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阳名人：李龙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星星

李龙，男，1937年生，湖南祁阳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曾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1997年作为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团长出访阿根廷、智利和法国，并参加在阿根廷召开的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2001年以大陆法学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2005年赴美国访问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大学的法学院。2012年获中国法学会"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主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李龙，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现任教育部和国新办批准成立的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2年获评中国法学会“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2016年荣获“李步云法学奖”。

曾任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顾问，武汉大学法学院代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2011协同中心认定工作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以及法学教育。提出人本法律观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全国做报告，先后在湖北省委和浙江省委做法治讲座，并在中央政法委做专题报告。出版专著、教材（主编）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刊物和CSSCI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培养了127位博士，其中担任大学正副校长有12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4项、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2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和其他省部级一等奖5项。曾作为中囯法学会代表团团长出访阿根廷等国，作为学者出访美国耶鲁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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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有三位资深教授——韩德培、马克昌、李龙。如今，已有两位老先生仙逝，75岁的李龙教授忆之黯然：“我们是三代人。我是两位先生的学生，在监狱里还给他们写过信，治学道路上也受过他们的扶持。”     李龙教授的一生跌宕起伏。回顾曾经的磨难，他已看得风轻云淡，笑言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是读书、坐牢、做学问。     李龙出生在湖南祁阳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李景荫生前是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不过，身为著名法学家的伯父李祖荫对李龙的影响更大。     1954年9月，李龙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他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法学有着浓厚兴趣，始终认为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当时，系主任是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韩德培教授，也是自己所在班的法律课主讲老师。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李龙就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法学》等报刊发表文章。那一年，他还参加了全国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获授“青年法学家”称号。     1958年毕业时，满怀憧憬的李龙却因两篇论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到蕲春县的一个农场改造。次年，他又因给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写信被判刑。直到1979年平反，他整整坐了20年牢。     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43岁的李龙发现自己已成为武大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毕业生等待分配工作。他被分到黄石，在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当老师。“对我来说，这20年的监狱生活也不是那么糟糕！”从寒窗到铁窗的坎坷经历，没有让李龙对人生失去信心。他反而认为，没有这种经历，就没有他后来的成就。人的一生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要善于在逆境中奋起。同时，文革期间的法治不完善，让他反思只有好好研究法学，完善法治建设，才能振兴国家。     李龙加倍投入到研究中，时常工作到深夜。他开始在法学界引起瞩目。1988年，在马克昌教授的努力下，他调到武大任教。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龙教授率先提出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树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坚持将该观点载入全国高校法学专业统编教材之中。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纵深推进，李龙教授将人本法律观的视角聚集于法的人权精神。他担任执行总主编的170万字《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权法研究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标志性著作之一。     当历史的步伐进入到21世纪时，李龙教授在反复梳理、全面提升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人本法律观的完整体系。2006年，他的专著《人本法律观研究》出版。去年，《以人为本与法理学的创新》问世。他的观点在全国法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获得过不少荣誉和奖项，但最让李龙教授高兴的还是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看到一批批优秀学生成长起来，令他十分欣慰。他共培养了97名博士，其中有好几人成为大学校长，45人是教授，35人是副教授。现在，他还带着十几名博士生。     李龙教授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立足国情，着眼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虽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眼下仍在研究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年初以来已写了十五六万字。“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要作出回答。”他说，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说中国问题。     说到这里，李龙教授不禁批评当前有些学者在文章中“不说中国话”的不良风气：生搬硬套外国理论，再把本土事例塞进去，或者故意卖弄洋概念、洋术语，晦涩难懂。他直言道：“这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