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主持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工作。他十分重视华侨高等教育,曾亲自担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在广州重建后的暨南 大学首任校长。 暨南大学自1949年6月24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后,停办了将近10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恢复暨南大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在广东这样一个接近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的地方,把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起来,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培育他们的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重建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就成了重建暨南大学众望所归的人选了。
1958年,暨南大学得以在广州重建。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政协委员们一致赞同在广州建立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当时兼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也表示赞成。后来陶铸还专门主持了省政协第25次常委会,讨论筹办华侨大学事宜,决定成立华侨大学筹委会,由陶铸任主任委员,王宽诚、何贤、陈序经等12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发动国内外热心教育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支持,共同把华侨大学建立起来。
筹委会成立后,在陶铸主任的关心下,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成立的华侨大学校名问题马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多数人主张恢复暨南旧校名。正如陈序经认为那样“考虑到暨南的历史关系”,“用暨南校名很重要”。1958年2月24日,陶铸主持筹委会时完全同意陈序经的看法,并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建暨大的决议。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校名,公推陶铸同志担任暨南大学校长。陶铸主任对校址选址,招生计划、规模,师资经费等做出了详尽安排。随之华侨大学筹委会亦更名为暨南大学筹委会,在陶铸主任委员的亲自挂帅下,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的工作进程加快。
陶铸为暨大重建的办学经费、师资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广东地方财政也是及其紧张,但是为了暨大的重建,为了解决教育经费这一问题,陶铸和广东省的领导研究决定,从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他自己也带头捐了两个月的工资约1000元,作为倡议。在他的带动下,王宽诚、费彝民等港澳华侨同胞都慷慨解囊捐赠,在财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和自身队伍的建设等难题,陶铸也大多亲自过问,多方招揽人才,向中山大学借来多名教职员工,这些人后来成为暨大师资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这样一批专家学者很快云集暨南园,一时之间暨南大学人才济济。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重建暨南大学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1958年9月24日,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陶铸阐述了重建暨大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暨大要办成一所新型的培养一代新人的大学,要以塑造全面完美的人为自己的目的。”筹委会使命完成,成立了建校委员会。
暨大在广州重建后,决定由陶铸兼任学校校长,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陶铸尊重知识,关心人才,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敢说敢为,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威望;二是暨大筹备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和广大师生均希望他担任学校校长。如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序经主张:“这个学校是陶书记支持办起来的,孩子生下来了,还要母亲哺育一下,希望陶书记还是兼校长。”同时陶铸本人也愿意兼任校长,他在学校一次党政领导会议上过:“自己兼任校长是为了巩固暨大办学的成果,加速发展学校的各项建设。”他在省人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亦承诺:“愿意兼任暨大校长,解决上述难题。”
尽管公务十分繁忙,陶铸校长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他提出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确定按照“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的方向,进行系科专业调整。他很重视师资建设工作,认为“学校好坏,当然主要是师资”。他关心学校的校风、学风和思想教育工作,他主张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一定要把教学工作搞好,千方百计教好学生”,强调要养成优良的校风、学风,学生不仅要学好功课,还要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关心师生的生活,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相继建成了教工宿舍、教工食堂、幼儿园、病号宿舍和浴室。
在中央的关怀和陶铸校长的领导下,暨大的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到六十年代中期,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考虑到政务繁忙,暨大校务已经走上轨道,暨大涉外事情较多,身为中南局书记兼暨大校长也感不便,陶铸决定不再担任暨南大学校长。他同时推荐著名经济学家、东南亚史研究专家、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陈序经先生担任暨南大学校长。1963年1月,陈序经赴暨大履新,陶铸在学校主持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介绍新校长与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