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姚文元设计诬陷陶铸的阴谋是如何出炉的？
揭秘：姚文元设计诬陷陶铸的阴谋是如何出炉的？
2010年09月15日 11:46 党史博采（纪实） 【[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打印】 [url=]共有评论2条[/url]
陶铸：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于1967年1月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封面 资料图
陶铸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第4期 作者：峥嵘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在由他们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对陶铸进行诬陷，给他加上了许多大得吓人的帽子，使陶铸蒙受了不白之冤。
《评陶铸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
陶铸的这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10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据陶铸对高等院校的师生、共青团干部和青年所作的讲话整理而成的，部分是为报刊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陶铸结合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具体情况，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既要关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既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唯物辩证法，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铸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196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铸在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党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作；文艺创作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从多方面来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充分发扬民主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现实意义的。这两本书出版后，在广大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热烈欢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过26次，发行150万册。
但是，就在陶铸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给作者打赏
共和国四大“红色公主”是哪四人？此名头何时出现？她们今何在？
陶铸纪念馆阅读4856评论1
陶铸在文革期间的几张彩照
陶铸纪念馆阅读4720评论3
星星
揭秘：姚文元设计诬陷陶铸的阴谋是如何出炉的？
2010年09月15日 11:46 党史博采（纪实） 【[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打印】 [url=]共有评论2条[/url]
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于死地。
陶铸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并据此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其实这封 “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造反兵团”一伙人伪造的。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就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铸说过的一两句话，就把陶铸诬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也诬称陶铸“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铸被非法监禁8个月之后，他们又突然宣布陶铸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还在文中说：“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颠倒黑白的谰言
姚文元还颠倒黑白，说陶铸宣扬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发泄“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销“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铸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姚文元说陶铸宣传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一说陶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二说陶铸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三说陶铸宣传的“崇高的理想”就是当“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
姚文元攻击陶铸有“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就是根据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里说过的这么一段话：“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陶铸的这个比喻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着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世界的精神。但是，姚文元却斥之为大逆不道，指责为“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
姚文元说陶铸“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污蔑他所谈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专门用来残害无产阶级作家，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几条棍子———“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集束向陶铸打去。
“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姚文元一口气给陶铸罗列了几十个罪名。什么“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奴才”、“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党的阴谋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投机商人”、“伪君子”、“见不得阳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着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掀起的腥风血雨，面对着姚文元的所谓“历史的判决”，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22天，即1967年国庆节，陶铸满腔悲愤地写了四句诗：“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两年以后，在身患癌症、被强迫去安徽之前，他仍然壮怀激烈地写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
1969年11月30日，陶铸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在安徽合肥含冤病故，终年61岁。
2016-08-01回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