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洽会祁阳亲情牌！1960年陶铸主持深圳水库输水香港工作！祁阳对香港帮助巨大！！！

祁阳市精神领袖

内容提要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是向香港、深圳以及工程沿线提供饮用原水及农田灌溉用水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本书是有关该工程兴建、发展的一本新闻实录。从周总理批示修建到工程胜利完工，再到三次扩建，详细记录了东深人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
本书可供读者全面了解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及发展过程。
编辑本段编辑推荐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是向香港、深圳以及工程沿线提供饮用原水及农田灌溉用水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本书是有关该工程兴建、发展的一本新闻实录。从周总理批示修建到工程胜利完工，再到三次扩建，详细记录了东深人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
本书可供读者全面了解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及发展过程。

一座水库与两个城:深圳东江水为香港倒流83公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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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香港一山之隔的深圳水库。广东省水利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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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昔日“制水”(控制用水)的场景。家家户户排队取水。资料照片
  
  　　26岁的吴伟峰已经无法想象，爷爷与邻居密密麻麻地挤在九龙石硖尾，提着大方塑料水桶，在烈日下头戴草帽“轮候等水”的一幕。那是1963年，香港逢60年一遇的大旱。
  
  　　香港，一座淡水奇缺的城市，历史上曾几度干渴难耐，最严重时出现过每4天才供水4小时的情况。
  
  　　直到1965年3月，6800万立方米淡水从深圳输入香港。从那时至今47年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建的东深供水工程(即东江到深圳)，持续供应着占香港用水总量75%以上的淡水，如古老却忠实的钟摆，从未停摆。
  
  　　吴伟峰的女朋友李嘉，就住在罗湖口岸的另一头，梧桐山下，深圳水库旁。每次来看李嘉，吴伟峰都要经过这片浅绿色的水面深圳水库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在官方眼中，它是政治水、经济水、生命水，在这对年轻的“深港配”眼里，它有更甜蜜地解读：
  
  　　“这是水，也是爱。”
  
  　　香港：为了你，东江水倒流83公里
  
  　　“冇水了！”“冇水了！”(香港方言，意为“没水了”记者注)
  
  　　这个声音吴伟峰的爷爷熟悉。半个世纪前，香港还随处可见三四层的唐楼，来自楼上住户的“唤水声”，曾是一整代人的记忆。
  
  　　三面环海的香港，曾饱受淡水奇缺之苦，直到1864年才供应自来水。但开埠初期的香港，主要“水源”多靠收集山涧水和雨水，因此每遇大旱，水荒必至。
  
  　　1895年，1929年，1963年……水荒笼罩下的香港，港府屡次宣布“制水”(即限时供水)，洗澡、洗衣都成了问题。全家人提着水筒，到街上轮流排队取水，成了一般港人生活的重要环节。“因为轮候争水，街坊反目，甚至闹上法庭的事情都有，"楼下关水喉"更多。”爷爷不止一次念叨。
  
  　　“像电影《岁月神偷》里演的一样，当年的香港人，大多数住在不超过4层的唐楼里，供水系统是由楼下向楼上"压"的。遇上抢水时，水压严重不足，楼上的人常常得不到。就是有，也是"细流一线"，这就是被"楼下关水喉"了。”曾在北京研修香港历史的吴伟峰这样解释。
  
  　　最严重的水荒，出现在1963年～1964年。香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河塘干，田园裂”。本地水库的蓄水最危急时，只够供应43天的居民饮用水。350万港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万人逃离家园。
  
  　　“一盆水五六个人轮流洗澡，留下的污水洗衣服，最后冲厕。”那时，吴伟峰的父亲只有4岁，小孩子那双干渴难耐的眼睛，令大人不忍回忆。
  
  　　建筑进度减低40%，工业损失过亿……翻阅1963年的旧报纸，水荒，使经济刚走上“起飞道”的香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痛把深圳与香港一个当年还不是特区的小渔村，和一个仍处于港督统治下的“海外游子”，紧紧连在一起。
  
  　　“香港中华总商会请求祖国支援！”“港九工会联合会来电请求帮助！”……求援信如雪花般涌向北京。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始修筑。
  
  　　由此，“引东江水济香港同胞”，也成为流传在当时南粤大地上的时代强音。
  
  　　1965年3月1日，后来被誉为“香港人生命线”的东深供水工程，通过深圳水库，正式对港供水。当汩汩自来水，从干涸已久的水龙头里奔腾而出时，孩子们用毛巾“好好地擦了一把脸”后的灿烂笑容，让老一辈香港人“好久好久忘不了”。
  
  　　他们也许不知道，为了这6800万立方米淡水，1万多人用了11个月，凿山劈岭，架管搭桥，将水源地东莞市桥头镇的东江河水的水位提高了46米，使之倒流83公里而进入深圳水库。再经过3.5公里长的输水涵管，输入香港。
  
  　　从1983年起，香港正式结束“制水时代”。
  
  　　40多年来，经过4次大规模扩建改建，这一工程已从最初每年对港供水0.22亿立方米，提高到目前的每年约8.2亿立方米。
  
  　　“现在，香港每年的饮用水供应有70%～80%来自东江。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最新资料，香港在2011年的全年用水总量为9.23亿立方米，其中8.18亿立方米来自东江。”香港水务署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深圳：用一座城市的力量护佑“生命水”
  
  　　李嘉是地地道道的深圳人，从祖父开始就生活在深圳。她经常告诉吴伟峰，深圳与香港的“姻缘”，不仅早于两人的大学相识，早于东深供水工程启动，甚至早于1963年那场“大水荒”。
  
  　　1960年，深圳水库就见证了深港的第一次因水“牵手”。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香港水务署了解到：“广东省政府1960年建成深圳水库，在完工大会上，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就向参会的本港知名人士表示：如有需要，可以从深圳水库引水供港人使用。后来，经过双方磋商，决定以供水协议的形式输水香港，以大约每3.78立方米0.1元人民币的价格每年供水50亿加仑(约合2270万立方米)。”
  
  　　1961年2月1日，深圳水库开始对港供水。
  
  　　但对经济正起飞的香港来说，仅凭深圳一地之力，难克“水荒”。后来，东深供水工程建成。位于“深圳绿肺”梧桐山间的深圳水库，就作为东江水由内地入港的“最后一站”，承担起了存储、调节并净化“供港水”的任务。
  
  　　任务艰巨。
  
  　　从东莞而起，数十公里的输水道越山而来，汇入水面约5平方公里的水库。一路上，有企业，有村庄，有居民区，农业生产、旅游、养殖……污染似乎很难杜绝。即使进了水库，也可能有人捕捞、垂钓；加上一部分梧桐山上的雨水，会随山涧溪流汇入水库，倘若遇上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混杂着泥石的水涌入水库，哪怕它只占总水量的1%，也会让水质降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污染，内地要如何做到在1989年的供水协议里，向香港承诺的"水质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第类标准"，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严肃考卷。”具体负责深圳水库管理的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深圳管理部副总经理陈晓岭，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为此，广东省水利厅投入47亿元，把明渠和河道输水“全线升级”成封闭式的专用输水管道。2003年起，一道61公里的白色巨龙，彻底让东江水在南下过程中，实现了“清污分流”。
  
  　　深圳更是集全城之力护水。
  
  　　在陈晓岭的办公室里，一幅大地图格外醒目：水库西南侧一片人口密集区中，与水库相连的河道上，标出了个“红卡子”。“"红卡子"是2002年建设的沙湾截排污工程，它让沙湾的生活污水不经水库，能直接被处理、排放。”陈晓岭说。
  
  　　深圳市公安局东深分局主要负责东深工程的安全保卫、清除水质隐患。
  
  　　深圳东深水源保护办公室专门负责保护深圳辖区的东深水源保护区。
  
  　　若你紧贴水库而行，更一目了然。
  
  　　2011年，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沿着水库修筑了一道绵延13公里的翠绿围墙，使库区实现了全封闭管理。
  
  　　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七支队一大队、五大队，其驻守的梧桐山的特区管理线，大部分守区与水库库区“重合”，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总是第一个到岗。五中队指导员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支队组建30年来，官兵们都已习惯了“一天一两次巡逻，一周去一次水源保护区，排查乱伐树木、乱丢垃圾”的生活。
  
  　　“你看这两座山头密密的小树苗。”王指着连接深港的那片山说，“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老兵都会在离开前，在水源保护区里种上一棵树，嘱咐新兵："生命水，好好守。"”30年，50余万棵树已经是一条迤逦10余公里的防护林带。
  
  　　在股股“合力”之下，深圳检验检疫局的水质检测数据显示：他们每月对“出水口”进行一两次抽样检测，粤港供水有限公司每天对供港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优于国家级水源标准，其中，多项指标已达到国家地表水类水质标准。
  
  　　“哪怕遇到一点点水质问题，立即停止供水。”这是原广东东深供水管理局对香港水务署的承诺，改制后，成了粤港供水有限公司的承诺。
  
  　　在原广东东深供水管理局干了近20年的陈晓岭，平生一件欣慰之事即是，47年里，这座供水钟摆，从未“停摆”，哪怕一个小时。
  
  　　深圳与香港：这是水，也是爱
  
  　　一座水库也弥合着深港之异。
  
  　　“哇好大。”“我饮的水是从这里来？好犀利。”(香港方言，“犀利”意为“厉害”记者注)2010年，几千名香港中小学生来深圳水库参观时，“七嘴八舌”的赞叹声，让陈晓岭记忆犹新。
  
  　　因这座水库，深港多次互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董建华曾造访东深供水工程和深圳水库，重申“饮水思源”。这成为深港高层交流的传统之一。
  
  　　“自1965年起，粤港双方也一直为供水保持着紧密联系，前后9份供水协议，确保了香港的供水稳定。”香港水务署负责人告诉记者。
  
  　　更多的互动来自普通人，因为水已渗入了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
  
  　　记者从香港水务署了解到，在香港，来自深圳水库的水经过水厂的一套后期处理程序后，便经由分配系统，送至各家各户的水龙头里，也被送往商铺和生产线。“本港居民会用它来洗菜煮饭、个人清洁、洗涤衣履和家庭饮用。供给本港服务业及商业客户的水，用途更多：理发店会用来清洗头发及清洁店铺、餐室会用来煮食、清洗碗碟，而洗衣店则会用来清洗衣服……”
  
  　　因此，吴伟峰有时候觉得，深圳水库虽隔着山，但离自己很近。
  
  　　“又制水真正受气，又制水的确系无谓，又制水今晚点冲凉，成晚要干煎真撞鬼……”吴伟峰一直记得本港歌手许冠杰的《制水歌》，如今，歌中的场景却早已成为历史。
  
  　　现在，香港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每年会定期造访深圳，见证港人食水的“源泉”。2005年3月，一张香港小学生进警营参观时，对护水有功的人们竖起大拇指的照片，令硬汉子王至今动容：“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谢，无法用语言形容。”
  
  　　“实有赖东深供水工程、深圳水库对港供水的工作，确保香港长期享有充足的水源，以应付市民及各行业对优质食水的需求，也维持香港的可持续发展。”香港水务署这样评价一座水库、一个工程，带给香港的益处。
  
  　　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东深供水工程，香港经济才迅速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深供水工程是关系到香港繁荣的特殊工程。”
  
  　　对深圳来说，香港的腾飞更是机遇。
  
  　　为承接香港腾飞后的几次产业升级，深圳借着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吸收了香港80%以上的产业转移。香港也得以成功转型，集中发展一系列第三产业，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
  
  　　“大陆好香港就好，我说深圳好香港才更好。”这是董建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一座深圳水库，既成了深港两地携手共赢的保证，也是内港同胞骨肉情深的证物。
  
  　　如今，在深圳梧桐山上，环绕水库修起了一条绿色步道。吴伟峰与李嘉时常去那里健行，一起看朝阳把青山两侧的深圳与香港笼在同一片甜蜜的金色里。
  
  　　“政治水、生命水、经济水，在我看来正对应着香港的三个关键字：稳定、健康与繁荣。”广东省水利厅供水局局长周德蛟认为，香港回归15年来，“这正是最贴切的注脚”。
  
  　　如今，在香港，家家户户挑水用的“红A牌塑料水筒”、因缺水而关闭的湾仔安乐汽水厂、用一碗清水两勺子黑醋清洁身体的“干浴法”……这些缺水的历史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蛋挞，是咖喱鱼蛋，是在天星小轮上饮一杯丝袜奶茶，看维多利亚港两岸灯火闪耀。
  
  　　一切美丽光明物，一切活泼生灵，都涌动着东深水的身影。在吴伟峰眼里，它既与恋人有关，与她的家乡有关，也与一个叫祖国的地方有关。
  
  　　吴伟峰说，润万物而不争，这是水，也是爱。来源中国青年报)
  
  
  
  
  
  
  

祁阳市精神领袖

陶铸：高山青松伫南天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9日07:40  深圳特区报

陶铸50年代，陶铸在广州白云山干部试验田里劳动。1956年，陶铸参观农展馆。1965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右一）视察东深工程。东深工程管理局资料图片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朱良骏 文／图

　　五月的广州，木棉怒放，繁花似锦。

　　珠江两岸车水马龙，北京路上人流如织。

　　“广州以及广东今天的繁荣，与陶铸主政15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广州东山区一栋幽静的小楼里，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年近九旬的关老说，陶铸这个名字，已经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

　　再度赴穗：高歌唱出花千树

　　英雄便是活神仙，

　　高歌唱出花千树。

　　——陶铸《踏莎行·翠滴田畴》

　　1925年秋，17岁的陶铸满怀投身革命的志向，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1926年，陶铸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陶铸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离开广州北上。

　　一别24年。1951年底，中央一纸调令，百战归来的陶铸再度赴穗，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

　　经年的战乱，广州百废待举。关老回忆，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1930年5月曾与陶铸并肩指挥“厦门劫狱”的战斗。老战友一见面，陶铸就对王德说：我到你这儿来，到处坑坑洼洼，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新中国的新气象。

　　然而“口袋空空”的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

　　“抹粉要抹在脸上”。建设祖国美丽的南大门，没有钱怎么行？1953年5月，陶铸兼任广东省代主席，决定把广东市政建设经费的3／4拨给广州市。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从企业利润中提取5％给广州市作城市建设维护费。

　　解放初期的广州，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还亲自上阵担泥挑土，改造臭水沟。关老介绍说，麓湖原是荒山环绕、杂草丛生的一片洼地，每当雨季泛滥成灾，街道、农田变成泽国。陶铸发动群众大干两个多月，建成了美丽的麓湖公园；东山湖原是污秽不堪的一片臭涌和农田，蚊蝇孳生。陶铸指定专人负责，经过一年多努力，东山湖公园建成开放，广州遂有“东湖春晓”美景；流花湖一带原是牛皮寮，行人路过都得掩鼻，在陶铸关怀下也建成了秀丽的人工湖；荔湾湖原是一个个污水塘及一片片西洋菜地，陶铸要求建成既美丽、又能防洪、蓄洪的人工湖，“水浸西关”自此成为历史；白云山原是市郊的一个荒山秃岭，陶铸带领干部群众上山刨坑种树，如今变成广州的“城市之肺”……

　　不仅要把广州的公园建设好，还要在马路两旁都种上树。1956年，陶铸在越秀山作了植树绿化的现场动员讲话并带头种树。此后，广州一直坚持发动群众栽花种树，并成立了专门的绿化部门。陶铸还将当时全省造林绿化先进县——电白县的县委书记调到广州任副市长，主抓造林绿化。如今，广州市森林覆盖率达38．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1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2．62平方米，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

　　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解放前，珠江上有3万多“水上人家”，他们祖祖辈辈漂泊在珠江河面，捕鱼捞虾、搬运摆渡……生活异常艰苦。陶铸多次到珠江岸边，深入到“水上人家”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与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在珠江南岸的滨江路和跃进路等地，分期分批建造新房，结束了数万渔民、船工们风雨飘摇的生活。看到珠江两岸布满零乱不齐的大、小码头和破烂建筑，陶铸决心大力整治、改建。1965年4月，随着滨江大道工程的竣工，珠江展现出“眉清目秀”的风采。

　　1966年6月，陶铸奉调入京，在离穗前和大家话别时反复叮嘱：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把市政建设搞好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

　　六到深圳：忽惊树杪涌清漪

　　偶见晴空飘白练，

　　忽惊树杪涌清漪。

　　——陶铸《登庐山》

　　徜徉在东湖公园，抬眼就能见到陶铸手书“深圳水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镶嵌在水库大坝上。

　　1959年至1964年，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曾六下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其中两次与深圳水库有关：1959年11月15日，出席深圳水库动工典礼；1960年3月5日，出席深圳水库主体工程完工庆功大会。

　　在深圳市史志办副研究员詹延钦眼里，陶铸1961年5月和6月的两次深圳之行意义更加重大。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指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6月，陶铸再次到宝安调研，提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恰恰是这两次的深圳之行，“文革”期间成为陶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之一。

　　“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勇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的初步尝试。”詹延钦说：“正是这样的‘小开放’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大开放’。”

　　时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的李富林生前曾撰文回忆：历史上，宝安、香港两地群众往来密切。宝安农民挑上三担稻草，到香港可以换回100斤尿素化肥。社员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到香港可卖几十元。在海边河涌捞到的杂鱼、虾蟹，也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但由于1956年起边境封锁，宝安的对外贸易近乎停止。1959年，香港出现劳工短缺，内地出现饥荒，导致宝安民众大量逃港。针对这些情况，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政策，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时，陶铸仍然采取默许的态度。

　　詹延钦说，在陶铸的默许乃至暗中支持下，宝安县1961年6月开始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同时偷偷出口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很快，群众的生活好了，逃港现象少了。尝到甜头的宝安县委决定更大规模对香港开放，首先开放沿海一线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第二步开放龙岗、平湖、观澜、龙华等8个公社，同时开放南澳、盐田、沙头角、罗湖等13处口岸。1965年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宝安县自放宽边防管理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宝安不但基本上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还借粮给博罗、海丰、惠阳等地。

　　南粤走遍：丹青何事费踌躇

　　如此江山不入画，

　　丹青何事费踌躇。

　　——陶铸《潮汕早稻》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关老回忆称，陶铸主政广东初期，每年都要从外地调进约10亿斤粮食。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陶铸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要求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全党、全国都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还没有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这个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是需要过人胆识和正确判断的。”关老说。

　　当时广东每年水稻种植面积3000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有900多万亩。为了发展农业，陶铸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一到农闲他就组织干部群众筑堤修渠。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雷州半岛的青年运河、防风林、阳江海陵大堤以及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高州水库、汤溪水库、深圳水库及东深引水工程等，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陶铸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当时广东110多个县，他走了105个。全省起关键性作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如24座蓄水1亿立方以上的水库，都有他考察留下的足迹。

　　广东地处沿海，每年稻谷成熟时，正碰上台风季节，年年受灾减产，陶铸为此很是苦恼。他听说潮汕地区地少人多，当地农民讲究精耕细作，种地像绣花，很有成效，于是就常到当地调研取经。1958年夏，陶铸到潮汕一带，发现当地两位青年农民研究出既可防虫，又抗倒伏，亩产千斤的“矮脚南特”水稻。他表彰了两位“泥巴秀才”，同时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推广。在陶铸的关怀鼓舞下，新会培育出更好的“矮仔粘”，东莞培育出有名的“珍珠矮”等新品种。这些矮秆水稻后来推广到江浙等地，为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以陶铸为“班长”的省委的正确决策下，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65年，全省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上调给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

　　陶铸对广东的工业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陶铸从实际出发，大抓“五小”工业（小五金、小化肥、小水泥、小电力、小水利），并大小结合，把广州原来仅有几十个人的小型纺织加工厂，扩建成三个大的纺织厂。他还给中央写信，批准在广州建设一个造纸厂。由于广东是国防前线，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工业项目没有一个落户广州。陶铸认为，广州的工业建设应以轻工业为主，但决不能满足于只有轻工业。为此，他决定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新建广州氮肥厂、广州钢铁厂等一批重工业工厂。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需要有2000吨以上的水压机，当时我国只有3台，陶铸亲自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终于给广重拨来了一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陶铸顶住压力开办了“广交会”，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在陶铸离穗赴京前的1965年，广东工业总产值达63亿元，是1949年的近十倍。

潇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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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祁阳市

祁松游江碧水润香港

IORIling

看前头不知道跟祁阳有什么关系。
看后头才知道原来又是陶爷爷的福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