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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国家。11月12日，广东阳江核电工程和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工程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批准，由此开启了世界上最宏大的核电发展计划，这使得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能源紧张的中国，未来可能缓解一些压力。这两项投资总额为955亿元的核电工程，只是中国政府入冬以来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方案的冰山一角。就在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共核准审批了数额为2千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西气东输二线项目东段工程，以及一批水利工程和民用机场项目。这些计划使中国未来有可能恢复到过去那种到处施工的火热场面。最近两个月以来，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样的场面已经不多见了。[十年后再次强力启动投资]时隔十年，中国政府重选了1998年时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政策措施——即强力启动投资。“要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做一个更好的铺垫。最近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这是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结果；这次就是要再提振一次，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再增长十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战略室主任刘立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次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比性，就在于投资提振经济的立竿见影的效果。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项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未来两年将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支出约4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六分之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四，来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11月5日这一天开始，国务院常务会议便频繁召开，并密集发布不同的利好信息和政策措施：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一步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当天，国家发改委部署了首批1000亿元中央投资，并明确投向11个部委。雷厉风行的应对举措，无疑是对近两个月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深化的担忧所致。在新近公布的10月份主要经济数据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延续此前数月的回落趋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百分号），创下2001年11月以来中国月度工业生产增速新低（扣除春节月份），是1998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工业增速低于9（百分号）的月份之一。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首次出现减速。也就是说，不管是企业投资的速度还是老百姓花钱的速度以及价格，都已经降下来了不少。与出口拉动和启动消费比起来，政府投资拉动无疑是对经济改善见效最快的手段。但是，与以往投向房地产等领域不同，今年的投资方向有了明显不同——以第四季度投入的第一批1000亿元中央投资分配方向看，民生内容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最受政府青睐。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11月14日宣布，第四季度的1000亿元分配如下：250亿元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100亿元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130亿元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60亿元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340亿元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120亿元用于加快可创新和结构调整。此次经济刺激方案中，“民生”是投资的主题词，而保障性住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未来三年将会有9000亿元投资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棚户区改造工程。农业是民生保障的另外重要一环。农业部新增农业建设项目投资计划中，涉及中央投资总计51.5亿元，主要用于农村沼气、动物疫病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垦区危房改造等直接关系农村“民生”内容。民生之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投资大项。这也预示着，未来中国人极有可能会开车飙上更好的公路，坐上更快更舒适的铁路，用上像北京新航站楼那样的大厅，以及更多的地铁。交通运输部预期今后两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年均1万亿元的规模，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希望今后两年新建项目超过4000亿。铁道部则透露，今后三年的铁路计划投资规模将超过3.5万亿元，其中明年计划完成投资达到6000亿元，约是今年建设投资的1倍左右。[直接刺激消费还不够]然而，在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十项措施中，尽管民生大单不少，但直接针对消费的并不多。一些专家坦言，“民生保障等内容还是比较少”。本次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即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其次，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舆论认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增加居民收入，进而直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尽管人们对此呼声很高，甚至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该从现在的2000元直接提高到8000元。但是这一能够直接拉动消费的措施，目前并没有直接列入政策调整的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中，目前还没有针对社保的整体方案和细化标准，“社保标准属地化，国家只是提出这个要求，各地分头去落实。”他说，“政府能做的只是中央这个大盘子，这个由发改委去做，现在还没有出来。”社会保障与民生、消费密切相关，此前人们寄望甚高，但目前尚无信息表明，本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为此投入多少。由于社保缺位，中国总储蓄额约占GDP的60（百分号），消费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在出口和出口受限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没能得到应有的体现。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持续了30年之后，目前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这一轮的危机是结构性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也就是说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要保证投资效益”]“要通过投资来达到收益性，不仅仅要考虑怎么通过投资渠道花钱出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东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财政刺激方案“要保证投资效益，比如，铁路、公路，一些好的项目收益性都是很好的，我们要达到以债养债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花钱。”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司长杨忠民认为，明年计划完成的6000亿元铁路基建投资规模，需要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估计对GDP的拉动可以达到1.5个百分点。“扩大内需，铁路先行，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认为，国际国内、地区之间、产业之间，都会因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扩张而产生新的交换，“铁路可以解决当前的瓶颈问题，包括中间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的联系。”他说。王元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中间品生产能力超前，尤其是钢铁、水泥等非常强，以前是靠出口来平衡的，现在就要靠内需。”他认为，政府举措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从战略上衡量，都是和整个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系。“现在，还是要靠缩小差距、扩大城市化率，通过社保等改善人们的消费条件，然后再拉动这方面的消费。”王元京认为，这个过程的传导具有周期性，需要有相当的时间，“中间品行业可以拉动民生和基础设施，为消费创造条件。”以保障性住房为例，未来三年每年住房保障投资3000亿元，可以带动上下游投资3000亿元，还可以创造200万～300万个就业岗位。未来三年的9000亿元住房保障投资，可以拉动4.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6.75万亿元的GDP.相比之下，社保等长效机制并不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而且积重难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其投入的现实考量。刘立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真正能保的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像公务员等，这样社保投入就是泥牛入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有助于确保中国经济维持8（百分号）至9（百分号）的较快增速，“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通过采取积极措施确保自身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这已经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林毅夫11日晚间在针对亚洲媒体的小型电话会议上如此表示。巨额资金如何筹措？“国家将会调整明后年的财政预算资金，铁路、公路等相关部门的政府收费基金也将纳入其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发行国债]在11月14日国新办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穆虹称，到2010年底，中央投资安排将达到1.18万亿元。“这1.18万亿元资金，其实是以中央财政为主导，相关部门政府收费基金为补充来解决的。”苏明说。比如交通部门的养路费，铁道部的铁路建设基金，水利部的水利建设基金等，虽然名义上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都要用在10项涉及的基建项目中。但是，以目前中央财政的支付能力，支付未来投资能否足够？社科院财贸所财贸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自1998年以来，中央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同比快速增长的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3.48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长30（百分号）以上，而去年一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5.1万亿元。4万亿支出将达到一年财收的80（百分号）。但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三季度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明显，7、8、9月的增长率分别为16.5（百分号）、10.1（百分号）、3.1（百分号），10月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0.3（百分号），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76.38亿元，同比下降8.4（百分号）。“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明年的财政收入压力将继续增大，因民生和基建投资的安排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将上升很快。”苏明说。在财政出现紧张状态下，缩减财政既往的支出可能是策略之一。比如，中央最近削减了部门公用经费，如出国经费等，转移用作扩大内需。但仅靠缩减是非常不够的。发行国债可能是比较便利的选择。据德意志银行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为了保证GDP增长8（百分号）的速度，中国明年财政或许会出现4000亿左右的赤字。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1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称，1.18万亿元资金可以肯定地说这会影响到2009年乃至2010年的预算，但规模在可控范围内。据了解，中国一直实行年度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这也意味着今后两年的国债余额将扩大。《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0年起，国债发行总量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发行了1.5万亿的特别国债，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为将未来几年的对财政的影响降到最小，10年左右的中长期国债将加大发行力度。”苏明说，中国今年的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为300亿，之前几年也在500亿至800亿之间。10月30日，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人民币。但发行国债，货币资金将被回收，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下降，对私人部门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货币增发]发行国债之外，增发货币也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但由此可能会带来的通胀效应，成为增发货币的困扰。“增发货币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一旦货币当局在银行贷款中把关不严，贷得过多，就会导致货币发行的幅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苏明说。中国目前的货币增速过缓，成为增发货币的理由。从去年10月起至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今年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连续第五个月走低，狭义货币量M1余额同比增长8.85（百分号），货币增速已连续六个月走低。另外，央行独立性是制约因财政扩张原因而增发货币的最主要理由。“自1994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以来，我国的财政透支制度已经不存在，即财政部不可以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要钱。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杨志勇认为。因此，从短期来看，发国债等财政手段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压力不太大。但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仍有抬头的可能。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增长速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并带来恶性后果。“过量增发货币，一般只有在所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不起效用的时候，做最后一搏。这次扩大内需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杨志勇认为，中央银行最首要的任务是以本国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经济最主要作用是资源配置，而货币起价格信号作用，一旦币值不稳，会带来无法制定政策的后果。[地方可能增加非税收入]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第九条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据国务院十项措施中解释，增值税转型将减轻企业负担共1200亿元左右。但在扩张性财政的压力下，减税很难持续。“财政收入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减税要量力而行。就拿增值税改革来说，目前房屋建筑和汽车还不能抵税。”杨志勇说。“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向来不是以减税为目的的，而是要发挥税收的作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苏明说。据他介绍，未来两年国家将加大税收结构的调整力度，目前摆在税收出台日程的有燃油税、资源税和城建维护税等。此前，中国政府多次表示燃油税将择机出台。目前10月份的CPI为4（百分号），物价处于下行通道，国际油价从每桶140多美元的高位一路下跌至每桶60多美元。在这一时机出台燃油税，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不大，很容易被民众接受。大规模减税不可能，但大规模增税也同样不可能。地方政府的各种非税收入却有可能抬头，增加企业的负担。据杨志勇介绍，越是发达地区这种非税收入越多。比如此前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此次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来源，不仅在中央层面，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占了重要部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这4万亿元投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金融系统贷款和其他来源资金（包括可用的国外资金）的总和。据杨志勇介绍，目前地方欠债严重，且债务情况如何尚不清楚。地方的各种直接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交错其中。财政部已将一份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提交国务院。地方政府本身债务缠身，如何能拿出钱扩大内需？“地方很多债务不是需要立刻偿还的，并不影响其适当投资。”苏明认为，中央投入一部分钱，将带动地方投资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拉动地方的GDP增长，在房地产市场不再起支撑作用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很愿意投资。而调动社会资本将是未来两年的重头戏。自国家公布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以来。发改委所处的北京三里河地区旅店迅速升温，挤满了全国各地来询问项目的投资者们。“今日的财富聚集状况非1998年时所能比，一部分手中有大量资金，一旦政策引导到位，这部分钱将迅速集结。”杨志勇说。这些年政府对投资已经建立了一套奖补机制，比如投资补助，一个1000万的项目，政府投资100万至200万，地方政府再出一些，带动效应就起来了；还有贴息的手段。比如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是5（百分号），政府贴息2（百分号）。此次4万亿方案中，中央直接投资占1.18万亿元，如何管理好这笔巨额资金也成为纳税人关注的焦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近日表示，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财政部、发改委已经组成联合检查组，赴各地全程监控资金使用情况。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负责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王满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预计，国务院将在明后两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相关预算草案。尽管4万亿计划中的很多内容此前已经公布，比如四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基金、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等措施；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也在政府的日常预算范围之内。不过，究竟有多少项目属于新增投资，目前尚不明确。王满船认为，属于4万亿投资范围的项目，不论是既有计划，还是新增投资，在明后两年，均需列入当年预算草案。颁布于1994年的《预算法》，既未规定预算审批通过的标准，也未考虑预算被否决的法律后果。武汉大学法学博士杨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由于中国向来强调人大和政府的议行合一，因此《预算法》起草和审议的过程中没有考虑预算可能被否决，亦在情理之中。目前，预算法修改已被列入十一届人大立法项目，预料将加强人大审批监督和可操作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蔡定剑认为，全国人大现在基本不具备预算审查的能力。全国有近3000名兼职代表，每年开会时间不足半个月，而这些代表又大多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所以在现行体制下，即便政府预算细化以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预算由过去看不懂，到现在的没有时间看。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做过常委专职化试点。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首次设立了10名“专职常委”。但代表专职化尚未推动。由于人大对政府未能形成有效监督，以往预算执行中的腐败和浪费现象难以遏制。仅今年前10个月，审计署就已审计查处问题资金1128亿元。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认为，有很多违纪违规问题都是由于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造成的。蔡定剑认为，目前中国预算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政府内部加强行政控制，而不是政治控制，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改革。而当前中国预算改革最迫切、最可行的一步是实行预算的公开和透明，从预算编制、审查到执行过程都要公开，而不是像现在把预算作为政府机密。从长远看，改革的重点要增强人大对预算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能力。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中国政府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百分号）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百分号）争9（百分号）”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你认为未来2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百分号）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2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其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会见底。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百分号）至5（百分号）左右。再次，剩下的2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1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1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1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效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1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1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百分号）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百分号）至5（百分号）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他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百分号）至8（百分号）。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财力充足得很，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个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百分号），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百分号）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百分号）负债比。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民生项目上下手。[“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陈志武：估计不大了。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那么，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你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百分号），政府消费是GDP的16.5（百分号）；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百分号），政府消费是GDP的28（百分号）。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百分号）与55（百分号），巴西民间消费占59.9（百分号），印度为55（百分号），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百分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百分号），中国才3（百分号）。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百分号），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百分号）。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公众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你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很乐观。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新闻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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