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在南岳忠烈祠的将军之三

林明

厚葬在南岳忠烈祠的将军

记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

廖方蔚　 廖方熏　廖方安（口述）

大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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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4月

　　三

　　1.含冤倒下

　　1941年10月16日，是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天。这一天在倭寇，因第二次湘北战役，导致了近卫内阁的倒台；在中国，这一天蒋介石带着一股杀气集中处理南岳第三次军事会议的准备事宜。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总结长沙第二次会战的经验与教训，为与敌作好持久战打好思想基础。蒋介石的基本基调是：这次南岳军事会议，不是庆功会，是检讨会，要严惩，要检讨。

　　蒋介石先召集白崇禧、陈诚和九战区最高长官薛岳4人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薛岳为逃脱个人责任，掩盖长沙又一度失守的事实，先是不敢批评蒋介石最宠爱的74军，把杀机指向了26军肖之楚和第37军陈沛，最后又指向了第10军李玉堂，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对前方的情况还是多少了解的，尤其是将领间的恩怨利害。当蒋介石发现薛岳是以此报私愤，仍记恨在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薛岳与肖之楚分别担任一营营长和二营营长的怨恨时，蒋介石理解了肖之楚，没有按薛岳的意图办。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37军和第10军也是卖力的。拿军长是问是最高统帅所难以下决心的。最后谈到74军的情况，薛岳把74军的战败又推给了第10军李玉堂。4个作战主力军都找不出薛岳的替死鬼，薛岳逐渐把目标转移并对准了部队损失最大、且与自己有一定矛盾的58师师长廖龄奇，这一政治目的，立即被陈诚、白崇禧所支持，遂被蒋介石采纳，廖龄奇因此而成为薛岳指挥第二次湘北战役长沙失守的替罪羊，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牺牲品。

　　1941年10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与会者纷纷指责国军贪生怕死，对日作战，一触即溃，使半壁河山沦陷，生灵涂炭。会上，薛岳作为9战区最高指挥官首先发言，指责某些将领，居功自傲，不听指挥，并拿廖龄奇作典型大肆攻击，王耀武作为74军军长、廖龄奇的直接上司，为了保全自己，也在会上配合薛岳，大肆攻击廖龄奇。廖龄奇感到很受委屈，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径自去见蒋介石自白，蒋介石以为廖龄奇在广众之下拆了他的台，本已极为愤怒，见廖龄奇当众来见，即喝令“滚蛋”，不予接谈。廖龄奇站着不走一再喊报告，要求申诉，蒋介石不予理睬。起身准备去开会，廖龄奇仍追着喊报告。蒋介石，愤愤之余，喝令宪兵团将廖龄奇“押起来”。这一消息传入会场，廖龄奇便成了众矢之的。有的趁此借以打击蒋介石的嫡系，有的虚构事实，为自己开脱罪责，有的鉴于国军将领KANG倭寇不力，大声疾呼，借此惩一戒百。26军肖之楚、第37军陈沛、第10军李玉堂等军长在此问题上不睦而合，一起公关，很快，形式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蒋介石迫于众议，故作姿态，以显示自己执法之严。即席手令：“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即枪决”。大会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当时知道事情有误，在宪兵将廖龄奇送交贺耀祖法办时，贺耀祖并没有将廖龄奇交宪兵团看押，而是交由自己的待从室警卫团（团长钧会）第一营（营长郑畴）照看。同时，贺耀祖在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后，并未交宪兵团执行，为了救出廖龄奇，贺耀祖将手令暂时扣下，拟等蒋介石息怒后再为设法。但是，薛岳、王耀武一伙见蒋介石的手令未及时得到执行，害怕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的责任落在自己头上，此时也多方活动，逼蒋介石落实手令，蒋介石在薛岳与贺耀祖之间的选择上，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前线第一指挥官薛岳。在贺耀祖说服蒋介石给以宽刑的过程中，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未发，在办公室里焦躁的来回走动，几次看了看贺耀祖放在办公桌上自己写的手令。最后，瞪着双眼沉默了好一阵子，终于咬紧牙关在手令最后又加了二个字：“可也”，蒋介石的手今由此变成：  “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即枪决可也”，蒋介石满足了薛岳、王耀武一伙的要求，但是，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深知，第二次长沙会战未能实现作战计划的原因很多，廖龄奇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由此送交宪兵团执行，必是冤案一起，再说廖龄奇是国民党王牌军的少将师长，又是蒋介石的嫡系，这么大的事，未经军法会审，直接交由宪兵团执行，在民国军事史上是从没有过的先例，像上将韩复渠，刘珍年，黄埔将领龙慕韩、酆悌，薛蔚英等都是由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按程序进行的，这么匆忙处事，于领袖也是不利的。在蒋介石第二次手令下达后，贺耀祖仍将蒋介石的手令扣下未交宪兵团执行。

　　大会进行到第4天，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仍未在大会上最后见面。薛岳、王耀武一伙罪人做贼心虚，深怕难逃厄运，多方向蒋介石活动，蒋介石签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会场将领的态度，终于在10月21日的大会闭幕讲话时出人意料地明确宣布：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已经枪决。贺耀祖到这时已深深感到：救廖龄奇已经无任何希望，蒋介石的选择不是选择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而是需要选择一个人头，廖龄奇本身的对与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至此，贺耀祖沉痛地签署了命令“奉谕交宪兵第十八团团长姚应龙立即执行具报。”贺耀祖并秘密指示姚应龙团长，要他按照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习惯做法执行。同时，为了在枪决时不见鲜血，贺耀祖还特别指示在执行现场铺上了鲜红的大红毛毯。刑场的选择也独有安排，选择在湖南衡山南岳蒋家垅这个特殊地名的地方作为刑场。

　　罪恶的决定天理不容，惊动了上帝，感动了上苍，1941年10月21日，在我国的衡山南岳，最高军事当局在所谓领袖蒋介石的主持下，正在进行着一场丧尽天艮的政治交易的同时，在我国北疆的甘肃临洮，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带领朱绍良、谷正伦亲临现场督办，由孙中山秘书高鲁为队长的中国日食观测队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首次日全食观测。不同的是，前者从开始至今仍处在黑暗之中，后者当天就在亲临现场的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君策的安排下实施了日全蚀观测的报道。1941年10月21目的日全蚀带由西北向东南方，经新疆、甘肃、陕西、湖北，越湖南、江西，历经三分钟，从福建入海。上帝和老天爷都感到了人间黑暗的羞耻，以日全蚀显灵为之抗争。

　　1941年10月22日，即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午后，宪兵18团团长姚应龙亲自从待从室警卫团一营郑畴营长处把廖龄奇接出，将廖龄奇押解至蒋家垅刑场。临刑前，廖龄奇从容交给姚应龙团长昨天晚上（蒋介石10月21日下午宣布的情况，会后已经有人秘密告诉了廖龄奇本人）已经写好的三封遗书：一封呈其母廖张伦处理家事，一封致妹夫陈耀庭托其照应家庭及待算师部帐目，一封致其妻杨淑岚劝其改嫁，然后对负责执行的宪兵十八团姚应龙团长说：“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效命疆场，身上七次复伤，才升任少将师长，我即使犯了临阵逃脱的罪，也应该军法会审依法处决。今听信几个人的不买之词，轻率给以处决，我是于心不甘的。”说完，从容走上刑场。1941年10月22日午后14时30分，将军带着无限的愤恨和冤屈静静地倒在了那早已铺好的大红地毯上。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宪兵18团将廖龄奇押往刑场不久，蒋介石也匆匆赶往刑场，但待蒋介石赶到时，廖龄奇已经倒下。蒋介石问姚应龙团长，廖龄奇被执行前说了些什么，姚应龙团长没有正面把廖龄奇的话传给蒋介石，谎说廖龄奇执行前要他报告校长，没有好好报效，有负教育之恩，感到很惭愧，蒋介石当时没有讲什么，一言未发离去了。

　　为了迎和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讲话，姚应龙团长在上报廖龄奇执行枪决的时间时，将日期提前了一天，即1941年10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廖龄奇已经枪决的那一天。在正式出版的《蒋总统集》中也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性，按“应即”枪决落笔。其实，“应即”和“已经”在浙江方言中本来就是一个音。这是后话。

　　廖龄奇将军被杀害的噩耗传到74军，特别是传到廖龄奇任3年师长的58师时，官兵无不痛哭流涕，义愤填膺，都说日寇这次进攻湘北，所有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都早已撤退到长沙以南或东南地带。58师是在战役开始后从江西的新余调到长沙的东北郊区东林寺接防的，部队到达东林寺时，根本就没有看到交防部队。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更撤到长沙以南近200里的朱亭。如果说弃城逃跑，以致长失陷的，正是薛岳一伙人，而不是58师。全师官兵对于岳、王耀武一伙借机对廖龄奇捏造事实进行诬陷行为，极为不平。几乎酿成兵变，172团团长王伯雄、173团团长蔡仁杰、174团团长邓竹修、补充团团长何澜都报请辞职，以示对廖龄奇被冤杀的无言KANGYI。鉴于廖龄奇被杀后在58师引起的动荡，蒋介石指示由74副军长兼57师师长佘程万“老大哥’’临时到58师负责工作，处理全师事务，后宣布张灵甫为代理师长。张灵甫力挽蔡仁杰留下并委以副师长职务。172团团长王伯雄、174团团长邓竹修、补充团团长何澜以及58师钟学栋上校、李嵩上校等一批主要将领愤然离去，先后离开了58师。由于廖龄奇的冤杀，致使58师进行了长时间的内部整顿，以致3个月后的第3次长沙会战，蒋介石特别指示58师不得参战、继续整顿。张灵甫作为师长的任命，最高统帅部也是十分谨慎的，一直等到1941年12月份的最后几天，廖龄奇陵墓建造完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以后，才发表张灵甫为58师师长。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前的9月18日，为纪念9.1 8事变10周年，发表了《告全国人民同胞书》。这个《告全国人民同胞书》，是7.7事变以来，蒋介石明确表示要坚决抗战到底态度最为坚决的一次，这是为争取国际同盟支持的一个有力举措。但是，自9月17日开始的第二次湘北战役的失利，却大大败了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大兴，给予蒋介石当头一棒。南岳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和薛岳达成彼此一致的政治意见，以蒋介石嫡系和主力并在第二次湘北战役中作为战区机动部队的7 4军5 8师师长廖龄奇的人头和第10军军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的处置和处分来证买蒋介石和薛岳“抗战到底”的决心。而事实上，在第二次湘北战役中，一共阵亡了两位将军，一位是74军51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少将，另一位是第10军190师付师长赖传湘少将，这正好说明了薛岳加害廖龄奇的罪恶用心，也说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严惩和检讨，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罢了。

　　2．平反昭雪  厚葬南岳忠烈祠

　　1941 年10月21日下午，国民党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廖龄奇将军遇害的消息不仅在58师引起了地震，对于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方方面面将领来讲，无疑也是引起一场巨大风波：一名久经沙场的KANG倭寇将军，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杀了。此时，结束会议后的蒋介石也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经过调查了解和落实，蒋介石认识到这确是一起冤案，随即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指示将廖龄奇按KANG倭寇阵亡将官给予抚恤，并指示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国民党最大的“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给予了廖龄奇亲属颁发了“荣哀状’’证书，按阵亡将官给予了廖龄奇的母亲廖张伦、妻子杨淑岚、长女廖方蔚、次女廖方薰、长子廖方吉、次子廖方安一次性抚恤金和年度抚恤金证书。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处理廖龄奇的后事问题上是非常重视的，首先在墓地大小的选择上，超出少将墓规格面积的三倍给予安排，占地1800平方米，其次在墓地地理位置的选择上，给予了烈士陵园最好的位置，选择正门三孔牌坊左侧不远处的东岗南坡之上，与三孔牌坊右侧西岗南坡之上的王牌军74军集体烈士墓互相映照，有着特殊的意义。再次是在墓碑的建筑上，比其他墓碑相对大一些，有两层楼那么高，有别于其他墓葬。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军事当局无法面对现实，将廖龄奇的死因如实的刻写在墓碑上，因此，这就形成了在南岳忠烈祠的12名个人墓中，唯有廖龄奇的墓碑碑阴处无任何生平事迹和生亡时辰的碑文记载，仅在碑阳处题有“廖师长龄奇之墓”7个大字。作为后人来看，这不妨是军事当局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手法之一，如要写上碑文，反而是一件令经办者难以办到的事，由此留下了这一真实的历史记载和墓碑碑文之谜。

　　1941年10月下旬，廖龄奇遇害后，廖龄奇家人很快接到了这一噩耗。廖龄奇的妻子杨淑岚，次女廖方薰由廖龄奇的妹夫陈耀庭陪同，乘坐部队派来的专车，由家乡赶到南岳，参加了隆重的廖龄奇墓奠基仪式。同年1 2月底，国民政府郓安、九战区长官司令部为廖龄奇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有关要员和廖龄奇亲属出席了葬礼仪式。

　　文化大革命期间，廖龄奇坟墓被毁，墓碑被砸碎。棺材被挖出时，并无腐烂，棺木打开时，廖龄奇的尸体保存完好，几乎如生，裹看身体的大红毛毯也未腐烂，尤如刚刚下葬。显然，这是贺耀祖在执行枪决时对廖龄奇是做了特别安排的，蒋介石在廖龄奇丧事的处理上，也是给予了特殊关照的。

　　廖龄奇遇难后的第3个月，即1942年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祝捷大会上，亲自宣布：三个月前被撤消主力第10军军长职务、由中将降为上校的李玉堂升任第7集团军付总司令，将三个月前被撤消预10师师长职务的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而参战的74军及其51、57两师一名将官也未得到晋升，这算是对3个月前两主力军将领处理的一种平衡吧？！

　　祝捷大会开了两天，会议刚刚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亲自赶赴南岳忠烈祠，他心情沉重，与祝捷大会期间判若两人。蒋介石一路无语：生者好办，死者无法回生。蒋介石在视察了廖龄奇的墓葬和祠宇的建筑后，仅说了一句话：“这里很好，配得上英烈们”，随后在享堂一侧的休息室，挥笔题写“忠烈祠”三个字，写了两遍，都不满意，第三遍时，凝神慢写，搁笔后退两步，看了一会儿，仍不满意，指示随从人员将写第一遍时少了一点的“烈”字换在第三遍字幅之中，凑起“忠烈祠”三个字。下山的路上，蒋介石闷闷不乐，被一种深深的哀愁笼罩着。薛岳等陪同官员谁也不敢讲话，仅有宋美龄不时地安慰委员长几句，视察完忠烈祠的当天，蒋介石夫妇即飞返重庆。

　　至此，蒋介石在新的一年到来的第一个月，对国民党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处置和处分最重的三名将军，死的昭了雪，活的晋了级，平衡了蒋介石的自责心理。

　　廖龄奇遇害的消息，家人和前去看望的廖的同事都一直没有告诉廖龄奇的母亲廖张伦，推说蒋介石派他出洋留学。廖龄奇的后事处理，全部由其妹夫陈耀庭负责。陈耀庭用廖龄奇的部分一次性抚恤金为廖张伦在祁阳县城建造了一座当时祁阳城最豪华的二层德式楼房，以廖龄奇的字“大可”取“可”字，起名为“可庐”，供其老母亲廖张伦使用，对廖张伦称是其儿子从国外寄回的钱建筑的，廖张伦深信不疑，直到土改，农民冲进房舍，廖张伦才被农民告知，他儿子早已去世。此楼解放后成为某银行职员的宿舍楼，上世纪90年代初已拆掉。

　　廖龄奇墓于1941年10月底动工修建，为解决资金和修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年11月，薛岳又协调国民政屙批准了南岳忠烈祠的第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从而保证了廖龄奇墓的修建质量和速度，同年12月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隆隆炮声之中，廖龄奇墓修建完成并举行安葬仪式。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根据家人的要求，由国民政府出资，于1945年初冬，对廖龄奇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整。1953年5月，廖龄奇墓中的文字遗迹全部凿毁。1966年9月3日，该墓遭到严重破坏，坟墓被挖毁，墓碑被砸碎。2013年10月，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100万元修复廖龄奇墓，修复工程于2013年11月动工，2014年3月修复完成。2014年4月8日，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有关领导、各界人士和来海峡两岸的黄埔后裔在南岳举行了隆重的廖龄奇陵墓修复落成仪式。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岳忠烈祠被批准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国家拔专款对南岳忠烈祠进行了修复，因资金所限，仅已修复好郑作民墓和74军集体烈士墓两座墓葬。1996年11月，国务院批准南岳忠烈祠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5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批准，南岳忠列祠列为国家红色旅游区，2012年，南岳忠列祠被国冢有关部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蒋介石内部集团矛盾的牺牲品

　　一位久经沙场的KANG倭寇爱国将领，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在会议的几天之内，就这样轻率处置，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史上仅有的先例。白崇禧、陈诚、薛岳与廖龄奇之间直接和间接的矛盾关系，是决定廖龄奇命运的关键。

　　廖龄奇与白崇禧、薛岳及其王耀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廖龄奇1927年初由叶挺独立团调入蒋介石警卫团，是时任团长的俞济时一手挑选的，俞济时升任旅长时，廖龄奇升任连长。俞济时升为师长时，廖龄奇升为营长，廖龄奇所在的88师264旅527团团长施觉民就是俞济时的外甥，俞济时把廖龄奇放在527团任二营营长，可见用心之苦。1932年，1.2 8淞沪抗战时期，俞济时师长因腹邵受重伤肚肠穿孔离开第88师，在杭州住院养伤治疗时，仍不忘保荐廖龄奇为527团团长。

　　1935年，俞济时受蒋介石之命任皖、浙、赣剿匪指挥官，下辖46师及所部合并，整编为58师，俞济时任师长，从此58师被俞济时带领成为蒋介石的又一支嫡系部队，一直到1947年整编74军在山东孟良崮全军覆没前的几个月，始终充当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1938年，兰封会战开始时，时任264旅旅长的廖龄奇虽远离88师师部，直接归第一兵团司令并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但仍然清楚地看到了88师师长龙慕韩是如何做了何应钦、桂永清这“爷儿俩”的屈死鬼，乃回到了时任74军俞济时任军长（58师于抗战开始时扩编为74军，俞济时任第一任军长）的58师任副师长，师长是上海8.1 3淞沪抗战时第88师的副师长冯胜法，冯胜法是廖龄奇过去的老上级，廖龄奇在58师由副师长很快提升为师长，成为俞济时的一名得力干将。

　　1937年7月，俞济时调任新组建的第5军军长，74军军长一职由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俞济时接此命令，喜于眉梢，当时第5军为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机械化部队，俞济时于整装赴任之际，电请“军委会”欲把自己的基本部队58师带走，廖龄奇作为一师之长，当然是支持了老上级俞济时的意见，这引起了军长王耀武的不满。因该师是74军的主力师，若被俞带走，无疑是削弱了王耀武的实力。王耀武新任军长．自知资历浅，不便告状，便托病在重庆迟迟不到差，一拖月余。当时，在重庆的白崇禧及前5军军长徐庭瑶，同俞济时有芥蒂，两人串通在蒋介石面前参了一本，说俞济时非机械化人材，恐难胜任职。蒋介石闻奏，批示“考虑”，就此断送了俞济时的一场黄梁美梦，也断送了廖龄奇继续跟随俞济时为蒋家王朝卖命的美梦。王耀武不惜为此与老上司反目为仇。俞济时在悻悻之佘，便去了重庆休养。廖龄奇原想随俞一同去第5军，不但没有去成，由此引起了王耀武的不满，也由俞济时的关系间接引起了白崇禧的不满，并成为4年之后的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政治话题一一白崇禧支持了薛岳。

　　廖龄奇与国民党军“土木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廖与陈诚个人之间没有矛盾。1938年6月，陈诚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廖时任88师264旅旅长，不受陈诚指挥，以后廖龄奇调任74军58师副师长、师长，但在武汉沦陷后，陈诚即不理九战区事务，而交由薛岳代理，一直到1940年7月六战区建立，陈诚就任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才正式就任九战区司令长官。但是，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由于陈、薛之间多年的正副职关系，作为陈诚，在薛岳与廖龄奇之间，他理所当然的支持了薛岳。

　　廖龄奇的前妻张凤清女士于1940年11月在江西吉安泰和医院因“生产”而去世。  当时，部队正驻防江西分宜、新余一带。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吴逸志见廖龄奇文质彬彬，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不仅具有统领兵力的能力，而且各方面素质都很强，有意介绍薛岳的姨妹子为妻，这也包含有薛岳的意思，廖龄奇不但不接受吴的好意，反而说什么“我历来不搞裙带关系”。这不仅给吴逸志以难堪，也招致了薛岳的恼恨，以致58师在浏阳遭受敌人重创，廖龄奇身为师长未在第一线带兵，而去吉安结婚并回祁阳省亲，在返回58师的途中于火车上路遇薛岳的一亲信，告知了薛岳：廖龄奇此行是结婚和探亲而回，终于给予了薛岳一个惩治廖龄奇的机会。

　　廖龄奇为人刚正不阿，自持各方面素质较好，又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好胜逞强，对上司如认为不如已的，态度非常傲慢，对其顶头上司王耀武就是如此，他常常心中不平“王耀武只是机遇好，本领才能并不出众”。

　　74军的三个师长，51师李天霞师长是黄埔三期生，57师佘程万师长是黄埔一期生，与前军长俞济时为同期毕业，而廖龄奇却是黄埔四期生。74军军长王耀武自己是黄埔三期生，此人生性霸道，当年，蒋介石没有让王耀武接任32旅杨天民之职，而去了补充旅任旅长，就是因为32旅的团长、副旅长都是黄埔一、二期的，怕王耀武领导不了。而今天，74军的两个黄埔一、三期的师长没有“说话”，而黄埔四期的廖龄奇却出言不逊，这给有点倒错位的王耀武大加吃醋，但王耀武一直看廖龄奇还是一员难得的战将，58师在“湖南骡子陕西驴”的带领下，打起仗来不要命，74军的硬仗，几乎全部是58师打头仗，所以一直不忍处置他，但这一次，他却是为上司薛岳和自己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5 8师副师长张灵甫，原名张钟灵，与廖龄奇同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张灵甫性格怜酷寡情，其醋劲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曾因无故杀妻、被蒋介石关押一年多。是王耀武接受了这个胡宗南不愿要的这个自己当旅长时的营长。张钟灵由此改名为张灵甫，因无编制，王耀武只能在51师内安排张灵甫为师部附员。抗战开始后的1937年9月底，张灵甫在上海任51师153旅305团团长。此后，张灵甫一直紧随王耀武，曾任51师153旅旅长、51师步兵指挥官，张灵甫从医院伤愈归队后任58师副师长。74军上下都知道这是王耀武在58师掺沙子。廖龄奇一旦离去58师师长位置，师长之职自然由同为黄埔四期且比廖龄奇年长一岁多的张灵甫继任。

　　四人小型会议的人员构成和军长、副师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本身已经决定了廖龄奇的命运，是与非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在这样的会议上，这样的形势下，是很难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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