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陵园和生平展馆

  上月底，去陕西富平参观中国柿子之乡的柿子产业情况，也就有了一次参观习老陵园的机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陵园，位于陕西省富平县城西北陶艺果林园附近，陵园内植有侧柏、龙柏、白皮松、火球等，陵园庄严肃穆简朴大方，习仲勋同志的石刻座像座落在陵园中央，作为陵园的组成部分，还有一间规模不大的习仲勋生平展馆，陈列了习老生前的部分图片，可了解其一生概况。2002年2月，这里被共青团陕西省委批准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富平县的红色旅游基地。

根据有关资料及习氏族谱记载：习姓的得姓是以国为姓。根据《风俗通》记载，习是一个古国名，汉代有习响，曾出任陈相。而《左传?杜预注》上记载，习氏，是以地为氏的姓氏。少习原是一个地名，在折县东之武关，望族出自襄阳。古代有诸侯国习国，习国被消灭后，其国人才以国为氏，而称为习氏。望族居于东阳郡，即今天的浙江省金华市。习氏后人尊习响为习姓的始祖。古代的习国，所在地就在现在的陕西省丹凤县武关附近少习山一带。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的宋代碑刻文物显示，湖北襄阳古迹“习家池”确实有习氏家族生活的史迹。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襄阳市分别发现了1方“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及1通习氏宗祠残碑，其文字内容记述了习氏宗族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发现于襄城区欧庙镇李垴村习家沟自然村之习氏墓地中，墓志缺盖，体青石质，方形，边长57厘米、厚15厘米，边框饰缠枝花纹，志文楷体阴刻，纵30行，满行30字，计869字，残损45字。志文记：“习氏，故襄名族，晋、唐间最盛，载青史中，不具述。即今城南凤凰山之麓，习氏池亭最著名者，其故居也。”可见，现襄阳城南5公里的习家池就是汉—唐时期襄阳豪族习氏家族的故地，是襄樊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大族，是习姓郡望宗祠所在。习家池所属的习家人于五代时因故迁出襄阳，以迁入江西一支发展得最为繁衍，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已寓居江西数百年的习姓一支又迁回襄阳城南的习家沟，直至今天。　　习氏宗派碑发现于襄城区欧庙镇褚庙村习家凼自然村南，因上世纪70年代遭到破坏，现仅存上半部。碑青石质，残长0.95米、宽0.635米、厚0.155米。两侧边框线刻卷草、花叶纹，上出榫头残甚，证实上端原有帽，遗失。正文有序文13行，记述习氏宗族传承史，初祖习融“修德不仕，隐于岘山之阳”，其后依次列出习氏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东汉习郁、习承业，三国习祯、珍、宏，晋习嘏、凿齿等。与“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中记述相印证的是，五代时，习氏宗族因兵戈战乱，宗族四散，到明代回迁。习家沟“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及习家凼宗派残碑的发现为习氏家族的迁徙、繁衍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据《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及陕西省党史研究室调研资料，这与习氏习自襄阳迁徙到族谱有明确记载的祖籍地“江西省临江府新淦县华城门村（今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塘头村委会习家村小组）”，从证据链上来看是能够吻合的。（新干县城城南，现存有华城门牌楼遗址）。华城门村习氏六世公舜翁，生有二子，长曰南池，次曰天池。南池公生于元朝元贞丙申年（公元1296年），有纹杰、纹纬二子，一直在新干生养繁衍，现塘头习家村等县内习姓村庄均为其后世族人。天池公生有四子，分别是思新、思淦、思乡、思敬，其中思敬公于明洪武年间迁至河南省邓州堰子里（今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习营村）定居。思敬公的15世孙习永生（习仲勋祖父）于1882年前后，由河南迁至陕西省富平县丹村乡中和村。习永生有习宗仁、习宗长、习豹子三子，习宗长生有习仲勋、习仲凯二子，习仲勋生有习近平、习远平、习正平三子和习桥桥、习安安（现居澳大利亚）二女。  过去，共产党人历来不讲究这些，尤其是“文革”期间，对寻根问祖更是讳莫如深，认为这是革命同志不应有的行为，而且有拉山头搞宗派的嫌疑，还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然而，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尊重祖先，尊重传统，共产党人也不能数典忘祖，而且，公开信息或了解官员的基本家史，也是社会开明和政治清明的需要。

[习仲勋](1913—2002 )陕西富平县人。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1月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南下渭(南)华(阴)失败后，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

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直接过问下获释。1936年1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参加西征，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KANGRI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KANGRI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文革期间，习家受到冲击，家乡富平的革命派也激流勇进，干下了不少让人伤心至今仍令人反思的行动。

1978年3月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同年12月被增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1979年任广东省省长。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8年4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24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