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陶铸驳斥江青:你干涉得太多了 管得太宽了
1966年陶铸驳斥江青:你干涉得太多了 管得太宽了2011年10月16日 09:4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郑笑枫 舒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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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就来个大哭大闹,先发制人。她一进门就把皮包往陶铸面前一摔,狂喊大叫:“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对江青的丑态陶铸十分蔑视,当场驳斥她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口,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反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反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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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反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回到家里,曾志望着陶铸怒气未消的脸色,很平静地诚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不时甚至吵得很凶。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曾志就独自去到蔡畅大姐那院,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到家后,就“闭门谢客”,等候处置。
只隔一天,陶铸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嚷着:“曾志,我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告诉曾志,这天上午,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进会议室,主席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陶铸对曾志说:“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你这个人呵!”毛泽东微笑着诙谐地批评陶铸说:“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接着,毛泽东问他:“我要你和谭震林到中南、华北去了解情况,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答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顺手在桌上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交给了陶铸,叮嘱他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嘱咐完了,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的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
陶铸以为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对于陶铸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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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30日,已是晚上10点钟,由中央文革那伙人事先策划好的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闯到中南海门前,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如不当晚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会场气氛不对头,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横蛮无理地指着陶铸叫嚷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陶铸强制怒火,严正地说:“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
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在盛怒之下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中央文革一伙人,就是要煽动造反派激怒陶铸,制造陷害陶铸的事端。陶铸的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进入会场维持秩序,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借此大喊大叫,说陶铸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听说造反派要揪陶铸,陈毅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周恩来闻讯后,很不放心,马上用电话通知李富春,请李富春立即赶到接见会场去,在造反派大吵大闹的时候,陈毅、李富春一直在隔壁一间屋里,关注着这场接见会场的事态发展。直到陶铸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结束这场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接见,陈毅、李富春才放心地离去,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
周恩来和陶铸照例每隔几天,就要去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当初陶铸并不知道,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他汇报的同时,又在另一个时间内,听取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汇报。造反派“勒令”陶铸交代问题,激怒陶铸发生大吵大闹的事件后的第四天,即1967年1月3日,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那天发生的事件时,毛泽东开头就问:“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哦,是态度不好……”
在这前不久,陶铸就和江青发生了直接争吵。江青和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互相勾结利用,进行了许多引人深思的活动,林彪的许多内部讲话,有的都记录在案。有一次,陶铸觉察到江青销毁了一些有关林彪的材料,江青知道后,很恐慌,1966年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就来个大哭大闹,先发制人。她一进门就把皮包往陶铸面前一摔,狂喊大叫:“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对江青的丑态陶铸十分蔑视,当场驳斥她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陶铸与中央文革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思想的深刻分歧,和他不妥协的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势必导致二者的彻底决裂。一场对陶铸更为阴险恶毒的迫害,必不可免地来临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北京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的代表。下午两点钟,周恩来又赶回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成员列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已按照通知的时间,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陶铸正和周恩来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商量政治局会议的几个议题。但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伙却迟迟不到。这时,他们正在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厅里,接见所谓中南地区的一个群众代表团。江青、陈伯达、康生正在这里杀气腾腾地诬蔑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陶铸打入“敌人”之列,提出要“打倒陶铸”。康生以他惯用的先定罪,后编材料的整人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已经把陶铸的问题性质向大家交了底,你们马上动手整材料,把材料拿出来,就胜利了。”
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伙人正在同一座人民大会堂里,在策划陷害陶铸的阴谋。周恩来久等他们不来,就亲自去找江青、康生、陈伯达,催促他们赶快来开政治局会议。他们装模作样地走进厅来,若无其事地和陶铸坐在一起开会了。政治局会议开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周恩来和陶铸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分头去接见群众代表。就在这个时候,“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经贴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印有江青、康生、陈伯达讲话的传单,已经在北京街头散发。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批准,没有下发任何文件,一位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党和国家的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诬陷、诽谤、中伤。
这天晚上七点钟,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到北京来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慌慌张张地跑来找陶铸,陶铸此时还在和周恩来分别接见群众代表,处理已在各地发生的武斗事件。李一清就把他在大街上看到的听到的告诉了曾志。曾志起初还不敢相信,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了,怎么也不能想象党内有这样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到了晚上九点钟,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叫大喊“打倒陶铸”,而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讲话内容。曾志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赫然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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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刻陶铸仍在忙于工作,没有回家来,曾志心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中南海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像要席卷整个中南海。曾志茫然若失地来到中南海内的陈毅家,陈老总安慰她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临走,陈老总亲自送曾志出门,并一再安慰她放宽心。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陶铸才回来,曾志把这一切情况告诉他,他竟全然不知。陶铸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江青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我和总理在商量政治局会议的事,他们就在我隔壁一个厅里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陶铸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在电话中听到这件事也异常吃惊,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陶铸立即赶到总理办公室,总理站起身来,迎着陶铸,紧握着他的手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是刚才知道的。”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
周恩来总理说:“还不清楚。”
陶铸和总理谈了一会儿,临走时,周恩来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了。”
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一伙的卑鄙政治阴谋,极为愤怒。1月7日凌晨一点钟,他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寿辰,那一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吃面条。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了一句惊人的答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就下达了一道动员令:“在1967年我们将要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1月4日和6日两天,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所谓“造反”宣言,宣布“夺权”。在北京,1967年1月3日,由林彪党羽邱会作控制的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发起召开批判叶剑英、陈毅元帅的十万人大会,并散发传单,攻击聂荣臻、徐向前元帅,同时,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诬蔑贺龙元帅,叫嚷要“把贺龙端出来”。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一伙,直接煽动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余秋里等。与此同时,北京大街上连续贴出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标语,散发林彪辱骂朱德委员长的传单……
直到此时,陶铸才搞清楚了这场“很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直到此时,陶铸仍然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他面对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性质纵已定
还将心肝掏
苌弘血化碧
哀痛总能消
在1967年中国上空乌云翻滚之际,陶铸坚信冤案定能昭雪,哀痛总能消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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