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改正错误

110

陶铸性格直爽，跟彭德怀一样是党内有名的 “大炮”。这门“大炮”敢说敢当，敢作敢为，敢于据理力争，更可贵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改正错误。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克漳州，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前去汇报工作。他直截了当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红一军团支援两个连的枪支。被拒绝后，陶铸敢于坚持并据理力争。面对这个20多岁血性青年的背影，毛泽东不无欣赏地说：“是头牛!” 有人评论陶铸为人处事举轻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少见多怪，不善变通。
陶铸生性耿直，有话就说，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不留面子，为此经常有人告他的状。对前来告状的干部，毛泽东好言相劝：“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
在七千人大会上，当谈到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时，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非常严肃地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直言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样的“大炮”，陶铸放过多次。
“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也不甘人后，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特大“卫星”。有段时间，陶铸也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
报上来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收上来的粮食却不多。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陶铸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在反“瞒产”大会上，干部们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只有袁溥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瞒产”反不出粮食。袁溥之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过国民党二大，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老党员。陶铸当场批评袁溥之右倾。但经过与农民实际接触后，工作组发现农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陶铸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
1959年三四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前一时期的反“瞒产”工作。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必须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陶铸非常愧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陶铸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陶铸还特意找到袁溥之请罪：“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1959年秋，陶铸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作了严肃的、痛切的反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人的战斗风格。”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毛泽东特意表扬了陶铸。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