不太适合当政治家，而母亲是个女强人，所以总是事业心很强，连在家里都不苟言笑。平常父女俩说笑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父女俩有一次聊天，父亲对陶斯亮深情地说：“你不如妈妈漂亮，也不如妈妈聪明，但是你比较厚道。”时间长了，陶斯亮就跟爸爸特别亲，总说自己是个“爸爸派”。曾志大概一个星期回来看丈夫和女儿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她管教陶斯亮似乎更严格，更富有理性。如果看到女儿有一盆衣服没洗，就算半夜12点也得把她叫起来，把衣服洗了再去睡。父亲为此心疼得不得了，但又敢怒不敢言，想帮女儿一把却总被妻子制止。曾志原来有专车和司机，但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她拒绝使用公车，而是每次从家里走的时候让女儿用自行车带她去坐公共汽车。陶斯亮特别不愿意，总觉得不好意思，每次碰到同学就赶忙让母亲下去，自己一溜烟地往回骑，连母亲在后面的叫喊也不管了。时间一长，在陶斯亮的心中，总认为自己是父亲带大的，记忆中丝毫没有母亲的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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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似乎本能地讨厌缠绵，从没有像陶铸一样拥抱、亲吻过女儿。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情感的性格。由于母亲的影响，陶斯亮从不对母亲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俩只是在默契中传达情感的信息。曾志晚年时，常常冲着电视机问陶斯亮：“亮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后，有一天陶斯亮的女儿阿妹来看姥姥，陶斯亮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题目是：“如果让你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阿妹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个坏男孩儿！陶斯亮自己说，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母女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陶铸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女儿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她学医。当时的陶斯亮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她拗不过父亲。1962年陶斯亮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陶铸对她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女儿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上海军医大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刚进校的时候，陶斯亮的发型、说话和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第一次从解剖室里出来的时候，她吓得腿直打颤，是同学搀扶着她回到寝室，但最终，她还是慢慢开始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这种严格的新生活。后来，她甚至可以胆大地提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以后又年年被评为五好标兵，毕业前夕还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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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江山，有无数雄英俊杰。 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 螳臂挡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 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          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陶铸《满江红·赠斯亮》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远在上海等待分配的陶斯亮根本无法预知，她和她的家庭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此时，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中央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自己的对手邓小平，但她很快就发现陶铸与她根本不合拍，甚至没多久两人之间就爆发了直接冲突。于是，在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四人帮”对陶铸下手了。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新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1967年1月4日晚上，大概两三点的样子，同学把睡梦中的陶斯亮叫起来，给她看了一个油印的传单，上头写的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第二天，一切都变了，陶斯亮感觉自己一下子从象牙塔掉到尘埃里了。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还打上×。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一下子形同陌路，恨不得都躲着走。陶斯亮孤单、无助，觉得无所适从，甚至有了出家的念头。 　　有幸的是，陶斯亮碰到了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好同学。她们俩从宿舍搬到一个微生物实验室住。外面很乱，陶斯亮不敢去食堂吃饭，都是这个好朋友去替她打饭。1月份的上海阴冷潮湿，再加上两个人一个月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营养不良，陶斯亮不久就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肌炎，不得不住到医院里去了。 此时，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陶斯亮接到北京的消息，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探望父母，于是她带着病回到北京。这次难得的团聚是这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父母并不知道女儿要回去，所以被软禁起来的陶铸看到女儿的时候喜出望外，而陶斯亮看到的父亲，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生龙活虎的人，他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陶斯亮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忍不住一下冲到厕所里去，对着镜子哭个不停。 　　有一次，中南海同时批斗刘、邓、陶三个人，一大群人突然将陶铸夫妇带走了。一个好心的警卫跟陶斯亮说，你悄悄到后面看看，没事儿的。陶斯亮于是看到了父母被批斗的全过程。以后她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带着一种揪心的感觉，“我看到那一群人，一会儿这个人按他一下，一会儿那个人按他一下，而父亲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跑回家。回来以后我就想，他们今天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我想，等他们回来我就给他们泡泡脚吧。”当父母疲惫不堪地回来后，陶斯亮端了盆热热的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但却看到父亲的头上起了一个大包，于是“哎哟”一声扑了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吧。火气还未消退的陶铸一下子甩开了女儿的手，厉声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然后他气哼哼地一屁股坐下来，对那些尾随回来的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批斗我就批斗我吧，你们为什么要把曾志拉去呢，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陶斯亮看到父亲的一串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她一生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这是第一次。 　　这时的陶斯亮处于矛盾之中。她虽然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父亲遭受身体摧残和人格侮辱，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毛泽东也抱有无比的崇拜和信仰，以致当听到太多关于父亲种种“罪过”的描述时，她也不免心存疑虑。有一次她忐忑地问父亲，“我说爸，你到底有没有出卖过同志。”当时陶铸伤心得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他颤声说，“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吗？我把血流在地上，都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那种眼神让陶斯亮一辈子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她觉得只有受了最大最大委屈的人，才会有那种眼神，她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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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一个警卫突然破门而入，让陶铸背毛主席语录。陶铸有句话背错了，警卫就开始训斥他，“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这点儿语录你都记不清楚，可见你的本性多么恶劣。”说完一大通后，这个警卫也念了一段语录表示忠诚。谁知道，他也出错了。陶斯亮这时在外面听着，她在学校里天天念语录，熟得不能再熟了，于是赶快把语录本找来，翻到那一页，冲进屋里，大声说，“你也念错了，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怎么说的。”然后陶斯亮郑重地念了起来。那个警卫顿时觉得很尴尬，灰溜溜地走了。陶铸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这个傻亮亮还真行啊！”陶斯亮也跟着大笑起来，两人好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就是在这段被关押的时候，陶铸写下了上面的那首《满江红·赠斯亮》，他希望女儿能不畏艰难，勇敢乐观地生活下去，也深知女儿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在和父母这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陶斯亮接到工作通知，被分配到东北的一所军队医院里任职。陶斯亮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和父亲的永别！走的时候是晚上，她没有和父亲告别，她不敢，怕看到父亲的样子，也怕自己哭。在父亲去世以后，陶斯亮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国家与革命》，上面密密麻麻地批了很多字，最后写的是：女儿离家之夜，7月13号。原来父亲那晚也没睡。 在东北两年的时间里，虽然在北京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母亲没有告诉陶斯亮这一切。后来，随着陶铸遭受批判的升级，陶斯亮也受到牵连。上面认为东北的生活条件不算艰苦，还不足以改造她，于是又派人将她遣送到西北最偏远的地方。此时的陶斯亮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当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到达西宁的时候，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遣送的人看到她的身体已经不成样子，再走下去可能会出危险，向上级报告后就将陶斯亮留在了西宁汽车团的医务室工作。这里的海拔很高，身体本来虚弱的陶斯亮经常有缺氧的感觉，于是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经过母亲的努力，她又被调到甘肃临夏市解放军第七医院工作。1969年，陶斯亮接到北京的通知，说母亲要疏散出去，让她回来看看。回京以后，陶斯亮看母亲已经搬出中南海，住在华北局的一个招待所里。她立刻问，“爸爸呢？”母亲隐忍地说，“那个，回头我再告诉你吧。”那几天陶斯亮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母亲说，“亮亮，我要跟你谈谈你父亲。”陶斯亮当时立刻想到，是不是父亲又出什么历史问题了。没想到母亲劈头就说，“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陶斯亮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愣了半天，想哭都哭不出来，整个人好像被打晕了，好半天才哇地一声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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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斯亮为母亲送行到广州中转时，这对母女听到了陶铸在合肥去世的消息。当时的曾志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问，我们能去看看吗，结果是不允许。陶斯亮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任泪水肆无忌惮地奔涌。她不敢哭出声音，她知道别人看到会说她们跟父亲划不清界线。此时她觉得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真是悲哀，还不如一般的老百姓，再怎么穷，亲人去世的时候，总还能在身边。很久以后，听一个一零五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一直喊“亮亮，亮亮”。陶斯亮清楚地记得，那是1969年的10月30号。 　　父亲的遭遇给了陶斯亮最直接的打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政治疯狂的岁月中，冲击往往是针对整个家族而非其中一人。白天，陶斯亮要跟着人家喊口号：“打倒刘邓陶”，但每次喊，她都是光举手，不出声。除此之外，她每天还要七八个小时坚持在手术台上。在1970年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晚上，陶斯亮点着煤油灯偷偷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祭文，然后自己在棉衣里头戴了一个黑纱，又跑到晒谷场上去悼念父亲。她觉得这篇祭文是她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章，里面满含着感情，她觉得以后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文章了。 　　1968年和1970年，陶斯亮先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母亲则在广州的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志多次希望能和女儿团聚都没有成功。直到1972年，这一愿望才终于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曾志和陶斯亮一起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经过了无数悲欢离合后，这一对母女终于过上了一段平淡而安稳的日子。 　　1973年，曾志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回北京看病。毛主席通过汪东兴安排她们一家人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有很多老同志获得平反，于是陶斯亮母女俩也开始四处奔走，争取为陶铸平反。那几年，陶斯亮觉得生活所有的意义，就是为父亲平反这件事。每天一下班，她就去图书馆翻30年代的报纸，再不就是串联陶铸当年在南京的那些同坐监狱的人，让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况，然后就写材料，一份一份地抄，再一份一份地送。她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是自己生命惟一的目的。 后来邓小平复出，陶斯亮和母亲一起找到邓小平，希望解决陶铸的平反问题。到1978年12月，陶铸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哀悼仪式，有几千人参加。那天，陶斯亮一滴泪都流不下来了，听着隆隆响起的哀乐，整个的人都麻木了。她觉得很茫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下一步该怎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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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      　　　　　　　　　　　　　　　　　　　——陶铸《松树的风格》 1973年回到北京后，陶斯亮一家住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6号。曾志在“四人帮”倒台后复出担任中组部副部长，1984年从岗位上退下来，开始全心全意担负起妈妈和姥姥的职责，照顾了陶斯亮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在陶斯亮的眼中，母亲总是在厨房忙碌，她节俭，辛苦，操劳。陶斯亮告诉我：“饭桌上妈妈总是带头吃剩菜，多年来，没见她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后来，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恍若两人。她去菜场买菜，人们都以为她是我们家的老保姆。有一次我们先后到广州参加一个活动，我到机场接她，见她穿一件旧上衣，一条格裤子，一双小红皮鞋，样子怪怪的。我就问她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她说，鞋子是阿妹丢到垃圾桶里她捡回来的，一点都没坏;裤子也是他们准备扔的，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 陶斯亮说，我越来越能体会母亲深沉的、博大无边的爱，无论我多大年龄，我走到哪里，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我那不会缠绵、不会用语言表达爱的老母亲。 母亲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进了医院。娘俩常谈些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她们谈得最多的是父亲。每当这时，曾志积淀几十年、埋藏很深的感情，就会不经意地流淌出来。“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我做梦老梦见他，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 母亲去世以后，陶斯亮感觉这个家一下子垮了。在母亲被拉到太平间的时候，陶斯亮放了一束百合花在她的枕边，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她一辈子没有亲过母亲，母亲也没亲过她，这一个吻让这对母女的情感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安葬母亲后，陶斯亮写了一篇祭文《致母亲》，文中写到：妈妈，您知道吗？当您变成一缕青烟飘入高空时，我也感到从内心深处得到了某种净化。在我送给您的那只小小的花圈上，我写下了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从1973年到1987年，这14年间，陶斯亮一直在空军总医院工作，作为内科医生，她得到了当时的院长姚泽如的赏识。而她自己也准备在自己的医学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她的目标是把医院的肾脏病科建设起来，自己成为学科带头人。可是，1987年，院长突然病倒了，从此无法工作。可能是此时的陶斯亮太需要一个像父亲一样关心和引导自己的人了，院长的病倒使她无法再按照正常的发展思路前进，于是她毅然放弃专业，到统战部做了一名处级巡视员。 　　从1962年开始学医，到1987年离开医学界，25年的从医经历使陶斯亮习惯了医生的社会角色。她接触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了解的是真实的民间百态，和这个社会靠得非常近，活得脚踏实地。到统战部一段时间后，她开始不适应这里的工作状态，觉得自己好像忽然腾空而起，接触不到真正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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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陶斯亮放弃了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来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副会长和秘书长。也许这么多年来，陶斯亮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真正倾心的事业和岗位，她不要求有多么高的待遇，多么显赫的地位，她只要一个适合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她终于找到了，于是，在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这个岗位上，她开始纵横捭阖，纵情驰骋。
　　中国市长协会成立时就将宗旨定为“两为方针”，一个是为市长的工作服务，一个是为城市的发展服务。陶斯亮到市长协会的时候，协会只有十几个人，没有经费，没有知名度，没有事业编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用陶斯亮自己的话说是“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危机”。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陶斯亮需要的只是这个舞台。中国市长协会的成立虽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完全按照一个正规的民间社团运作，自负盈亏，主要依靠会费生存。“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我们明智地制订了几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考虑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尽力做到‘两为方针’的第一为。那几年我们用大量的精力来为市长服务，比如说为市长搞培训，组织市长出国考察，为市长举办一些书画展，甚至市长杯的乒乓球赛、城市电视台的评选，我们做了很多这些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市长们的素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高速城市化的进程，很多地方都是县改市，县长一下就转成市长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需要学习和提高，所以我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市长的素质上，为市长个人服务。实践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也得到了市长们的一致认可。”陶斯亮经常将市长协会比喻为一根绳子，她总说协会的作用就是将中国的城市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来，而她自己愿意当这个串珍珠的人。
　　随着市长协会的逐渐发展，国家开始认识到它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先后为市长协会题词。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是：“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十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温家宝同志的题词是：“交流城市工作经验的纽带，开展城市合作的桥梁，研究城市问题的论坛，培训城市领导的基地。”这些国家领导人对市长协会的重视让陶斯亮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愈加沉重起来。
　　90年代初，国家给了市长协会几个事业单位的编制，按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已经五十多岁的陶斯亮此时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未来了。她从中央统战部的副局级干部到一个任何保障都没有的社会人，需要的是勇气和执著，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空谈勇气的时候了。陶斯亮为此做了慎重的考虑，如果她们几个协会的领导接受了事业编制的指标，虽然可以获得今后的生活保障，但是却会让下面工作的年轻人有不踏实的感觉，大家既然都在同一条船上，为什么要有不同的待遇呢？她最终没有要这个事业单位的编制。她心甘情愿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奋斗、打拼，要沉没一起沉没，要发展一起发展。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市长协会已经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发展壮大了起来，陶斯亮觉得已经是从“一为”发展到“两为”的时候了。中国市长协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准备将这个网站升级为中国城市之窗网，使之真正成为安全诚信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平台，促进国内外与国内城市之间的政务和商务交流。另外，从2002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发布权威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用61项指标体系分析和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官方提法有所不同的是，除了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更加强调大城市圈的带动性作用。陶斯亮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不应满足和局限于平衡战略，而应建立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火车头。这个报告出台后的第二年就被联合国列为向世界推荐的200种年度报告之一。但在谈到中国市长协会现在的发展态势时，陶斯亮表现出一种焦虑，她认为：现在市长协会面临很大竞争，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已经认识到城市和市长是非常有价值的群体，并开始将目光放在这里；第二个原因是与市长有关的协会组织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市长协会已经不是惟一的市长组织了；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城市自己开始活跃起来，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和交流活动。面对这种竞争压力，焦虑之外是坦然。她说：“这种竞争早晚要来，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大风浪里经受洗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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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州花都区召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以及近百位市长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就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现在的陶斯亮是个大忙人，每年都有大半时光是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多少年以后，陶斯亮还经常回到广州，那些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木棉树和凤凰木似乎在对她轻声述说着过去的故事。她觉得自己的学生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广州度过的，所有对父亲和家庭最深的眷恋也是在广州，广州的景物已经和她的童年绑在一起了。她形容自己现在就像一辆年久失修的汽车，还在高速地运转着，说不定哪天就要进修理厂大修了。而我倒觉得，她更像陶铸笔下的松树的种子，不管到哪里都会顽强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