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特务策反林彪、陶铸的经过

星星

保密局特务策反林彪、陶铸的经过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

□文/白梅月下客

近日，读陈恭澍的回忆文字《英雄无名》第五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见到了一段颇为离奇的记述——解放战争时期，“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曾派专人潜入东北，试图策反林彪、陶铸。

据时任“保密局北平直属组”组长、“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的陈恭澍回忆，事情的内容及其经过概略如下：

“构想与设计：以搜集战略情报为主，相机策反中共首要份子来归。这并非本末倒置，是以可能性之高低为依据，否则，那就是一厢情愿了。

    参与其事者：除笔者本人（陈恭澍——白梅月下客注）外，尚有新近参加本队工作的江田、张作兴二同学。另有一位李鸣秋同学，他虽然参与了这件事，可是他的立场却与我们三个人不一样。

    选择的对象：共有三人，他们都是中共的首要，按其职位高低，分别是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陶铸、中共‘华北人民解放军’第×纵队副政委李运昌”。

“本案，经历的时间相当长，从三十六年底开始策划起，一直到三十七年秋。”

                     物色人选

据陈恭澍回忆，“经过我等三人（陈恭澍、江田、张作兴——白梅月下客注）多次商议，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着，就是物色一位能替我们奔走的人。”

人选的物色，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非本大队（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白梅月下客注）现职人员，也就是大队以外的人。除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以外，也有防范授人以柄的用心。

    二、能为对方所接纳而不致加害的人。这当然以与对方有旧者为最相宜。如果陌陌生生，不仅有阻力，甚至于根本见不到对象，坏一点还有被‘留置’之虞。

    三、这个人要有点胆量，够机智才行，否则如何应付重重难关，尤其是通过交战地区的封锁线。

四、与我等三人中任何一人，彼此要有情谊。

五、其人还得具备一些普通的能力：如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等。

那么，像这样的人到那里去找？我们三个人（陈恭澍、江田、张作兴——白梅月下客注）一致认为最理想的就是李鸣秋同学了。”

              李鸣秋与林彪的旧日关系

“李鸣秋，河北遵化人。在军校入伍时，他也是第一团第九连的入伍生，与江田、张作兴同连。其时（民国十五年），李鸣秋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是第一团的‘团委’副书记。林彪是第一团第五连的入伍生，也是共产党，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在一起鬼鬼祟祟的集会。其地点不是爬上瘦狗岭山坳里，就钻到一片竹林深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熟了。每逢星期天，李鸣秋、林彪等，必然前去广州市郊东山参加集会，据知，那个时候的中共‘军委书记’就是周恩来。”

介绍完了李鸣秋与林彪的关系，不得不对作为这一“策反案”策划方的江田与林彪、陈恭澍与陶铸间的旧日关系做一介绍。

               江田与林彪的旧日关系

    据陈恭澍回忆：

[size=+0]   “入伍生第一团，分三营十二连，全部都驻在沙河营区。所谓的营区只不过一排排的茅草棚而已。全团同在一个大操场上操，可是每连各有各的讲堂，如果全团集合，也在大操场举行，并没有今日一般的大礼堂也。林彪在第二营第五连，江田、张作兴、李鸣秋都在第三营第九连，笔者在第三营第十连。连与连的营房相毘连，可是营与营之间则隔开二三十步路。江田、张作兴和我与林彪根本没有接触。我们几个是北方人，而林彪是湖北人，课外的个人活动也玩不到一起，所以更没有机会相识。而李鸣秋平常和我们在一起时，也从不谈论和林彪他们那一套偷偷摸摸的事。沙河入伍训练不到半年，奉令全团调防惠州、惠阳。只记得第九连和第十连驻扎于孔庙，防守小南门一带，其他各连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过了不久，举行升学考试，江田、李鸣秋二人升学去了，是为军校第四期。张作兴和我考试落第，延长入伍训练，再升学时，已是军校第五期。林彪是和江田他们同时升学进入本校的，因同科同队，这才相识。”

[陶铸（右）、张云逸（中）、黄克诚（左）的合影]

            陈恭澍与陶铸的旧日关系

    陈恭澍回忆：

   “延长入伍又从惠州回到了沙河。编入第三营第十一连，其番号好像是仍是入伍生第一团。团长王文翰（？）第三营长李靖难，军校一期；第十一连长卢濬泉，云南讲武堂。全连约一百二十人，其中就有一个陶铸。记得我们没有考试就升学了，这才从沙河到了校本部，也就是举世闻名的‘黄埔’。我和陶铸都编入第一学生大队第二中队，大队长帅崇兴，云南讲武堂，第二中队长惠济，保定官校，区队长王登梯，军校×期。
　　

    十六年四月‘清党’，那一天，蒙胧中，听到号音，细辨，不是起床号而是紧急集合号；接着，值日官口令、哨音齐发，说道：‘不准带枪、原地集合’。随即穿好衣服，打好绑腿，不过三、五分钟，大家一如往日站好了队，听候点名。于是一声口令：‘目标大讲堂、齐步走！’我们觉得一定有事故发生了。……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宣布命令说：‘大家听到！参加过共产党的，出列！’远处只听到脚步声，近处，队上的陶铸、万力民、何焜等都站出去了。出列的动作很迅速，一霎间，又归于沉静。吴思豫主任又以口语说：‘出列的统统到前面来，跑步！’我只看到陶铸的背影，从此就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事后听说，他们一共有一百三、四十个人，先是关在停泊于江心中的五条木船上，由中山舰从旁看守，后来又解到虎门去了。就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到了民国十九年的夏天，我从新乡到开封去探亲，途经郑州转火车，不期在火车站上遇见了陶铸，变化再大，也不会认错人。他独自一个，形容憔悴，衣衫却还整洁，看上去不是在等人便是在等车。当他看到我时，并不回避，连忙迎过来拉着我的手，一边摇着，猛拍我的肩膀，态度上似乎感情犹在。……

    陶铸谈起了过去，他说：‘那天早上到了船上之后，除了吃，就是睡，有一天夜里，江水满潮，大约有二十多人泅水跑掉了。第二天又抓回十来个，听说关在蝴蝶岗，就没有再回到船上来了。”他又说：“剩下我们一百零几个人，被解到虎门要塞、上横档炮台的一所新盖的监房里，不要说是关门上锁，就是打开牢门让我们走，四面是海（珠江口），还往那里跑？’

    我问他：‘在虎门有多久，没有人问话吗？’他继续说：‘在虎门大约三个月，又被解到广州，临时押在公安局的拘留所里，这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传闻就要开始审判了，可是不见动静。’

    陶铸前后左右瞄了瞄，又把板凳拖了拖，凑近了我低声问道：‘双十二广州大暴动你知道不知道？’我反问：‘知道又怎样？’他说：‘我们一帮人就是那天夜里逃出来的，接应我们的就是在船上泅水跑掉的那些个人。’我问：‘出来以后呢？’他说：‘我们推举锺区队长（笔者附注：锺期光军校三期，共产党，曾任中共‘军事学院’院长。）领队，先到北校场集台，然后就加入了战斗行列。’陶铸顿了顿又说：‘只有一天一夜功夫，支持不住，就垮下来了。我先逃到海丰，随后又辗转的到了江西。’我非问不可的一句话：‘你现在干什么？’他低下头，眼睛不看我，嘴里说：‘在打流！’我点穿他说：‘鬼才相信。’话说到这里也就无话可说了。于是我去我的开封，从此就断了他的消息。”

    正是基于以上几人的种种旧日关系，陈恭澍整理出一条可资运用的路线，“那就是——我和江田、张作兴之与李鸣秋；江田、李鸣秋之与林彪；李鸣秋、张作兴之与李运昌；我与陶铸。既然有了这种多角关系，总要打个主意，为工作取得利益”。

                     潜入东北

几经周折找到李鸣秋，费了多番口舌后，李鸣秋终于答应了陈恭澍等人，去东北。

“李鸣秋语出惊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说：‘你们不是希望我走一趟关外（指东北）吗？我已经考虑过了，去是去，这么冷，我受不了，再过十天半月，天气稍为暖和一点我才能起身。’……他又说：‘如果你们抱着使我说服林、陶阵前起义的希望，那就难了，不但他们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先要死了这条心。’

这倒没什么，谁不知道，此时此刻，林彪果然来个阵前起义、反正来归，马上就可以扭转大势，影响所及，一举可定全局。我们又何尝不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上，一无‘种因’，何来‘突变’？

李鸣秋一本正经的说：‘你们如果有意为将来的生存铺路，或者是为了建立一个互通声气的默契，那就对了。我就更愿意为你们奔走了。’他说完了这几句话，不待我们的反应，紧接着说：‘除此以外，你们叫我去干什么？我又是为了什么？’他表现得如此坚定，这便怎么处？就工作立场而言，李鸣秋所具备的条件实在太好了，绝不能把事情弄僵。

可是我也不能答应他作考虑呵，即使是‘手段’，在没有得到上级认可以前，也万万不可。这非常明显，稍有差错，都会产生身败名裂的后果。如今之计，只有拖几天再议，于是我回答李鸣秋说：‘今天，江田没来，等我和他见了面，问问他的意见再跟你商量。’

现在的情形，虽然是主动变成被动，可是不管怎么样，总不能就此罢手，白白的失去一次机会。

   在北平，我和张作兴、江田三个人就李鸣秋所提出来的那番说词交换了意见。他二人的想法也不一致；一个主张口头答应他，一切等有了接触再说，接触不上，谈什么都是空的。一个主张再去找李鸣秋，先和他办理，然后干脆告诉他我们的意向，去就去，不去也罢。

[size=+0]我没有做结论，也无须做结论，因为在内心中，我已经有了决定：只要李鸣秋能去，‘怀旧’也好，‘铺路’也好，‘通声气’也好，随李去说。所寻求的是：找得着林、陶的所在；见得到林、陶本人，以二人中的任何一人；尽量的多接触，少说多听。不论结果如何，但求能将一路所见，以及林、陶二人的一言一语，据实说给我听，就算不虚此行了。

……李鸣秋走了，挂心的是能否找到这两个目标人物。”

                    阴谋破产

    对于这一安排，陈恭澍记述，曾向郑介民做了汇报，郑同时做出了指示。

1948年“三月间，郑介民先生视察华北工作，抵北平。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报告了他，他有指示：一、尽可能的争取李鸣秋，不究既往。二、通过李的关系，可与对方保持接触，除着眼于战略情报外，冀望于提高工作层次。三、特别注意：与对方接触时，应避开罗荣桓的介入。四、放手去做，一切由我负责。

我根据实际情况，也作了说明：争取李鸣秋，少有可能。提高工作层次，要看情形。至于避开罗荣桓一节，当然不能多问，我的了解是：罗系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其党中地位在林彪之上，比陶铸要高出好几级。此人足智多谋，应是中共党内主管‘社会部门’（特工）的第一号头子。岂奈李鸣秋已去，嘱咐已来不及，只好说是记下了。

李鸣秋去了两三个月，才回到天津，他回来的消息还是‘大表哥’（陈恭澍有意隐去此人真实姓名，只以“大表哥”代称——白梅月下客注）转告我们的。我是希望他能来北平，可是他又病倒了。

     

[林彪（中）、罗荣桓（右）、刘亚楼（左）于东北前线的合影]

  他真的是受尽千辛万苦、忍饥挨冻才在四平街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见到林彪的。

  以下的这些话，都是李鸣秋断断续续、没头没脑说给我听的，他说：

   ‘林彪的态度相当和善，似乎并没有心思细听我的话。’
   ‘林彪口口声声叫我留下来不要走了。’
   ‘随后，找来陶铸，介绍过，林就离去。就此匆匆一面，并没有具体的表示。林临去时，说是抽时间再详谈，可是后来听说他到别的地方去了。’

  李又说：

‘陶问起你的状况，他好像很关心。陶对我说：‘你回去告诉他，赶快为人民立功，机会甚多，不可一误再误。’

至此，陈恭澍一厢情愿、几近幼稚的试图通过旧日关系策反林彪、陶铸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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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一厢情愿。

未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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