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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倭寇战将王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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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21:3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KANG倭寇战将王中柱

王中柱(1904~  ),号震聩,1904年出生于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石牛坡乡。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十四师连长、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少将旅长、国民革命军预备第四师师长、湖北应城交通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军副军长、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监第九兵站总监、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司令部副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O三军军长。国民革命军上将、国防部副部长。

人物生平

1904年,出生于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石牛坡乡。

1924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

1926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十四师任连长,率部参加北伐

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的王中柱参加了淞沪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王中柱率部英勇奋战,两处负伤仍不下火线,受陈诚嘉奖和重用,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少将旅长,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一期深造。

1938年7月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组建,任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副师长,率部与倭寇侵略军正面作战,转战于河南、湖北,参与武汉会战、忻口保卫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和襄樊、沙宜等战役。

1940年5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国军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副师长王中柱率部退居珠宝山苏家岗一线设防,师部驻宜昌县小峰乡南边村七组。

1941年春,国军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副师长王中柱担负宜昌县小溪塔地区的防守,师部原驻宜昌县雾渡河的歇马台,同年春迁到晓峰南边村。预备第四师是独立师,下辖10、11、12三个团,部队分驻在七里峡一带。

1941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师长。

1942年,王中柱率部在宜昌县小溪塔地区进行反攻作战,先后在沙坝店子等处发生激烈战斗,该师伤亡惨重。在四年鏖战期间,该师超过3000名将士牺牲。该师在当地驻军期间,曾为地方做了不少实事,采取禁烟、禁毒措施,并创办小学。

1943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副军长兼第十六师师长,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

1945年7月接受改编。年7月1日由第九兵站总监部改编扩大而成,直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负责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辖区内部队之后勤补给。司令朱鼎卿,副司令王中柱。驻汉口江汉路2号,下辖3个分监部,1个支部。1947年12月16日,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九兵站总监部成立,驻汉口江汉路2号,王中柱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监第九兵站总监。

1948年7月1日,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司令部成立,直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负责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辖区内部队之后勤补给,王中柱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九补给区司令部副司令。驻汉口江汉路2号,下辖3个分监部,1个支部。

1949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一O三军成立,王中柱任国民革命军第一O三军军长,下辖第234师、第347师。随着解放军南下,347师被调走,103军奉命从广东调到云南。为此王中柱把234师师长等指挥官先派到云南去成立前进指挥所,结果人派去了,部队却走不了了,因为解放军攻打衡阳,衡宝战役爆发,王中柱奉命负责衡阳、湘南、粤北地区的防务。王中柱指挥只有一个师、而且还是一个师长不在情况下与第四野战军作战。主官不齐,军无斗志,10月5日,该军在洪江地区遭到重创,王中柱见不能再有作为,离开部队赴香港,任香港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后去台湾,任国防部副部长,晋升上将。王中柱于何时去世不详,目前仅知1995年仍在世。

率领预四师湖北抗战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于1938年5月编成(师长傅正模,副师长王中柱),隶属于第3战区第32集团军(司令官上官云相)第75军,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并参加武汉会战。会战结束后,该师随第75军改隶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湖北宜昌),属于第5战区序列。在军编成内参与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等作战行动。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给驻守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造成了重大威胁,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为改变不利局面,日军调集第6师团、第40师团各一部,会同原驻湖北的第3、13、39师团,采用奇袭和机动作战的手段,击破和消灭第5战区的国民党军部队(史称枣宜会战)。国民党军事先未判明日军企图,仓促应对,使第5战区部队造成严重损失,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173师师长钟毅等在此役中为国捐躯,后不得不从重庆调来整训中的第18军,勉强巩固了防线,此时鄂西重镇宜昌已入敌手,国民党军退守三斗坪防线。预备第4师爷是防线中的一员,随着整训深入,预备第4师已成为国民党军陈诚军事集团麾下一员,1941年11月原师长傅正模升任第54军副军长,师长由原陈诚军事集团第11师的旅长王中柱继任。对峙局面一直维持到1943年,该年2月至6月间,预备第4师在军编成内相继参加鄂西会战(宜昌战役),常德会战等作战行动。1945年4月,该师被裁撤。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曾在宜昌与日军对峙、鏖战近四年,该师牺牲的将士超过3000人。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预四师师长傅正模、副师长王中柱率部退居晓峰一带,而师部就在位于南边村枣子树岭的一个大地主家里,该师野战医院就位于河边的平地上。抗战将士在保卫宜昌的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伤员众多,当时的医疗条件又有限,许多受伤的将士都在这里牺牲。

深夜血战—回忆录

1941年冬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那日当晚该师三个团冒着凌厉的寒风连夜出发。

某日凌晨一时许,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了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二点时分,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中潜伏下来,工兵排余排长带领1人在前面排除障碍,他们摸到敌前沿阵地,用虎口钳子剪断敌人第一道铁丝网,又顺利地剪开了敌人第二道铁丝网,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了一个口,10团向前跃进了100多米。

当我工兵剪第三道铁丝网时,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干日军视线与火力网之下。此时此刻,似乎除了主动进攻已别无良策,团长立即下令强攻冲锋。敌阵中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军开火,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地被敌火力扫倒。冲一次倒一批,二营营长当即阵亡。

第二次冲锋时全团已伤亡过半。三营高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迂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我50多名官兵全部与敌同归于尽。10团在此次血战中,仅剩下1人。3000将士埋葬在金鱼坪的山坡

七十五军的野战医院那时设在南边村的养老坪,也就是现在的金鱼坪。这里与易行锡的老家只隔着一条河。关于野战医院的一些情况,十六七岁的他是亲眼所见。入伍前,他每天都看到成批的伤亡战士从前线运回,轻伤员住轻伤室,重伤员住重伤室,死了的立即掩埋。由于日军封锁了我军的运输线,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斗坪下面的地方运送,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战士,百分百的没得救了。

有一次,担架排三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死了60多个伤员。起初的对死去的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掩埋,坑里垫一点稻草。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就顾不过来了,干脆几个人一个坑或几十个人一个坑。在预四师驻南边村的4年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一共掩埋了3000多位KANG倭寇战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易行锡记得其中一个石碑上刻有800多名士兵的姓名。

将士遗骨被发现

2010年9月,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在施工时发现了3000余具遗骨。经当地文史专家考证,遗骨为KANG倭寇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将士遗骸。

该施工坑位于黄花乡南边村村委会背后的一片山坡上,工地负责人刘先生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挖掘机挖了一个小坑,因为下雨,部分泥土被冲刷后露出了白骨。经询问周边群众后得知,这里曾埋葬过许多KANG倭寇牺牲的将士。随即工人将这些遗骨集中起来,小心地存放到另外的地点。

据当地时年73岁的村民秦德标介绍,在KANG倭寇战争时期南边村村委会一带是一处野战医院,抗战将士在保卫宜昌的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伤员众多,当时的医疗条件又有限,许多受伤的将士都在这里牺牲。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家简兴安称,《宜昌县文史资料第9辑》中对这段历史有真实的记载,根据抗战老兵的回忆以及后来发现的一块残碑记载,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军预备第四师至少有3000余牺牲的将士埋葬在此处。

铁骨三千生前身后事—纪念预四师抗战

金鱼坪村面山背水,环境静幽,绿树环绕,鸟鸣啾唧,计划中的宜巴公路(宜昌-巴东)将要从这座村庄穿过。近日,公路建筑人员的一场施工,挖出了3000具尸骨,而这3000具尸骨,是国民革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的烈士尸骨。

69年前,日军沿着长江,溯流而上,侵占宜昌,兵锋直指石牌要塞。石牌一失,重庆门户洞开。当时,十万国军集结石牌附近,与十万日军展开惨烈厮杀,直杀得山河变色,日月无光,石牌保卫战被后世的欧美专家们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全部由湘军组成的第75军预备四师,奉命从湖南开赴湖北宜昌,守卫以珠宝山为中心的防线,从侧面阻击日军对石牌要塞的进犯。珠宝山距离石牌30多公里,距离金鱼坪村20公里。预四师的野战医院,就设在金鱼坪村。

金鱼坪村发现的3000具尸骨,多是预四师野战医院里无法得到救治的烈士遗骨。

很多将士饿死医院

珠宝山的防御战打了一年时间,双方胶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现年53岁的金鱼坪村村民易生权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放羊的时候,就踩着遍地的尸骸向山上攀援;就在前一段时间,他在自己家屋后的山坡上,还常常能够捡到人骨。现在,这些烈士的尸骨都被妥善保存起来。

预四师进驻珠宝山后,金鱼坪村作为了后方野战医院,医院总部则设在易生权家。当时,易生权家祖上是地主,方圆十几里的田地都是他们家的。易生权的二爷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他的父亲易顺沧在师范学校读书。

如果前方战事不紧,预四师师长王中柱就会来到作为后方医院的金鱼坪村。王中柱有马匹,但是他从来不骑,来的时候让伤兵骑着,回去的时候,让伤好归队的战士骑着。有一次,王中柱在山路上遇到两个贩卖鸦片的商人,非常气愤,他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干这种事情!”喝令卫兵枪毙了两人。

预四师中给易生权父亲易顺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温副官,不清楚温副官是湖南哪里人,只知道他是傅正模的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金鱼坪村时,得了一场大病,是易顺沧的姑父周仁丰救治好的。温副官与易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解放后被错划为大地主而枪毙了,几年后才得以平反。

温副官曾给上学的易顺沧写过一封信,用小楷毛笔写在黄裱纸上,信中有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鼓励易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这封信易顺沧一直保存着。在他40多岁的时候,还把这封信拿出来,让儿子易生权看。易顺沧给儿子讲解孟子的那段话,边讲解边流泪。他解放后一直在黄花乡的多所中小学任教,14年前去世了。

当年,前方战况惨烈,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伤兵被抬到了现在的金鱼坪村。但是,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又食不果腹,受伤抬到这里,几乎就等于宣告死亡。每隔几天,医院里的人抬着死尸来到村外,挖坑集体掩埋,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又是一层死尸,又撒一层土……每一个坑里都会掩埋四层死尸。有的伤员被抬到了掩埋坑边,突然苏醒了,医院里的人又抬回去,但是,因为无药救治,第二天又抬回坑里掩埋。

易生权的母亲今年83岁,她现在还能记得当时一个催人泪下的情景。易家是大户,生活富裕,开有一家小饭店,温副官每次来的时候,都来在小饭店吃饭。有一天,温副官来到小饭店,向易生权的母亲讨要两个“油粘”——当地一种像油饼而又比油饼小的食物,他说他有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快要饿死了。易生权的母亲给了他。温副官拿着“油粘”喂老乡,可是老乡因为饿得太久,已经无法吞咽,食物卡在喉咙里噎死了。

预四师在宜昌的战斗尚未结束,师长傅正模就被调走,任54军中将副军长,时54军军长为黄维。预四师师长由第18军第11师旅长王中柱继任。

长江边的KANG倭寇勇士整装待发,每年偷偷祭奠烈士

预四师与日军殊死搏斗,战况极其惨烈。每次大幅减员后,预四师就要进行人员补充,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民团。预四师最初全是湖南兵,后来就有了湖北、四川人。

在一次战斗中,预四师一个团的阵地被日军占领,全团战士死战不退,绝大多数壮烈殉国。日军攻占阵地后,在每个国军遇难者的遗体上都要补几刺刀。有七个战士将死尸盖在了自己身上,逃过了一劫。刘邦瑞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因为找不到大部队,刘邦瑞就落户在了金鱼坪村。

这是刘邦瑞第二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几个月前。那次,他们营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的小腿被日军的子弹穿了一个洞,血流不止。营长派两名士兵将他背到了后方的野战医院,得到治疗。后来,营长在战斗中牺牲了,刘邦瑞找到营长的尸骨,埋在了金鱼坪村外的山坡上。刘邦瑞的儿子易强讲,父亲生前每逢清明节,都会偷偷到营长坟前祭奠。现在,父亲刘邦瑞已经去世21年了。

战争结束后,金鱼坪村外的整座山坡上,都竖满了石碑,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一块墓碑;而牺牲了的战士,则被草草掩埋。这些烈士中,最大的官职是团长,而营长就有好几个。所有的尸骨,有3000多具。

3000具尸骨埋骨青山,长期不为人知。这些墓碑,也被后来的人当做罪证销毁了。有的墓碑被用来铺路,有的被用来垒猪圈。墓碑上的字迹,经无数脚板和岁月打磨,日渐模糊,再难辨认上面抗战烈士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傅正模的儿子傅乐平从台湾来到了金鱼坪村,实地查看父亲当初战斗过的地方。易顺沧当年的同班同学杨印池也来到了金鱼坪村,旧地重游,感慨万千。易生权说,那天晚上,杨印池和易顺沧聊到了天亮。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寻找当年牺牲在那场战争中的长辈。易生权印象最深的是,曾有一个姓刘的民航总局机关的主任,来到金鱼坪村,那场战争中,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他们跑遍了整个山川,找到了一位舅舅的墓碑,上面刻的名字叫钟友幌,时任连长,现在这块墓碑保存在石牌纪念馆;另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惨烈的石牌保卫战

易生权和易强说,预四师当时是从侧翼配合石牌保卫战。

日军占领宜昌后,从陆路和水路同时进攻军事要塞石牌。石牌是宜昌进入重庆的必经之路,石牌一失,重庆危在旦夕。

石牌距离金鱼坪村数十公里,是一座至今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69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役,史称“石牌保卫战”,国外史学家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范一贵在石牌村做建筑生意,他至今还能记得外公的事迹。外公陈光林当初是国军的谍报队队长,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活捉,日军逼问他组织的名单,他一字不说,日军用尽了各种酷刑,依然从他嘴中掏不出一个字,最后,将他用刺刀活活捅死。陈光林牺牲的地点,在石牌村下游十几公里处。

国军为了防御日军逆流而上的进攻,将舰艇凿沉,阻挡日军船只。长江两岸的山上,修建了碉堡和炮台。当地村民说,碉堡和炮台是用美国水泥浇筑的,炮弹落下来,也只打出一个小坑。

国军的指挥中心设在石牌村,前沿阵地在曹家大包。现年81岁的冯雪秀老人说,那年倭寇的飞机天天飞临石牌村上空轰炸,老百姓的草房全部点着了,烈焰蒸腾,百姓们只能躲在深山里,任炮弹在两方的阵地上飞来飞去。国军在石牌村坚守了半年时间,凡是能吃的,都吃光了。

史料记载,坚守石牌的是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链。战前,胡链给妻子写了诀别信,信中说:“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完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胡链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坚守石牌的。

石牌村的村民回忆说,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炮声,双方军队数万人搅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鬼子一堆一堆扑上来,国军一群一群迎上去,用刺刀捅,用枪托砸,将鬼子赶下去。”几万把刺刀闪着寒光,几万个喉咙一起呐喊,这绝对是二战中最惨烈的白刃战。

坚守石牌半年后,日军终于退却了,陪都重庆得以无恙。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日军再没有跨过石牌一步。

75军预四师征战记

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军队分为嫡系和杂牌,整编师为嫡系中的嫡系,预备师为杂牌中的杂牌。

1938年,国民革命军75军预备第四师在湖南常德成立,下辖三个团。师长傅正模,副师长王中柱,全师将士均为湘军健儿。

预四师成立后,先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随枣会战和襄樊、沙宜等战役。曾在湖北宜昌与日军对峙、鏖战近四年,屡立战功。

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黄花乡两河口以东地区一些地方,均被倭寇占领,并修筑了大量半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西犯四川。这里是进入陪都重庆的重要关口,战略意义显著。1941年春,75军预四师担负该地的防守。

1941年冬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

预四师来到这里之前,该地称得上“鸦片之乡”,种鸦片的面积超过现在农户种油菜的面积。预四师来后,严令禁止种、吸、贩鸦片,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执行枪决。

宜昌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向晓峰一带,大批学童无处读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师长王中柱利用鸦片罚款作为经费,在师部所在地借用民房做教室,创办了“刚正民众小学校”,学校共三个班,六个年级,共160多人。学生多是难民子女,其次是当地学童,也有随军家属子女。入学儿童免交学费、书本费,笔墨纸张都由预四师供给。预四师调防之后,该校移交地方继续办,改名为大峰乡中心小学南边分校(现南边小学前身)。

当时战事一触即发。某日凌晨1时许,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了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2时左右,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中潜伏下来,工兵排余排长带领1人在前面排除障碍,他们摸到敌前沿阵地,用虎口钳子剪断敌人第一道铁丝网,又顺利地剪开了敌人第二道铁丝网,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了一个缺口,10团向前跃进了100多米。当我工兵剪第三道铁丝网时,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于日军视线与火力网之下。团长立即下令强攻冲锋。敌阵中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军开火,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地被敌火力扫倒。三营高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迂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我50多名官兵全部与敌同归于尽。10团在此次血战后,仅剩下1人。

75军预四师的野战医院设在南边村的金鱼坪。在预四师驻南边村的4年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一共掩埋了3000多位KANG倭寇战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一名亲历者记得其中一个石碑上刻有800多名士兵的姓名。

王中柱师长在离开南边时,专门为该师捐躯的将士立了一块纪念碑,还买了一块公地,请当地的村民易敬香种这块公地,负责每年清明给埋在这里的将士上坟扫墓,以示怀念。

1945年4月,预四师被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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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柱于何时去世不详,目前仅知1995年仍在世。衡阳市祁东县金桥镇石牛坡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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