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蘑菇中毒后记]他们，绝不仅是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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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绝不仅是七个人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5日08:20  山东新闻网-山东商报
　　2010年3月份，湖南祁阳朱丹丹的家中，电话铃声响起。那端，是春节、中秋也不曾打来电话的丹丹。话语中，远在天津从事着“物流工作”的朱丹丹似乎带着哭腔，说要6000元买电脑。“别人都有就我没有，工作不方便，还被人看不起。”
　　殊不知，从记者目前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当时朱丹丹索要的这6000元“买电脑费用”，更像是传销组织的入会费。七名中毒者中，多人在天津都被要求缴纳数额相似的费用。有专业人士认为，朱丹丹的哀哭之态，更可视作传销组织内部公开化地欺骗路径之一。
　　“家谱”
　　同学同乡和血缘
　　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是泰安蘑菇事件中，7名中毒者中六人的原籍。
　　民间反传销的专业人士李旭说，“从公开的内容看，这是典型的北派传销组织，同吃同住，人员层次较低，依靠血缘、同学和同乡进行拉人头，这样在身份上也具有同质性，关系链条更加紧固。”
　　其中，记者发现郑春诚、朱丹丹、蒋红林、郑欢明、李慧林这五人，更在同一个乡镇：文富士镇，蒋红林母亲说：“我们村与郑欢明所在的村离得很近，只是以前的时候，各家长之间相互都没见过。”
　　唯一的外乡人是身高1.8米左右的李泽民，他是山西省临汾市人。
　　李泽民被拉入，似乎也带有某种被安排的性质。其母亲告诉记者，就在李泽民春节之后表示要出去“会（玩）一年”时，起初并未来到泰安，而是在就读的南昌曾找过工作。后来，有同学称在泰安有赚钱机会，将李泽民拉到了泰安。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李宝堂弟以及李泽民的同学，并未在中毒者之列。此外，一个细节是，8月19日也就是在事发前两天，李泽民曾经给母亲打电话，言语犹豫，但是流露出想找份“新工作”的意思。
　　多名中毒者的“驿站”
　　B
　　“天津”
　　记者调查发现，天津，成为中毒者中多人事发前的“重要驿站”。
　　据朱丹丹的母亲介绍，早在去年三四月份，女儿就到了天津。“说是在那边搞物流。”据其家人回忆，女儿曾在电话中介绍过天津的工作。“说工作很好，让我们不用担心。还说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二老也去那边玩。”今年年初，朱丹丹与远在广东的小姑网上聊天时透露，“公司把我从天津派往泰安去了，刚来这里，一切都不熟悉。”
　　郑春诚，则有可能在前年的冬季，经由同学介绍，从肇庆到了天津，跟家里人说是做物流项目，后来在去年春节短暂离开回到了老家。
　　此外，蒋红林的故事也耐人寻味。其母亲说，“孩子的一个堂哥说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儿子就这样到了天津，后来跟我们说这里工作挺好。”
　　郑春诚、蒋红林的工作，都与朱丹丹类似，那就是“物流工作”。这是家什么公司？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救治的这几名青年，都闭口不说。
　　有公开消息说，曾有中毒者家属被孩子叫到天津看公司，发现具有传销组织的诸多特点。
　　几乎一天一个电话
　　C
　　“要钱”
　　虽然进入“物流”工作的途径不一，但目前有所发现的是，郑春诚、蒋红林、朱丹丹、李泽民，都在极其相似的环境下，以异常相似的借口，向家里人要钱。
　　如郑春诚前年冬季去天津从事“物流”工作后几个月，对家人说，“现在有个好工作，要买一台手提电脑。”后来，家人为其打过去了4000元。
　　去年，朱丹丹也以相同的借口，向家里人要钱。当朱家凑出其所要的6000元“电脑费”时，朱丹丹兴奋地说：“我会好好工作挣大钱回报你们”。
　　蒋红林的家庭较为穷困，母亲在家里种田，父亲则天南海北到处去打工，在去年5月初蒋红林到了天津后不久，开始向家里人打电话希望打点钱给他。
　　“一开始，孩子说女朋友出事了，要借8000元钱，但我们家里实在是没有，后来孩子说怎么也得凑点。我们借了2000元，自己凑了3000元，然后给他打了过去。”蒋红林母亲说，当时向家里要钱时，孩子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地打，等到要到钱了，就再也听不到他的电话。有时给儿子打过去，孩子会说怎么光给他打电话。
　　但当8月21日，这几人中毒后，在医院里发现他们却凑不出医药费来。记者获知，在泰安一家医院，每人需要医药费2000元，但除李泽民外，每人只交出了200元。
　　“亲情”
　　封皮上找到的
　　大学校名
　　性格内向，是记者采访时，多位亲属给中毒者打上的一个群体性标签。尤其是在参加“物流”工作后，与家人间的联系更趋淡薄，这直接导致中毒者的众多细节难以还原。
　　5月份，在和母亲的通话中，朱丹丹曾说准备9月29日父亲朱在浩生日当天回家。“全家都很兴奋，毕竟孩子此前的春节、中秋都没回家。她先是在广州制衣厂打工，没干多久又去了天津搞物流。”
　　但女儿在什么“物流”公司，在什么岗位？其家人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女儿手机号经常换。
　　并且，有细节显示，父母跟这些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充分。记者曾经问过朱在浩其女儿就读的高校，但父亲并不清楚学校名字，而且即使是2006年曾陪女儿报到的母亲，也难以说出朱丹丹就读学校的准确名字。
　　9月3日，已回到家乡湖南永州祁阳县文富市镇的朱在浩为记者打来电话，称在朱丹丹带回的一本书上，找到了女儿就读三年的学校名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郑春诚的哥哥郑展宝，对于弟弟的行动轨迹也没有过多印象。“平常，我们之间很少交往。像他什么时候离开深圳，都是我打给他工友才了解到的。去了天津后，基本没有联系，春节他也没有回家。”
　　如今，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4位中毒者的家属仍在焦急等待。对于是什么“索套”将这7名青年圈在一起？家属也都希望了解真相，只是主角们仍然缄口不语。
　　民间组织——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对记者判断说：“这几个孩子，仍然把蘑菇中毒看成是偶然性事件，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抱着暴富发财的梦。”
　　8月31日，23岁的中毒者李慧林，听说已经有三名同伴不治身亡后，抱着枕头在病床上痛哭。
　　他们的将来，会不会无悔？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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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传销猛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