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賄選舉報者：給300多人送紅包 仍落選人大代表

超越梦想

   刘长       　　     


文章来源：凤凰网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2014年，秋风起，雁字回时，正是衡阳贿选案——这起贯穿2013年、震撼南中国的大案，进入审判的季节：自原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原衡阳市人大主任胡国初以降，由湖南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移送起诉的60余名贿选案涉案官员，陆续走上审判席，领刑3、5年不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4年11月下发《关于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处理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通报全党，文件的下达，标志着此案已近收官。
　　衡阳贿选案，无疑是自2006年湖南郴州官场腐败窝案之后，湖南官场最大的一场地震，而放眼全国，自1949年之后，因“破坏选举”而对官场进行整肃与刑事追诉，无论是力度还是广度，衡阳案都绝无仅有。
　　不过，与事件的量级相比，这一惊天大案的受关注程度并不高，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讨论都处于相对管控之下，诸多细节亦未经披露，民众因只言片语，难窥全豹。
　　回头看，这起贿选大案的案发、查处、追诉，都是特定时空和特定政治语境下的产物，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蛮精神、新班子上台之后巩固执政防线的意志，都是这起大案引爆必不可少的因素。
　　贿选：“衡阳像处于真空”
　　2013年1月2日，衡阳市人大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从93名代表候选人中，差额选举产生76名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人选的投票权，掌握在当天坐在台下的527名衡阳市人大代表手中。按照会议安排，2012年12月底，衡阳市人大代表们陆续下榻会议指定单位：神农大酒店。从那时开始，一个个装有数额不等现金的信封，被按照代表团内的人数，分送到了衡阳各个区县代表团联络人手上。
这些联络人，有的是各个区县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的本身就是各个区县的市人大代表。官方事后通报，有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参与了贿选运作。

根据多份举报材料，2012年底这次衡阳贿选的价码，每票在4000到6000元之间不等，每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若需成功竞选，约需花费300万元左右。

官方通报显示，衡阳贿选金额总量涉及到1.1亿余元，每位衡阳市人大代表平均收到近20万贿金。

据衡阳一位官场人士回忆，2013年1月2日，即湖南省人大代表选举当天，他在衡阳一家茶楼饮茶，邻座一位老板模样的人在大声打电话，“谁谁谁给4000，谁谁谁给5000，公开这么喊的，衡阳的贿选，就是这么光天化日。”

当天下午，选举结束，76名当选代表中，除去11人为湖南省政府、省高级法院、省人大等单位的领导（通称为省里下去的“带帽代表”，无须贿选即可选上），剩下的65人为衡阳本地人士，一半左右为官员，另有小部分为当地民营企业家，这65人在事发后有56人被查明参与了贿选，被撤销代表资格，另有5名官员代表被要求辞职。

握有选票的527名参会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有518名被查明参与受贿。当贿选变成了公开且普遍的行为后，几乎无人可以幸免——握有投票权的代表甚至失去了拒绝受贿的权利。

“我也是贿选的受害者”，一位衡阳市人大代表向笔者回忆，他收到省人大代表候选人贿选的红包后，曾表示要把钱拿出来，作为所在代表团的团费，或者拿去做公益事业，却遭到团内代表们反对，“他们问我，你钱很多是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其它意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选举开始阶段，贿选开始冒头，有干部建议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立即采取措施，实行三个一：罢免一个代表、抓一个人、开一个会，整肃选举秩序。对此，童名谦和市委没有回应。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一位副秘书长日后对媒体说：“如果当时党委、纪委及时出面查处，不可能酿成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就可以避免很多干部犯错误。但是当时整个衡阳像处于真空状态一样，没人管。”
这一事实深深刺痛当政者，于是有了习近平后来在中纪委全会上连问六个“到哪去了”，其中之一即是：“衡阳的党员干部到哪去了？”

举报：前赴后继

2013年1月3日，衡阳市“两会”闭幕。新当选的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雄飞发言说，“这是一次发扬民主、集中民智的大会”。只有很少人知道，针对此次省代表选举贿选的举报，从这一刻起已开始酝酿。

紧邻衡阳的另一湖南城市——邵阳，与衡阳同一天选举出了省人大代表，邵阳籍商人黄玉彪落选。这位中年男子在选举前按照当地贿选“潜规则”，给300多名市人大代表送出了每人1000元的红包，但仍然落选，他决定向社会公开贿选黑幕。

2013年1月17日，黄玉彪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引发媒体广泛报道。黄玉彪的举报，鼓舞了衡阳的举报者们。

紧随其后，一份举报衡阳籍商人左建国以300万元贿选上省人大代表的举报材料，于春节前后在湖南媒体人中小范围流传，最终于2013年2月19日，被记者披露于新浪微博，引爆了衡阳贿选案。

此后，针对衡阳其它人大代表贿选的举报材料不断涌现，压力之下，湖南省纪委决定对衡阳贿选案启动初查程序。2013年春节后，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开到衡阳，并进驻到各个区县，在外地工作的衡阳籍市人大代表被悉数召回。

据一位曾被调查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回忆，春节后不久，他被召到当地一家宾馆，由4、5名官员“代表组织”跟他谈话，主要是向他了解“选举过程是怎么样的”。他如实讲述后，被要求将选举中收到的贿金，打到湖南省纪委一个专用对公账号，“要求收多少退多少”。

“我想，涉及到那么多人，只要把钱交了，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他说。

法不责众，这并非没有先例。2007年，即上一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的选举中，衡阳亦发生严重贿选，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周刊》对此予以披露，中组部和湖南省委也曾就衡阳贿选进行过调查，但调查结果并未发布。
而这一次，贿选之幕一经揭开，便再也无法合上。

2013年4月9日，湖南省委五人小组听取了省纪委的情况汇报。据媒体报道，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痛心疾首，连称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不可原谅”。

同日，湖南成立省委调查处理衡阳破坏选举案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任组长，并委托湖南省纪委牵头成立省委“409”案专案组，要求“必须彻底查清此案，给社会一个交代、给人民一个交代”。

2013年6月中旬，湖南省纪委专案组开赴衡阳市，开展全面调查。“409案”的牵头挂帅者，为湖南省纪委常委陈健。7年前，也是陈健挂帅，查办湖南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郴州系列案。

2013年6月14日，专案组120余名办案人员“化整为零”，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别抵达指定的衡阳市、县(市、区)12个办案点，拉开了案件查办的大幕。

据中纪委下属媒体《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办案人员抵达后，衡阳市召开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陈健在会上开门见山——此行就是为了彻查衡阳破坏选举案！该案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在座的各位，有些人就是涉案人员，要争取主动，积极配合调查，以求宽大处理。”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在专案组指挥部驻地外，来交代问题、说明情况、退钱退物的涉案人员排起了长队。3天之内，清缴的金额就达到了数百万。

据衡阳市一位老干部向笔者回忆，6月份，经过政界内部人士的指点，他带着对一位衡阳籍湖南省人大代表贿选的举报材料，来到衡阳市区西郊呆鹰岭的一处部队招待所。通过驻守武警的传话，湖南省纪委一位处长出来，将他引入到招待所院内一间套房，谈话约半个小时。

他所举报的这位人大代表，日后也正在官方通报的56名贿选者之列。

除了部队招待所，位于南郊的衡阳市委党校大院，也成为专案组的驻扎地。整个2013年夏天，两处办案点内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和被调查者，都向外界透露出一个信息：这次，是来真的了。

专案组在衡阳期间，6月19日至21日，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曾亲赴衡阳，陪同者为湖南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在这次调研中，徐守盛对衡阳的官员们说，他对衡阳这座湖南第二大城市寄予厚望，提醒下属们要“端正用人导向，整治不正之风”。
查处：是否法不责众？

查办的大幕自2013年初即已拉开，但历时一年，另一只靴子迟迟不见落地。

其间，“衡阳出大事了”的消息在媒体圈和湖南政商圈已广泛流传。但直到最后公布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知道，官方将会如何处理这一涉案金额和人数均空前的贿选大案。

“这是1949年建政以来，政治史上从没有面对过的难题，解决它，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长期关注衡阳贿选问题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在一篇博文中如此写道。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与互动的详情，外界无从得知。综合各方消息，比较确定的情况是：2013年11月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进驻湖南，开展巡视工作。12月初，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关于衡阳贿选的新华社内参上，做了语气严厉的长篇批示，该批示很快传达到湖南。

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官方通报衡阳贿选案：撤销参与贿选的衡阳籍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同时让受贿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全部辞职。当晚，湖南党政机关的干部们，被要求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湖南卫视关于贿选的报道。

数据刷新了湖南省纪委历年来办案的最高纪录：一次性依法终止596人(含具有县人大代表资格的大会工作人员)、749名省、市、县(市区)人大代表资格，分两批给予466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涉及厅级干部18人，处级干部139人。

此外，对于其中严重违纪者，移送司法。湖南省检察机关对其中68人立案侦查。根据公开信息，衡阳贿选案最终共有66案、69人被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湖南省相关12家法院对全部被告人作出了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

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已于2013年4月份正式离开衡阳，去往湖南省政协任职副主席。调任衡阳之前，他任职邵阳市委书记长达5年。而在2013年春天，邵阳、衡阳两地连续曝出贿选丑闻。

这位副省级官员因此被认定需对衡阳贿选案负责，2014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对童立案侦查。他是迄今此案被公开处理的唯一一位副部级官员。
童在衡阳工作期间，他曾给千名党员干部上廉政党课。2013年春节，也即衡阳贿选案案发、各路举报信涌向纪检部门时，童名谦还曾按照惯例，给衡阳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赠送当了两本畅销书——《复兴之路》和《正能量》作为新年礼物。

原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被认定未能及时制止贿选，且本人收受钱款，导致贿选案发生，亦被移送司法处理。胡后被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此外，贿选案发时，原衡阳市市长张自银、原衡阳市委副书记严志辉，已分别调任怀化市委书记和永州市长，他们幸运地躲过了司法追诉，但仍然在2014年6月被分别免去现任职务，至今未见“另有任命”的通知。

其它涉及该案的厅级干部还包括：衡阳市纪委书记肖斌，其已于2013年12月24日被免职。湖南省纪委副秘书长包昌林空降衡阳，接替了衡阳市纪委书记一职。

衡阳市在职领导中，衡阳市人大主任王雄飞、副主任左慧玲，耒阳市市委书记唐学石、祁东县人大主任唐勇君、衡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鹏——5人已被要求辞去湖南省人大代表职务。

其它涉嫌贿选的衡阳党政干部还包括：衡阳市政府秘书长陈树生、衡阳市交通局局长陈素生、烟草专卖局局长万伟、财政局局长刘云奎、电业局局长李洪芳等市政府干部。

还有大批下辖市区县的领导，包括：雁峰区委书记曾巧敏、衡阳县县委书记周骥、珠晖区人大主任邓光忠、珠晖区副区长谢柯、石鼓区区长周楚政、衡南县县长徐友灼、常宁市人大主任詹国发。上述在任实职厅、处级干部的涉案，触发了衡阳官场上史无前例的地震。

“一锅端”，从原衡阳市委的主要班子，到区县的一把手和人大主任，几乎无人幸免。对于一个地级市的政坛，最重要的厅级和处级干部岗位，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懂得中国地方政治的人士必然明白：对于宦海沉浮的地方官而言，这是半生心血换来的升迁，一夜间付之流水。

善后：衡阳新代表

比查办难度更大的，是对衡阳和湖南省人大系统的合法性重建。

湖南省官方于2013年底通报衡阳破坏选举案后，衡阳7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有56人因被宣布当选无效，另有5名代表被要求辞去了人大代表资格。

一下少了这么多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湖南省人大会议只得推迟召开，先补选代表。按照选举法，省级人大代表由市人大代表间接选出。但衡阳市人大代表绝大部分亦卷入贿选案，529名代表，竟有512人被查明收受钱物，被要求辞去职务。

此外，有68名人大的工作人员涉案，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和下辖区县人大的主要领导大多卷入，人大系统的工作陷入瘫痪。为了稳定衡阳政局，湖南专门成立了省委驻衡阳市工作队，由省委副秘书长马勇带队。

2014年1月，中国人大制度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出现在了衡阳：召集衡阳市人大会议的，不是该市人大常委会，而是“筹备组”——鉴于衡阳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涉案面广，已经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查处贿选案的同时，湖南省人大决定成立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筹备组，并授权筹备组来召集人大会议。

“筹备组的成员，通俗的说话就是，‘政协平移’，”一位湖南省人大工作人员介绍说，贿选案后，衡阳市政协主席被临时调往人大，主持筹备工作，市政协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也被“平移”到了市人大的专门委员会。

衡阳各个县（市）区人大主任大多因贿选案被停职，也是由县（市）区的政协主席“平移”过来主持县人大会的筹备工作。

筹备完毕后，按照湖南省的统一部署，2014年1月14日到17日，衡阳下辖的12个县（市）区同步召开了人大会议，并统一选举了新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据衡阳当地媒体报道，新的市人大代表中有不少是80后。

一环扣一环。市代表选出后，1月21日上午，2014年衡阳市人大会开幕，选举省代表。会前，衡阳当地多次开会，“深刻汲取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惨痛教训”被反复强调，会议纪律也被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年前，正是在这一阶段，衡阳出现了大面积的贿选，以至于一年后，衡阳不得不再次选举，从72名候选人中，差额选举出60名新的湖南省人大代表。
这一次，衡阳的省人大代表选举，没有再传出贿选的新闻。

衡东县职业中专教师文颖告诉笔者，参选人大代表前，她是一名教服装设计的老师，从事了19年的教学。她所在的衡东县希望推荐一位女性、非党员的知识分子参选代表，于是学校推荐了她。

“没花一分钱、没打一个电话，然后就选上了，”文颖说，她参选湖南省人大代表，虽然历经了严格的考核和资质审查，但参选过程很平和，“说实话，衡东县人大的领导，我一个也不认识，以前，这样是选不上代表的”。

接受采访的多名新选上的衡阳代表，都谈到类似经历：经历严格的资质审查，但是选举过程中，上面的要求是“不打一个电话，不请一顿饭，不送一个红包”，他们也都遵照而为。

新当选的代表、衡阳市国土局局长邹高帆说，经过衡阳破坏选举案，他们（人大代表候选人）已经提高了认识，“不能按惯性思维，去搞过去的潜规则”。

1月26日，湖南省人大发布公告，确认了新当选的这60名衡阳团代表的资格。十天后，新选出的衡阳代表们被集中到了衡阳市，参加代表履职学习班，授课的专家在讲课中，特别谈到了人大代表应该注意的问题，“代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月8日上午，代表们从衡阳统一乘坐大巴前往长沙。他们被要求不准带随从、不准开车、不准让工作单位送，代表们只好“自己拎个箱子就来开会了”。

一切准备就绪。2月10日，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开幕。这是全国最后一个召开“两会”的省份。

反思：为什么是衡阳？

贿选在衡阳，从来就不是新闻。这是笔者在衡阳采访期间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一位衡阳市处级干部向南方周末回忆，10年前他在衡阳下辖区县当副县长，亲历过当地的代表选举，“早先是送烟，后来是送钱，”“这些，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

2007年底，记者黄志杰调查衡阳贿选时，发现省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将信封、香烟或者购物卡、充值卡按照每个代表团的人数，集中给该代表团的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再由他们分发。每个红包的数额在1000元至2600元。　　
5年过去了，这一模式毫无改变，衡阳贿选仍然是按照代表团人数送去信封，再由联络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或者熟悉的代表，进行集中分发，只是每个代表的价码，涨到了4000到6000元不等。

所以，看点并不是为什么贿选，而是，为什么是衡阳贿选（而不是邵阳贿选、岳阳贿选）演变成了惊天大案、并引来了高层雷霆万钧的查处？

以笔者的采访和对湖南官场的观察，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近10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权利觉醒，带来了企业老板争当代表的现象，在2013年达到了高峰；其次是新班子上台之后，对于执政防线的高度重视，所谓“底线”、“红线”之说，高层担心贿选流弊，动摇国本，故重拳严惩；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衡阳人的“矿石性格”，以及衡阳人所代表的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在参选、举报、查处中的推动作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将板结的地方官场，硬生生搅成了分崩离析的战场。

企业家阶层从政的自主性和执政党稳定执政秩序存在的内部紧张，是衡阳贿选案能演变成惊天大案的基础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但最后爆点在衡阳，关键还在于衡阳近年来独特的地方政治、以及不怕死、霸蛮的举报精神。

2007年1月24日，在衡阳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衡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们否决。这是自2001年沈阳中院报告被否决之后六年来，国内又一个人大否决法院报告的罕见案例，震撼了衡阳乃至湖南政坛。

衡阳之后，在全国范围，否决法院报告的事情也没有再出现过。记者黄志杰由此评论说，就人大否决法院报告而言，衡阳政坛绝对是一朵国家级的奇葩。

显然，这一次法院工作报告的否决也提升了代表的话语权。代表监督不再是“橡皮图章”。

公开的消息表明，法院对与人大代表相关案件的重视程度直线上升：“对代表建议中涉及的个案，尤其是与个别人大代表有关的个案，他们已主动将一、二、再审案卷提交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对审判、执行的个案线索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确有错误的立即再审改判，确无错误的详细向代表释理晰法；对违法违纪的个案不护短、不手软，依纪依规处理到位。”面对代表们，中院院长罗安荣“扪心自责，深表歉意”。

否决中院报告，带来的是代表们地位的提升，于是也带来了企业老板花钱买代表的热潮。

只是，衡阳贿选成风之后，并不必然带来高层的查处。查处源自举报，尤其是不怕死、持续的举报。衡阳贿选在于邻近城市邵阳的代表候选人黄玉彪开了个头，他顶着受贿罪的风险，捅破了贿选之幕，极大地鼓舞了衡阳的举报人。

据笔者所知，在黄玉彪举报之后、湖南省纪委进驻衡阳之前，至少有两起关于衡阳贿选的实名举报，出现在网络上。而就在纪委专案组进驻衡阳的当天，2013年6月14日，衡阳选举中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刘爱平之子，将举报者王江河当街砍成重伤，血流满地。

衡阳地方选举乱象，显露出其最残酷的一角。血案背后，虽然是刘与王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却深刻反映了衡阳人的彪悍，地域文化研究者将衡阳人性格归纳为湘南人的“矿石性格”。

前赴后继的举报和当街砍杀的极端案例，无疑是烈火烹油——查处的阀门打开之后，衡阳政商圈的内部倾轧，加剧了这起官场地震的惨烈程度。

尾声：几度夕阳红

2014年7月24日，被认为需对衡阳贿选案负领导责任的原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玩忽职守案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庭审中，童名谦主动认罪，并多次求轻判。

据媒体报道，童名谦甚至并未请律师辩护，庭审中，他自述称：接到举报未彻查的原因，是想让收钱的人把钱退了。

25天后，法院对童名谦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宣判，童被判刑五年。几乎在同一时间，湖南郴州、娄底、益阳等数地的基层法院，也按照此前的统一部署，对涉及衡阳贿选案的60多名官员进行了审审判和宣判。　　
由于裁判文书并未公开，并且审判过程亦未经披露，笔者无法掌握衡阳贿选案审判的全貌，但来自政法界的消息显示，对涉及衡阳贿选窝案的审理和判决，是按照中央最高层的统一部署来进行，审判结果直接由省委书记向最高层报告。

目前，判刑最重的是童名谦和胡国初两人，分别被判5年和5年半有期徒刑，其余涉案官员刑期不等，但均低于此数。

作为一个副部级官员，童名谦在被双规之后，直到最后审判，竟然没有被提及有贪腐问题，这在1949年之后的反腐史上也甚为罕见。

除童之外，衡阳贿选案还影响了数个湖南正厅级官员的仕途。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怀化市委书记张自银和永州市长严志辉，他们在2013年初的市委班子换班时离开衡阳，在新位置上坐了1年，即被免职，湖南官场称之为“追加处理”。

如果只是几个官员挪了位置，官场大洗牌，那么衡阳贿选案不过是给民众增加了一点茶余的谈资，意义何在？

衡阳案提出的问题，显然不止如此——人大制度该如何应对新形势下企业家参政的欲念，这将是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衡阳的问题，是因为2008年曝出贿选的事情之后，轻而易举地让它过去了，最后酿成了现在的恶果。”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傅学俭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湖南省人大工作近20年，目睹的贿选都是个别现象，但衡阳的问题，已经“把选举的机构、联络代表的机构，变成了贿选的机构”，若再不“追责到底”，将贻害无穷。

在研究者看来，愈演愈烈的贿选，其一重大背景，是企业家阶层政治权利的觉醒，而根本原因，则是人大选举制度存在的深层次弊端。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友》杂志副主编田必耀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贿选的产生，深层次原因在于，企业家阶层政治需要和诉求日渐觉醒，却缺乏公开透明的竞选平台。

真相往往是由那个天真的小男孩说出来的。

作为率先揭开湖南地区贿选之幕的人，湖南籍商人黄玉彪在2013年岁末，对媒体幽幽地说了几句真话：

“现在不是人民选代表，而是官员在选，正是这种状况造成贿选。”他说：真正要选好代表，应该允许公开演讲等，这样获选者才能真正代表民意。

黄玉彪的家乡，是紧邻衡阳的湖南邵阳，古称宝庆府，生民多彪悍。曾国藩湘军所向披靡，宝庆勇则是湘军中最能战者，血性男儿层出不穷。

事实上，以黄玉彪为代表的举报人，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这样的举报人，在国内并不多见，但出现在湖南，却不那么奇怪。

至于那些因贿选而被投入监狱的官员们，唐人陆龟蒙已用《雁》为题，写尽了他们仕途的险恶与不测，诗云：

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

作者系《南方周末》法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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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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