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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份，毛泽东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组织，又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事务，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怎么下去？在北京养病的曾志预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迹象。
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趾高气扬地发表讲话，按照惯例，每次讲话都要先念一串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名字。这次她拔高嗓门念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唯独不提党和国家的四把手陶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左”得发疯的造**派去“心领神会”。
陶铸把这一切迹象、信号都置之度外，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来自全国的紧急事务。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熟悉，都绕过中央文革，纷纷来电话直接找他反映情况。每隔几天，他都要和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
在大动乱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地方负责同志，陶铸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向造**派交涉，设法安排到招待所去“保”起来。周扬患癌症，在天津住院开刀，病未好，就勒令他回北京接受“批判”。陶铸闻讯后，就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说周扬回中宣部不安全，希望中央办公厅能找个地方给周扬住。那人在电话中用质问的口气说：“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开刀不久，回来接受群众批判，身体还是应该照顾的嘛！”有一天，陶铸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曾志说：“我刚坐车回家，看到造**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陶铸的眼圈红了。
陶铸同江青一伙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几乎在每一次中央文革会议上，都发生直接冲突。陶铸每次接到中央文革开会通知都十分勉强，不愿意去。每次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总是浓眉紧锁，心事重重，陶铸和江青一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的一次联席会上，冲突升级了。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在中央文革工作下去了。王任重原本患有肝炎、肝硬化，来京后，工作劳累，心情不舒畅，天天发低烧，到了10月间，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来惹下滔天大祸，造**派指责他胆大包天，在武汉竟因此而闹得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机煽动，围攻王任重，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到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政治局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将全部人马都拉来了，有如箭在弦上，气氛紧张。会议开始，文革小组只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突然矛头一转，就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都明白是事前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中央文革的这伙人，个个都板起面孔，发言充满杀气，批判陶铸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就在这个会上，他们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两顶大帽子：“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政治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是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等中央文革这伙人对陶铸炮轰完了，李先念讲了两句：“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接着，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李富春还意味深长地批评陶铸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他借着李富春的这句话，就借题发挥出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回到家里，曾志望着陶铸怒气未消的脸色，很平静地诚恳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不时甚至吵得很凶。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曾志就独自去到蔡畅大姐那院，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到家后，就“闭门谢客”，等候处置。
只隔一天，陶铸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嚷着：“曾志，我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告诉曾志，这天上午，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一进会议室，主席就冲着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陶铸对曾志说：“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你这个人呵！”毛泽东微笑着诙谐地批评陶铸说：“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接着，毛泽东问他：“我要你和谭震林到中南、华北去了解情况，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答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毛泽东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顺手在桌上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交给了陶铸，叮嘱他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嘱咐完了，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的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毛泽东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
陶铸以为毛泽东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对于陶铸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30日，已是晚上10点钟，由中央文革那伙人事先策划好的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队”突然闯到中南海门前，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如不当晚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会场气氛不对头，造**派的一个头头横蛮无理地指着陶铸叫嚷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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