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铸“倒台”看毛泽东文革布局

从陶铸“倒台”看毛泽东文革布局

     陶铸（1908-1969），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此后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1967年1月4日，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此后陶铸被囚禁。1969年11月30日，陶铸因胆癌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61岁。本文作者：司马清扬

    一、陶铸“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泽东打倒，改组中央书记处势在必行。邓小平揣摩圣意，推荐陶铸进京，无疑是符合毛泽东的要求的：首先，陶铸同刘少奇一直有些积怨，在党内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对头”。同时陶铸是个直性子，爱放炮，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延安整风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受到折磨，以后是毛泽东伸出以援手得以获救。同时，在柯庆施被整的事情上，陶铸仗义执言，对整人的刘少奇表示不满，留下积怨。（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9页）

　　在建国后的“高、饶事件”中，陶铸曾经配合高岗向刘少奇“开炮”。以后又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对刘少奇的不满。例如，当刘少奇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党的第二把手以后，陶铸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1页）

　　但是有一点，毛泽东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铸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有些缓解。根据陶铸的自述，刘少奇在陶铸承认错误后，宽宏大量，使得陶铸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进而因为陶铸赞成刘少奇的建国路线方针，陶铸已经成为靠近刘少奇的一位地方大员。1965年1月，陈伯达发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时，告诉了王力，王力建议由陈伯达会同陶铸、彭真去做刘少奇的工作。笔者认为：虽然毛泽东对陶铸向刘“靠近”不会毫无察觉，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陶铸已经成为刘系人马，依然认为陶铸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够担任“炮轰”刘少奇的先锋。

　　在此，笔者还要着重指出的是：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正如单世联评论：陶铸在1950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1952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斗争能力。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第123页）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除了毛泽东的信任支持外，陶铸如果不善于党内斗争，也是不可能胜出，取而代之。陶铸的这种党内斗争经验是获得毛泽东青睐的重要资本。

　　除了毛泽东的赏识以外，陶铸和邓小平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 “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另外，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是，陶铸还同林彪的关系私交很好。陶铸是可以不敲门通报直接见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肃罗瑞卿之前，林彪曾私下向陶铸交底；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备受压力，林彪曾特意给陶铸以“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在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恩来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恩来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

　　作为替代，毛泽东准备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专案组；启用陶铸接手周恩来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林彪与邓小平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势同"一山不容二虎"，陶铸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因为陶铸和林、邓两个人均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毛泽东从1964年底就开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陶铸就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棋盘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铸同谢富治一起被补增为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取代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专为文革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革小组组长。

　　陶铸之所以能当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他大力颂扬毛泽东不无关系。自1966年初，陶铸主管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就宣传毛泽东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方面无疑在几个大区内是首屈一指。仅举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

　　（2）5月29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

　　陶铸接管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毛泽东眼里应该不再是"阎王殿"，对于文革的顺利发动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少陶铸和陆定一相比，毛泽东觉得会顺手很多。应该说，毛泽东对于陶铸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除分管中宣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陶铸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泽东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泽东有些疏远，而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泽东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小平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泽东“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的排名比后来的高。而邓小平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这足以说明毛泽东还是要用邓小平的，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根据王力的回忆，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他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

　　然而，由于林彪所持的与邓小平“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小平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泽东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小平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小平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小平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

　　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从邓小平在常委中的排序和分工等迹象看，毛泽东是要留下邓小平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因为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小平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林彪、邓小平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但是林彪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林彪整邓，破坏了毛泽东的部署，种下毛、林之间的芥蒂之因。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表现也是耐人寻味的。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不仅没有揭发批判刘少奇。反而在检讨中主动把自己同刘少奇相提并论，提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

　　以后，林彪和陈伯达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陈伯达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由于邓小平无法继续工作，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只好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间林彪也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但最终还是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陶铸自然是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恩来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则采取了“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二、陶铸“倒台”的过程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泽东原本还打算重用陶铸。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铸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铸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陶铸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泽东和江青所接受。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了陶铸的“倒台”和周恩来的“保全”。

　　上面说过，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泽东也是满意的，这就有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铸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少奇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躇不前。对此，毛泽东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铸。

　　8月、9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泽东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

　　1966的10月1日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上了天安门。但是到了晚上，毛泽东用坐“敞篷车”的特殊方式告诉世人那些人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陶铸还是坐敞篷车的一员。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被排除在外。但是陶铸在宣传上对十一个常委是照章办事，同样对待。所以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铸搞的。

　　不仅如此，当陶铸发现邓小平没有一个靠近毛泽东的镜头时，便把陈毅靠近毛泽东的一张照片换成了邓小平。（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51页）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换头术"，后来也成为陶铸的罪名之一。

    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陶铸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了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泽东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泽东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泽东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这时毛泽东认为陶铸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震林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泽东就让陶铸自己一个人下去。但是陶铸却赖在中央不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铸。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

　　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做出了“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铸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铸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铸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然后是唐平铸告发陶铸“换头术”的问题。

　　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了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铸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铸同毛泽东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

　　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很明显，陶铸不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泽东决定要陶铸在12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铸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泽东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铸的原话。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12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王力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铸，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铸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了一个细节：毛泽东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12月29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和陶铸谈话，毛泽东再次批评陶铸：“你怎么还不下去？”（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44页）陶铸不明就里，以为毛泽东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

　　周恩来当即作出了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接见中，陶铸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了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至此，陶铸在毛泽东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三、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

　　陶铸倒台原因，诸如没有象毛泽东预期那样对刘少奇猛烈开火、试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试图重新组织建立书记处制度、“换头术”、与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不断发生冲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论述，也可以参阅拙作《陶铸之死内幕》。

　　这里我们要列举陶铸“倒台”的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歪曲。

　　陶铸之所以被打倒，第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毛泽东。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说的“林彪、江青一伙”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而打倒。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就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1967年1月8日　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陶铸不老实？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陶铸拜师吹邓的话语。陶铸拜邓为师，其中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在高岗事件中邓是告密者，二是陶铸知道邓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自然认为陶铸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实”，进而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派”。

　　江青、陈伯达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林彪、周恩来、以及陶铸本人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打倒陶铸的底牌。当毛泽东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他们抢先把这一决定公之于众。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此番话并不能看作是毛泽东不同意打倒陶铸，只是因为“中央有一些老干部提出意见，认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式的”此番话只是批评他们“打倒”的方式不对。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

　　林彪在陶铸被打倒一事之中，处于一种中性的位置。由于陶铸的位置所在，其命运并不是林彪所能决定的。所以尽管两人以往的关系很好，林彪没有、也不可能对陶铸加以保护。同时林彪也没有参与打倒陶铸。在陶铸告诉林彪，说毛泽东仍然要保自己之后，林彪才忠告陶铸要“被动”。这个忠告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而只是因为在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打倒”。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在此之前的12月6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1月4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且无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则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5号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四、陶铸“倒台”以后

　　陶铸被打倒以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迅速地向纵深发展：造反的浪潮从文教单位发展到工厂农村，以至于军队，各级党政机关纷纷被夺权，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从“路线错误”上升到敌我矛盾。

　　陶铸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使周恩来的作用更加无人可替。陶铸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诸如将运动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不让运动进入工厂农村等这些都和周恩来的想法一致，但是这些帐都算到了陶铸头上。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有机会改弦更张，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陶铸被打倒以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决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太多。但是，他当时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陶铸的问题却一再升级。

　　1967年9月，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点了陶铸的名，指陶铸为叛徒，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铸头上。毛泽东认为该文“极好”，两次为该文加批语，并且拟定文章的标题。

　　事实上，陶铸对于“怀疑一切”既有过模棱两可之中隐藏的不同意，也有过明确的支持。在陶铸倒台以后，这笔帐完全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在陶铸平反以后，一些歌颂他的人又完全否认陶铸支持过“怀疑一切”。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陶铸与“怀疑一切”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做深入阐述。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年10月13日载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969年11月，陶铸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老干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复职、落实政策，但是始终没有陶铸。

　　1973年，在给陶铸的妻子曾志落实政策的时候，有人问及曾志的问题，毛泽东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在否定曾志有问题的同时，仍然肯定陶铸有问题。（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502页）

　　直到1976年3月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江青还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说：“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62〕江青的这个讲话毛泽东是知道并且作过批示的。（毛泽东：《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1976年3月10日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江青又在公开场合重复了这一说法。所以我们说：“打倒陶铸”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五、结论

　　陶铸的“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图在于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但在林彪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后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

　　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在毛泽东尚未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打倒陶铸之前，江青、陈伯达抢先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世。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

　　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