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祁阳老人的少年回忆（1965-1968）之---农场悲欢集

艾达

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1977年陆续结束，直到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经历过求学受挫和家庭变故，我也即将开始我的下放农场生活。

   我们曾在这儿生活过，这块丰厚的土壤养育过我们，留下三年的悲欢。无论是阴沉的昨天，还是明朗的今天，对于灿烂的明天，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生就像迷宫，我们用上半生寻找入口，用下半生寻找出口。

        公元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九日，刚满十五岁的我便踏进人生的第一个入口，下方到祁阳县氹桥农场。农场前身是县里的一个劳改农场，犯人被遣送到洞庭湖劳改农场去了以后，这里由县机关干部、干部、企业、厂矿和学校师生作为学大寨基地，垦荒、筑梯田，接下来把祁阳城关镇168位少男少女下放到这里，取名氹桥农场。

农场坐落在湘江河畔，从浯溪到农场大约五华里，居祁阳上游，再上去就是永州黄阳司的地界。我们刚刚到农场，没有房子，我们都寄住在当地农民家中，能把大家集中的地方就是“黄家祠堂”。因为食堂设在那里，农场的面积很大，有七座山丘，最高的一座叫瑞云嶺，站在上面可看见十余公里外。大村甸火车冒出的白烟，祁阳县城也可在眼底。农场只有十几亩水田，其余几百亩梯田、坡地都是学大寨时新开垦的。但山丘半山腰以上都还是原始灌木丛。野兔、野鸡、穿山甲等野生动物随处可见，由于土地刚被垦殖，缺肥缺水，虽然我们种了茶叶树苗、水蜜桃、广柑、中药材生地、白术等，但基本没有收获，再加上我们这些刚从城镇到乡下来，有些自己都还不能照顾，又从来没有耕作经验。每天上工大家乐呵呵唱歌上山，嘻哈哈回来。当时我们还是按城镇指标配备粮油。每次农场唯一的木船（二十吨）去县粮店拉米油，还捎带些肥料和居民每月定交的生活垃圾。这样日子过了半年，农场才建好两排对应的平房。一排住男生，一排住女生，中间操坪，架了半个篮球架。每排房子有十间，每间住8-10个人，全是双层上下铺，没有粉刷。虽然显得简陋，但大伙都住在一起，心情舒畅，热烈得很。接着又逐步建了一个养猪场、碾米厂、草席厂和仓库，食堂仍在黄家祠堂里。

        县里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副县长蒋金志，其他组员从县机关抽调上来的，工作组筹建农场领导班子，制定农场发展规划。从张贴在碾米厂墙上的规划图来看，农场将办成中草药基地，山苍子油林、良种苗木基地、牲猪良种场及千亩果园等，蓝图雄伟，前景诱人，令我们这帮刚踏入社会天真青少年充满了美好憧憬。随着农场渐渐走向正规，到了晚上，大伙开心极了，唱歌、拉二胡、吹口琴、吹笛子，整个农场成了一个欢乐的舞台，我二胡口琴就在那时学会的。

        生活就像一篇草稿，每一个故事都是下一个故事的草稿，人们涂来改去，当弄得干干净净没什么差错时就结束了。

        （一）由于农场需要卫生员，我和小雷被工作组选上去，跟人民医院护士长蒋淑英实习。她对我们俩很关心，细心地教我们注射，测体温，每天同她到住院部查房送药，干了三个月，我生了一场大病，双腿不能行走，发烧厌食，我很担心是不是在医院感染的，还是自己身体原因，打针吃药没有效果，后来奶奶从一位老中医那儿得了一个偏方，桑树根枝叶放水中煮开，用毛巾将双腿围住，让桑树枝叶熬制的热水蒸汽熏，待水稍凉后再用枝叶擦双腿关节，几回合下来居然只好了，但人已瘦得不成人形，头发一抓掉一大把，同事来我家见到我都不认识我了。在家休养了一周后，我回农场向领导请求另派人去实习，领导也同意了，恰好这时衡阳畜牧场有两匹骡马、八头黄牛、七十多只山羊划给我们农场（当时我们农场也属衡阳管辖），并嘱咐农场那两匹骡马是抗美援朝拉大炮的功臣，并付有立功证书，标明只能好好饲养，不能使役。农场领导便让我与唐两人负责这批牲口饲养。两头骡马非常高大，想骑上去要踩着凳子才能爬上去。我负责那匹枣红色的，唐负责灰白色的，经过一个多月的饲养，我才能骑上去。骡马也有感情，非常聪明，农场同事想去骑都不行，如果别人靠近它，它会扭转屁股对着你，看你怕不怕它那双盯有蹄铁的腿蹄子。

        （二）一九六六年四月份的一天，采购员从祁阳城粮店买了一桶油和两千斤大米。船靠岸后，农场全体人员肩挑手提的把米油运到了黄家祠堂。第二天晚餐就用上了新蒸笼，那天是白菜和一些酸豆角下饭，大伙一进食堂就觉得有很大的一股气味，吃到的白菜格外甜，大概是蒸笼上刷的桐油气味吧，大家吃完饭，还没到山上宿舍，途中就有不少人呕吐起来，走到宿舍时，只见所有人都蹲在宿舍水沟旁，呕吐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一股桐油气味，有人提醒是否大家食物中毒了吗？这下工作组急忙跑到食堂问炊事员，谁知道炊事员也不停地呕吐，还没问清楚，工作组的成员也加入 了呕吐大合唱。

当时农场有一部手摇电话，打通了县医院和县卫生防疫站的电话，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十几位穿着白大褂，肩背十字药箱的医务人员才赶到农场。此时除了几位女生还在干呕外，大家都恢复。并且找到了原因，原来今天的晚餐用油是桐油。并幽默地说炊事员的手艺提高是桐油帮的忙。事后调查了解，采购员去粮店，开票的以为是买桐油，采购也没仔细看票据，发货的也凭票发货，炊事员炒白菜时虽有些怀疑，但以为那是新买的木蒸笼的原因。乌龙事件真相大白，幸好都是年青人，又都把食物从胃里清空，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至于后来处理，粮店重新送来一桶茶籽油，那桶桐油就送给农场用来漆农具了。

        （三）农场里的男生比女生少十几位，二十岁的只有几位。那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半公开的谈情说爱，偷尝禁果被发现的只有一对，这只是他（她）出乎意外，他俩偷尝禁果后，慌忙撕下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本来擦身子，记录了领袖伟大和爱的语录本，终于为爱服务了。因男子的语录本首页写着名字，第二天一位农场员工去小解，发现了这十几张被撕掉的语录，被几位积极分子知道后，他俩就成了农场的坏分子，每天由一位戴红袖章，背着半自动步枪押解着去山丘下水井挑水，供食堂煮饭用水，直到农场解散后他们才获“解放”。农场解散时，十队情人急忙去许家亭公社拿了一纸证明（时局混乱，那时都没有民政局，也没有结婚证）。这十对情侣直到现在都没发生离异。唯独被主席关怀的那对情侣最后天各一方，女的远嫁海南，男的入赘在衡南县。不像现在，结婚不容易，离婚倒变得容易多了。

         （四）我一好朋友的兄长（她兄弟二人都下放在农场）她抱着追求进步来改变家庭出身对他的负面影响，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书，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引起领导注意，他属于农业组，当时桃子坪梯田里种了十亩棉花地，由于正值夏日，天没下雨，隔天就要浇水，然而离棉田的山塘有一百来米距离，农业队十余人把这十亩棉花田浇完都要两小时，那天中午红日仍旧高挂，农业队组长提议等太阳快下山再去浇水。等到傍晚，大伙走到棉田一看，哇！太令人感动了，原来他兄长中饭后就独自一人挑着水桶浇地了。骄阳似火，汗流浃背的他顶着酷暑一直干到傍晚，将这十亩棉地全浇完了。队长将此事告诉了场领导，晚上在会上还表扬了他，但申请入团的事情却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直到后来，当时任团支部书记胡跟我们谈起此事，原来收到他的申请书有四次，当时团支部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团徽也没有，向场领导汇报时也无下文，时局紧张，领导自身难保，都想逃之夭夭，谁还有这份闲心呢。后来听朋友说，他兄长患了肺气肿，至于是不是那次太累引起的，就无从考究了。

         （五）一九六六年下旬，《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全国各地开展大破“四旧”寺庙、古迹，凡是老的东西都在被破之列。农场山脚下，“黄家祠堂”屋顶四周的飞檐被黄家的子孙爬上去砸了个稀巴烂，祠堂大门上雕刻的石像也被锤掉了脑袋，祠内先祖牌位也片甲不留，紧接着浩浩荡荡的游斗也盛行起来。当地一些“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被武装民兵押解着沿着乡村弯弯曲曲的田埂路YOU行。我们也常去看那些YOU行队伍。有一次我发现一位大约十多岁的小男孩也在YOU行队伍里，他被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前胸还挂了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坏分子***”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他手上提着一个铜锣，边敲边大喊“我是坏分子，乱改主席语录。”但我见他丝毫不觉得丢人，还抿着嘴偷偷地笑，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马戏团的五角演员。后来从旁人得知，这孩子家里时贫民成分，与小伙伴们在山上放牛时编顺口溜，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成“团箱罩到活捉”。据他自己解释时描述乡下团箱捉麻雀的情形，与语录有些押韵，纯属巧合。

（六）文革运动除了斗走资派，雨后春笋般的群众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组织势力范围，文斗之后出现了武斗。枪支弹药成了抢手货。我们农场也有几位领军人物成立了“红一线”组织，属衡阳市“红一线”分支。寓意是一颗红心到农村第一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在祁阳公安局武器库里抢到几支半自动步枪，几颗木柄手榴弹，若干子弹，还有一把二十四响的驳壳枪，一把德国造橹子手枪和一把英国独轮老式枪。周围村民见我们农场有这么多的武器弹药，都不敢到农场来。农家的猪狗鸡进到农场有来无回。当时农场有一台碾米机，是周围农民唯一一台可碾米的地方，但他们挑谷子来农场时，都不敢进来，要农场的人帮他们挑进来碾好了再给他送出去。一来怕农场的人摆弄枪支，二来农场喂了二十几条狗。一个陌生人进来，几十条狗扑上来是多么令人害怕。还有村民说农场简直就是土匪山寨。由于停工，大伙除了玩就是吃饭睡觉，我也曾跟他们去河边用手榴弹炸鱼。有一天，好几个在测试英国那把独轮子。枪外形就像电影中西部牛仔用的那种枪。撞针拉起，枪膛里只能装一颗子弹。虽外表有些锈蚀，还可以装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是子弹型号不对，还是枪已老化，勾了几次都没响，几位争来争去，最后园林组长彭来试射，砰的一声，枪响了，子弹打出去了，可枪膛后面套管炸掉了，彭紧握着右手，枪也飞出去几米远，他痛苦地蹲在地上，右手鲜血直流，吓得其他人全部散开了。幸亏医务室有药纱布和云南白药，包扎止血。说来奇怪，仅一个星期他就基本痊愈了，只有右手食指永远离开了他的手掌。

        （七）农场有了”红一线“组织，总得有所革命行动。唐国宝从县委秘书位置调到农场来担任书记。他是祁东县人，个子有一米八，三十七八岁，略显清瘦，平时不苟言笑，但也从来没见过他骂过人，没发过脾气，应该算个温和的人。但还是成了斗争的目标。造反派几位闯将密谋第二天晚上开批斗会，但走漏了风声，让几位慈悲心肠的女生悄悄地告诉了他。那天下午他没吃饭，只拿了一条毛巾说是去山下井里。临近傍晚，有人来报告说唐不见了，几位积极分子背着半自动步枪，沿着井边搜寻，有村民说半小时前还在这里，后来见他往瑞云岭方向去了。于是他们急忙朝那边跑去。远远地看见半山腰上有一个人影在跑，这时天色已晚，这其中一位超山上开了一枪，再看不到人影了，就转身回农场了，批判会流产了。文革结束后，唐担任教育局长，农场也不少人顶职在教育部门上班，和唐局长界面聊天时，唐对那晚发生的事仍记忆犹新。他说听到枪声后急忙钻进灌木丛躲起来。等了半个小时，没啥动静才爬出来，跌跌撞撞抹黑走了一晚才回到县城。第二天就跑回到祁东老家乡下躲了起来。虽然全身都划伤，但心理伤害更大，全靠那几位女生极信他才躲过这一劫。我直到农场那些人，年纪不大，下手真狠。唐还脱下衣服给他们看了那晚留给身上的伤痕印记。

        （八）由于各派武斗，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由于政府机构完全停摆，公检法也被砸。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们说暂时在我们农场休整两天，再此上访，说这些人遭另一派组织追杀，只走偏僻山野小道，比较安全。在农场呆了两天后，沿瑞云岭山路往大村甸大车站方向去了，没过多久，听说道县那里出现了暗杀团。湘江也常漂流着死尸。那段时间我们不敢下河洗澡。八月一天，我与较好的朋友邓（邓是农场船老大）乘船回祁阳县城。由于晚饭后才启航，离县城还有两华里时天已完全黑了。前方有一处河道叫狮子口，属回弯，一旁崖壁，稍不留神，船会撞到崖壁，邓与我说今晚就在这里泊船，明早再过狮子口。夜里行船过狮子口太危险了。当晚我们再船舱住宿，夜里小解时，发现没听见尿撒在水中，好像在沙里。邓说船可能搁浅了。明天早晨再说吧。我们在船舱里睡到第二天九点钟。天已大亮，走出船舱，惊出我们一身冷汗，船没有搁浅，船舱周围被五具发胀的尸体堵住了。原来昨晚小解时尿都撒在尸体上。挂不得听不见水声。我俩从船上取下竹篙，想把尸体推开，发现尸体被八号铁丝捆在一起。从头发看有两个女性，还有小孩，好像时一家老少六口。我们又怕又急，费了好久才把尸体推开。急忙撑船顺流而下，回到家中还惊魂未定。后来一段时间经常有浮尸从上游漂来，道县暗杀团原来是将地富分子家杀了以后，地富家属也有在造反派，组织去复仇，就这样乱套了。这种趋势又飞快蔓延到周边县乡，一时人心惶惶。直到后来47军部队去道县制止，才有所好转。47军还在双牌河坝布设了铁丝网拦截尸体，流向下游的浮尸还是有漏网的。

（九）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革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开展，工厂没人上班，经济停滞，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当时城镇学生毕业没能就业，上级无法解决。这时最高指令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农场在工作组的指导下，集中学习，分组讨论，还特别强调对再教育三个字要认真讨论，深刻理解。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已经下乡到农场，这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上级已准备解散农场，将农场改为”五七干校“。把我们下放到文明铺和大忠桥属下的四个公社的生产队。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才式宣布农场解散。这突然的变故让大家始料不及。每个人的心里都蒙上了前途未卜的阴影。

        一九六八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离开了农场，三年多的生活情景宛如一梦，贴在碾米厂墙壁上的远景规划图早已残缺破损，剩下几张纸片在寒风中吹拂飘落。

我们这代人曾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也激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我们这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代人是不是低头回首，审视自己，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了呢？我想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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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