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回忆录：陶铸原计划安排到湘粤桂边区当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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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电陶铸赶往沈阳执行新任务
告别了延安,我随警一旅的队伍向敌占区——两湖两广前进。
警一旅即延安边区的警备一旅。此次行动,王震三五九旅的一个团也配属给了警一旅。加强后的警一旅旅长是文年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政委由陕甘宁边区地方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副政委是莫文骅和陶铸,莫文骅分管军队,陶铸分管敌后地方工作。
由于部队进军目标是两湖两广一带,并要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湘粤桂边根据地,因此中央也预先配备了一个地方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湘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是雷经天,副书记是陶铸,随部队去湘粤桂区做地方工作十来个同志中,雍文涛、刘子载、我等准备参加区党委，薛光军、陈再道、贺炯等准备从事其他地方工作。行军中陶铸在司令部，我们一行十几人在政治部帮助做群众工作。
部队离开延安,经过清润、绥德后,在吴保境内横渡黄河。这个地方虽崖高谷深、水流却还平缓,几条小船,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5000人马渡过去了。
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的山区。从此地到太岳根据地,要经过宽约20里的敌占大平原。这里距日军的巢穴太原城很近,所以碉堡林立。戒备森严。但地方机构却多是两面政权,名义上是敌人的乡、村、保、甲,实际上是我们的人民政权,而且几乎村村通地道。许多地方,碉堡上站岗的是日伪军,碉堡下的村庄里却驻着武工队、八路军。
部队过了汾河一停下,当地群众便欢天喜地涌了过来。过去大部队经过这里都是晚上,敌占区群众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八路军,兴奋得不得了。各村都拿出了粮食、蔬菜等,男女老少抢着为部队做事,烧火、做饭、喂马,或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军民情同手足,感人至深。
在太岳根据地,部队进行了休整,进入河南境内已经是1945年7月了。
8月中旬,突然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和全体将士一样,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中央来了命令,要警一旅停止南下,就地勒令日伪军投降, 收复据点,收缴枪械。部队立即按中央命令,开始了行动。
就在这时,中央致电陶铸,命他率领随队南下做地方工作的十几位同志立即北上,日夜兼程赶往沈阳接受新任务。
看了电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由四匹牲口驮着行李就出发了。此去沈阳,一路都是解放区,我们白天步行,晚上躺在牛车上,请老乡一站接一站往前送。我们持续向北,走到北京南口机场附近,却碰到了一批由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在沿公路作超低空飞行。飞机只比树梢高一些,机舱里美国兵的嘴脸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牵着马,停下来瞪着飞机。美国人见我们停了下 来,都狂笑起来,“呼”“呼呼”地紧贴着我们头顶掠过去。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
毛主席在分析抗战胜利后我们与蒋介石的斗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蒋介石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抗日胜利的果实了。
所以,抗战胜利后,立刻出现了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和人民保卫胜利果实的尖锐斗争形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
我们奉调东北,就是去参加这场保卫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
走到河北香河县境,正碰上香河发大水,一望无际的高粱被淹没了大半截,公路更看不见了,只见白茫茫汪洋一片。我们在水里慢慢蹚了十几里, 才踏上了未被水淹的公路。此后,又经过玉田、丰润,终于到了山海关。
山海关街道不宽,但相当繁荣。我在街上买了汗衫和衬裤,这是我1938年以来第一次买衣衫,屈指算来也有八年了。
离开山海关来到绥中,看到铁路上正行驶着一辆汽油巡道车。一问是锦州铁路局一位姓马的副局长到绥中办事的,我们便搭上了这辆巡道车直奔锦州。
在锦州,我们见到了李运昌,他是驻锦州部队的司令员。他的部队最早占领锦州一带,缴获了许多军械装备,所以部队穿着较齐整,显得很威 风。在锦州,我们还遇到了林枫等,他们是刚从晋西北来的。休息了两天,我们就与林枫等同志同乘一列火车赶往 沈阳了。
1945年9月20日前后,我们抵达沈阳, 住在汇丰银行大楼里。住在大里的还有全国各地调来东北的同志,如张平化、吴亮平、朱光、李天佑、邓华等，桌上、地上都睡了人,我也睡在一张长会议桌上。因为人多,一些设备又不懂使用方法,所以银行所有的抽水马桶都塞满了粪便,自来水龙头终日滴着水,电风扇开了不会关,只好昼夜吹着风。
在这里我们住了三四天,其间听了一次彭真的报告。报告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一方面 要尽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报告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的报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讲到了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刚刚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和其他协定,这些协定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但又规定这些主权要交给国民党政府。彭真最后说:“东北是战略要地,我们决不轻易放弃,人民的果实,要靠坚决的斗争来保卫。”
我党我军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像楔子一样“挤”进东北的。
当时局势是:苏联100万大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后控制着整个东北;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先期出关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正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工作也正在全而铺开;国民党正规军虽远在千里,但在美国的支持下,正通过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集结,同时以高官厚禄大量网罗伪满人员,收编伪满,组成了国民党地下军与我军对抗。
任铁西区委书记,建立工人武装组织
住在汇丰银行的同志们很快就分配了工作,有的去黑龙江,有的去吉林, 有的留在辽宁。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我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
铁西区在沈阳西部距市中心20多里。铁西区周围国民党的地下军很多, 他们四处打黑枪,专门暗杀从关里来的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很好认,都穿着灰布军装,所以不少同志就这样遇害了。
为了行动方便,我在一个伪满大臣的家里找到一件黑棉旗袍及一些棉衣裤,穿在身上竟畅行无阻,哪怕是深更半夜,来往铁西,也无人注意。
群众工作,这是我们进入铁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
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面临着群众选择谁的问题,即:选择,还是国民党。在有些群众眼里,国民党是“正统”,对我党我军则持怀疑与观望态度。所以宣传发动群众的任务相当紧迫也相当繁重。
铁西区是工业区,大小工厂 100多家,绝大部分是新建的厂区。工人宿舍区距厂区很远,一律是平房,阴暗潮湿,拥挤不堪,街道狭窄而肮脏。与 整齐划一的厂区相比,这里简直是地狱。
当时铁西区的工厂大多停了工,不少大机器和主要设备已被苏军拆下运回国内,有些工厂则遭到了破坏和偷盗。厂区只有少数工人在看管,大部分工人都在宿舍区待着。区委立即把全体干部和工人党员动员起来,深入到几个大厂的宿舍区去,在几万名工人和家属中调查访问,与群众一起回忆日伪统治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镇压,发动群众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区党委的另一件工作是抓枪杆子,组织起一支工人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地下军。然而,武装工人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武器。
铁西区是日本军队的仓库区,每个仓库占地都很大。仓库里面有环形汽车道,有的还有火车道,四周围着高压电网,戒备十分森严。我们知道仓库里的武器枪械和一些重要物资大多已被苏军运回国内了,但还剩下一些一般军用物品,如军用衣裤、棉布、棉纱、毛皮靴帽等,甚至还有大捆大捆的儿童服装。然而仓库都由苏军士兵把守着,如何把这些物资弄出来呢?
彭真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设法从苏联战士守卫的仓库里搞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来,大家可以多想点办法。苏联士兵爱喝酒,我们可以送他们烟酒,以换回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
恰好分配到铁西区的有一位从延安俄文学校毕业的女同志,叫高茜,她的俄语说得十分流利,我就同高茜一起去找守仓库的苏军土兵,与他们交 谈,请他们通融。
虽然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订有条约,但毕竟苏联军人是长期受苏共教育的,听说我们是中国的干部,有的士兵就跷着大拇指,对我们十分 亲切。有的把我们领进仓库,有的则开着汽车送我们到一个一个仓库看,我们需要什么,大多能得到满足,只可惜仓库里的枪支太少了。我们用这批从仓库搞出来的枪支弹药,加上发动群众自己找来的武器,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工人武装训练队。
在工人武装训练队成立的同 时,区党委也着手铺开摊子,建立各种组织。
工作才开头,摊子刚铺开, 国民党的大部队就通过山海关直逼沈阳来了。苏联红军准备把沈阳交给国民党,而不准我们的部队再驻扎在这里。
几天后,市委通知我去开 会。会上我们被告知:苏军限令我党政军人员(包括伪装成的部队)24小时内全部撤出沈阳,否则要武力解决。市委决定第二天撤出,要求各区也同时撤出。撤出后的市委机关将迁往沈阳以北50里的财落堡村。
从市里回来,我马上召集区委会议,研究撤退问题。大家认为,要安排的事情很多,例如布置秘密组织和隐蔽党员、抢运重要物资,等等,24小时 是远远不够的。铁西区这么大,一天一夜把人找齐也来不及。我们觉得,苏军限24小时撤出沈阳指的应是市区,而铁西区是郊区,于是决定找个苏军指挥官谈一谈。
我们在公安局楼上找到了驻铁西区苏军的一个营级军官,由高茜翻译, 提出24小时来不及撤出,至少要三天才够,并指出:“铁西区是郊区,与沈 阳市区不应一样对待。”那位军官架子很大,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生硬地说:“不行。”我们又再三跟他摆出具体困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才没有极力反对,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
我们返回区委继续开会,按三天时间布置撤退。会后,区政府立即撤到区委,区委的隔壁是公安局(即伪局)，伪住下,苏军的一个班在楼上。我们认为这样也好,有苏军战士住在隔壁,区委、区政府会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