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 - 口述历史 - 凤凰论坛 1提到祁阳羊角塘黄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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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她经过湘南重要城市——衡阳市后，向北流去六十多里，河水突然被七里滩阻拦，变得水急浪大，折向东南。又七里余，经大浦镇河流又转向西北，将大浦镇对河的西岸围成了一个小半岛。在这个小半岛上，靠近七里滩，有个叫鱼石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我的老祖宗荣公由茶陵火田徒居衡山鱼石（俗称草鱼石），开创了鱼石尹氏宗谱一世祖。荣公单传四代，至第五代仕奇公才得四子。鱼石尹氏宗谱才以雄、衡、湖、冕四房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其居地人称“尹家滩”。
二房衡公发展到十二代孙的一个支派大林公时，其子成瑛、成珊两兄弟的后代，经人世沧桑，斗转星移，一个成了当地的首富；而另一个赤贫如洗，几度嗣子才得以祖宗的香火有人供奉。
弟弟成珊，发展到荣公十八代孙源榜手里时，已是清道光年间。源榜公有三子：老大名和鸣，老二名文楠，老三名鹿宾。三子中尤以老二文楠在鱼石尹氏家族中更是出类拔萃。在满清科举时代，曾两度金榜题名，进了学，中了举。后在江西省莲花厅任教谕，富甲一方。
成珊的哥哥成瑛，也是儿孙满堂。唯有孙煦兆生子七人，而七人中只有洪瑶和洪琼两兄弟有子单传。两家传至鱼石荣公十八代孙源芸（洪瑶孙）和源喜（洪琼孙）时，源芸又无后。源喜的唯一儿子务本又作了源芸的嗣子，务本成了煦兆五代后人中唯一的继承人了。务本就是我祖父尹长庚的父亲。
我祖父尹长庚生于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祖父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封闭的中国在侵略者洋枪洋炮中被打开了大门。各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展开了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此时的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到道光皇帝时代已经衰落了。待到我祖父出世时，正值慈禧太后掌权。这个女人使清廷更加腐败，一味地穷奢极欲，把清朝政府变成了一个极端腐朽昏庸的卖国政府，把有着几千年辉煌经济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极有忍耐力的中华民族，同时又是富有革命传统精神的民族。一场场反抗清王朝黑暗统治和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起义和斗争，在中华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烈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刘丽川的小刀会……。就在我们衡山白云峰下，在我祖父九岁时的1899年，也爆发了河东白莲乡秀才向道龙领导的农民起义。更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等不少仁人志士，或呼吁变法图强；或倡导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民主。他们都想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灾。就是在这样一个中西各种势力，各种思想大撞击、大动荡、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尹家滩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诞生了我的祖父尹长庚。
祖父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上有大哥垂裕，二哥垂衿，下有四弟垂褆。由于家贫，兄弟四人自小跟随父母在田间地头劳动。牧牛、砍柴、拾粪、插秧……全家人总是日复一日的忙碌在不属于自己的田地里。特别是比祖父大八岁的大爷爷垂裕。更是比弟弟们要过早的协助只比他大十九岁的父亲来操劳农活，分担家务。十七、八岁就给人做了长工。
祖父自小聪颖而有志气。当时地方名流文楠公为兴地方教育，创办私塾，开馆教书。祖父家贫，无钱入学，常常是每天早早起来牧好牛后，到学堂去旁听先生教书。经常是上课的学生还未理会所学文章的内容时，旁听的我祖父已能背诵先生要求学生背诵的文章，回答先生有关内容的提问了。先生爱其好学，也常给他提供些学习用品，正式教他读书写字。对憨厚的祖父热爱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的品行，善于珠算和理财的本事，更是赞不绝口。
文楠公有个三弟鹿宾，为人正直，性格暴燥。到二十九岁时才得一子名垂暹，字霍生。此子自小娇生惯养，性惰好逸。十岁时偷了人家的东西，被人告到家里来。对于一个书香门弟的旺族，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鹿宾公将其子朝死里打，失手将这个唯一的儿子竟活活打死。鹿宾公的妻子周氏哭得死去活来，但已不能将儿子起死回生了。从此家里失去了欢乐，鹿宾公的性格也变得更加孤僻和冷漠了。
二年后，文楠公调江西莲花厅任教谕。看三弟每日吃斋念佛，无心事家。当心自己出外后父亲分家给三弟的产业也有守不住的危险。就托人向我太祖父务本提出，将他看中的我祖父尹长庚，过继给他三弟鹿宾做嗣子。当时祖父四兄弟均已长大成人。大哥垂裕已年过二十五岁，二哥垂衿也有二十二岁，因家境贫寒均未成亲。太祖父尽管偏爱祖父，不愿爱子离开自己。但又看到文楠家族是我地一大旺族，能更好地给自己的儿子提供深造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就答应将我祖父过继给了鹿宾公。那年，我祖父已经是个年富力强十九岁的大青年了。文楠公看到我太祖父家境过于寒苦，给了我太祖父一笔钱，让他为大儿子垂裕成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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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
二
1909年祖父过继给鹿宾公为嗣子，鹿宾公也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太祖父了。太祖父鹿宾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大哥和鸣，二哥文楠。我祖父过继时已有了众多的堂兄。大房
有旭田、步青、旭东三兄弟；二房有月秋、晓东两兄弟；三房就只有我祖父这根独苗了。这些兄弟都比我祖父年长，祖父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六，所以后来地方上人称我祖父为“尹
六爹”。
祖父的新家，其实就是源榜公遗留给太祖父三兄弟的老屋场，位于鱼石尹氏宗祠堂的左侧。这鱼石尹氏宗祠是二百多年前为纪念开创鱼石尹氏宗族的一世祖荣公，由荣公的五代孙
雄、衡、湖、冕四房的后代子孙共同捐资兴建。并从度水塘迁真人像入祠供奉。成了全族人开会议事，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如遇天旱，族人就会抬出真人游乡求雨。
祖父过继后的开始两年，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渐渐习惯了家境的变化给他带来的诸多影响。深得养父母的疼爱。祖父二十一岁时，养父给他说了一门亲，结了婚。祖母姓李，
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旧知识分子家庭里。个子瘦小，又裹了脚，但做起事来精明能干，很有心计。
祖父过继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11年，中华大地上，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爆发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祖
父老家的大哥垂裕生了个儿子，取名毅久。第二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清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十二天后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一个月后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华大地上又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成了各派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湘军与北军的南北战争，无不在我家乡留下了创伤。
1917年秋，北军傅良佐部和南军湘南护法军程潜部在衡山境内混战。南军不敌，撤出县城，退守县境南部贺家山一带，封锁山下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双方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
家山、萱洲河一线连日激战。双方伤亡甚大，胜负难分，对峙月余。南军副司令黄岱阵亡。当地现在还有许多老人谈起这次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事来，还记忆犹新。他们说现在萱洲
还有黄司令的墓地。而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我的老实本分的大爷爷垂裕不知何故被南军枪杀在自家门口的一个水池旁。当时躲在后山上的家人听到了两声枪响，南军走后回家时才
发现没有来得及躲避的大爷爷已被枪杀，死时只有三十三岁。留下了年近六十的父母和当时只有九岁的毅久伯父和五岁的益根伯父两个小孩。妻子王氏当时正身怀六甲。刚刚才有
了点生气的家庭，这时又支离破碎了。年底，王氏祖伯母只好带着益根伯父改嫁他乡。
为了改变自己亲生父母的命运，祖父将大哥垂裕的大儿子毅久带回家来抚养。又帮助二哥垂衿、四弟垂褆分别成了家。他的这些举动尽管得到了自己养父的赞同，但还是引起了个
别堂兄的众多非议。
祖母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但由于当时农村医药卫生事业不发达，农村生育是任其自生自灭，小孩成活率很低，长大成人的只有三男一女：1914年生的大伯父尹国荣；1918年生的
二伯父尹仲湖；1921年生的我父亲尹叔琏；1930年生的小姑尹贞辉。
我的故乡
四
祖父率领全家搬进新屋后，家里接连喜事不断。
我大伯尹国荣和二伯尹仲湖小时，在家乡还没有小学前，被祖父送进了私塾读“之乎也者”。到后来对河大堡有了小学，祖父因受长期封建教育的影响，一时难以摆脱旧体制教育
的束缚，直到大伯十三岁了才到小学读书。所以大伯1930年1月进衡阳道南中学读初中时已是个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在初中三年，大伯受私塾学校的影响，只是对诗文、书法感兴
趣，与一些爱好相投的同学成天是吟诗作对，谈论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初中毕业后，他看到家中并不宽裕，还有弟妹要上学，自己也不爱好这洋学堂的一些新
知识，就没有再上学而到大堡江字三段联立小学去教了书。这是1933年的事，正好是祖父搬进新家的那一年。也就在这一年，我二十岁的大伯，在新屋里又添新喜，娶了我的大伯
母易绪英。
一直跟着我祖父长大的毅伯伯这时也学艺出师，跟着师父建造了自家的一栋屋后，声名渐播。有人请他上门做工夫了，还有人上门为他说媒提亲。祖父母作主在1934年，在新屋里
为毅伯伯布置了新房，做酒成亲，娶了我的毅伯娘邓云飞。这一年，我大伯母还生了个女孩。祖父给取名絮娥。为自己有了孙辈，祖父母那时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1935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四年，鱼石房发起续十一修宗谱，三爷爷尹晓东被推举为总綦，我祖父尹长庚推举为总理，祖父又忙起了这一起公益事业。
1936年，十九岁还刚到衡阳新民中学去读初中的二伯父尹仲湖结了婚，娶了我的二伯娘旷运球。
1937年，毅伯伯的大儿子，我们这一辈的龙头老大梅生来到人间。
1938年，还在读初中三年级的二伯父生了个儿子，取名执中。大伯父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婵娥。还在新民中学读初中的我的父亲尹叔琏也在这一年结了婚。
1939年，经过四年的努力，鱼石十一修宗谱终于于五月份告成颁发。当时我母亲正好怀孕，祖父认为这个肚子里的小孩是男孩，取名林生也上了谱。当这一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
母亲真的生了个男孩时，祖父高兴得大做喜酒，这个男孩就是我来到了人间。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到人间，我的名字就已经被祖父记入了尹氏宗谱。
祖父看到自己一生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心里莫大宽慰。长期的操劳致使身体过早衰垮，一病不起。虽经乡村多个医生的医治，但还是没能抢救祖父的性命。在我出生不到三个月
，1940年正月初十，祖父丢下了这一家老少，丢下了他用一生的辛劳经营下来的还不富裕的家业，与世长辞了。 这一年，祖父才满四十九岁。
祖父的去世给这个家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大伯尹国荣少甚聪慧，长得一表人材，交游甚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曾于1936年还离职到衡阳去学过画相，回来后给不少名士画过相。祖父去世时，他已被多家学校聘作教师教
书多年。大伯教书的时代，正是国民党强迫推行“党化教育”的时代，中国的教育是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教育。对于青年和儿童培养的目标是要养成“忠
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德性。由于大伯的学识和多才多艺，很快得到教育界的称赞和器重。在尹晓东三爷爷任校长，后来被衡山县政府指定为县中心国民示范学校的大堡乡中心学
校，大伯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同时又兼任了家乡振兴小学的校长。正当大伯事业有成时，祖父的去世，众多弟妹的夭折在他心灵上受到了沉重打击。面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大
伯立志学医。为纪念祖父，大伯还改名念父。
祖父去世时，我二伯尹仲湖刚初中毕业。尽管他学业优秀，毕业时成绩为全校第一，但因祖父去世，无力再上学深造。由于他小学毕业后，从十三岁到十九岁被祖父送入私塾读了
不少古书，二伯失学后被聘为江字三段联立小学教语文。
这时我的父亲才进因抗战由上海迁往昆明的“国防医学院”读书，因交通不便，无法赶回家来为父奔丧，而没在家。
我的小姑尹贞辉，这时只有十岁，还在小学读书就失去了父爱。只好在他兄长们的庇护下与祖母相依为命。
忙完了祖父的丧葬后，作为长子的大伯召集在家的全体人员开了个会，做了三件大事：首先大伯决定将祖父经营的十多个公堂全部交了出去，并告诫弟妹，今后都要努力学习本领
，靠自己的本事养家。第二件事：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大伯决定将祖传给我们的90石毛谷田中较集中的39.5石田留给祖母和小姑作赡养用，剩下的50.5石田和房舍由三兄弟平分
作家产，算是分了家。第三件事：大伯拿出祖父生前常用的牌具、赌具统统投入火中烧毁，发誓与弟妹相诫，以正我们家族的名声。
大伯烧毁牌具、赌具，这里面有它的原因。
祖父家业不丰，后来砌了一栋漂亮的住宅，在地方上引起了反响。开始有人怀疑祖父管理公堂有营私舞弊行为，组织了一班人对他进行清查。后来查实祖父管理的各项公益事业进
出帐目清清楚楚，并尽了最大努力来提高各项专用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了族人的普遍称赞。又把续十一修宗谱的理财大权和总理任务交给了他。
后来又有人议论：祖父喜爱赌牌，家里常常宾客盈门。就是他建新屋时，还常招民工包头和材料经营商在家聚赌抽头。地方上流言祖父建的这栋屋是打牌挣来的，给家里带来了不
好的名声。所以大伯才有烧毁赌具，发誓与弟妹为诫的地方美谈。
大伯将家分了后，毅伯伯带着妻儿和益根伯父搬回了弯里祖父的老家。祖母特别喜欢能干嘴甜的毅伯娘，每天不是云飞伯娘过来与祖母和姑妯团聚，就是祖母扭着一双小脚到弯里
去看她的侄儿侄孙。
为了供奉祖父和老祖宗的灵位，经大伯设计，毅伯伯做木工在堂屋后墙正中做了个灵堂。两侧柱子上木刻了大伯作的这样一付对联：“祭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二行正业
曰读曰耕。”
我的故乡
五
我父亲1921年正月二十日出生。父亲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列强侵略，军阀割据，内战频繁，人民遭受涂炭的时代。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湘军、滇军、北军混战于衡山，并枪杀了我大爷爷垂裕。1921年4月，衡山县人赵恒惕夺得湘军总司令职务后选为临时省长，开始了他对湖南的统治。
这一年，春涝夏旱，荒月米价由每斤70文铜元骤增至300文。我不幸的父亲就是在这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不幸之年来到了人间。躲避战乱、求生逃难，成了父亲儿时的家常便饭。
父亲六岁时就跟着两个哥哥开始上学。这时衡山县的小学教育发展迅速，洋学堂取代了许多私塾。我的祖父也开始接受了洋学堂的教书方法，送子女进学校读书了。但等他们读完
小学后，就没有再想到送他们去继续读中学。这一方面当时的农村还相当闭塞，对几千年来守候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好轻易改变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地
学生要进中学就得到衡阳去上学。（我地到衡阳比到衡山县城还方便些）。祖父一方面不放心十二三岁的儿子离家太远；另一方面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宽裕，已经有了我大伯在衡阳
道南读初中，祖父也无能力再送两个儿子去衡阳读书了。所以二伯和我父亲小学毕业后，祖父就将二伯送到店门当时有点名气的一个姓江的开的馆去读私塾；因我父亲儿时总爱学
着医生的样与兄妹玩看病的游戏，祖父认为他有学医的天赋，就送他到对河衡阳金甲岭的一位姓罗的中医名下学中医。
我老家尹家滩按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处于四县一市交界之地。尹家滩占了衡山县萱洲镇鱼石村的大部分，前靠湘江，后与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相望。对河，衡东县、衡南县隔河相
望。河这边与衡阳县紧紧相连。从我的家向西行，不到两华里路就进入了衡阳县境界。再沿河而上行三华里就到了河边一个叫站门前的小地方。你别看这里不是市镇，但湘江流经
这里后，就进入了七里滩。旧时的船夫经过这段滩头，都得拼命撑篙拉纤，吆喝声，号子声响成一片。站门前也跟着南来北往的船夫、客商热闹了起来。站门前的对河，就是衡阳
市郊区的地域了。上岸行四华里许就到了我父亲学医的地方——金甲岭。
金甲岭不靠水路，那时也没有公路。但是它却成了这方园三十来里的百姓逢场赶集，交换物资的地方。街上的三、四十户人家，做生意的做生意，做手艺的做手艺。我父亲的师父
就是在这个小镇上开了家药店，是远近知名度较高的中医生。家里有了病人，祖父常派轿子去接他来家看病，渐渐成了朋友。父亲十二岁小学毕业后，祖父就把他送到这位朋友的
名下学徒了。
父亲吃住在师父家，每天早早起来后，就是打扫、整理店铺，准备这一天的生意。店铺里没活干时，还得帮师娘做做家务，带带小孩。由于父亲的勤奋，师父师娘也对他较好。过
了一年后，师父开始让父亲背诵陈修园著的《医学三字经》和《药性汤头歌诀》等，渐渐地也带他去出诊了。又过了两年，师父同意父亲看他收藏的不多的医书，解答这个好问的
徒弟所提出来的众多的问题。往往是自己的学识，满足不了这个好突发奇思的徒弟的要求。这样过了五年，父亲到了十七岁，知识渐开，不满足五年的学徒生活所学到的一知半解
的中医知识。回到家常与也不愿再在私塾里读死书的二伯父一起向祖父提出去城里读书的请求。这时，我大伯已中学毕业，在家乡教书了。家里经济也开始有了好转。在大伯的促
成下，在我父亲十七岁时与二伯一起到衡阳新民中学去读中学了。二伯这时已快二十岁，而且不久就结了婚。
在中学，父亲俩兄弟感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的。拼命地汲取着学校给他们的新知识。对于国文、历史这类课程，兄弟俩没费多大劲就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我二伯，六七年的
私塾让他读了不少古籍，学会了不少做诗论文的本领。所以他的作文，常被学校作为示范文章在同学中传阅。兄弟俩的爱好和学习重点都放在外语和自然等新学科上，每日里勤读
苦练。晚饭后出去散步还常捧着一本英语书默读单词、单字。在学校的操场、草地，常常可以看见俩兄弟把学的英文知识进行简单对话。他们常以优异成绩列为学校的特别生，并
免收他们的学费。
1938年冬，父亲还未满十八岁，由祖父作主为他娶了亲，这时他还是个中学生。母亲比父亲大两个月，因隔着一个年号，算大一岁了。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部的卢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七月的卢沟桥抗战，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日军的大举进攻，迫使大批难民涌向大西南，不少大
学也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迁往大西南。位于上海的“国防医学院”也分成两个分校迁往贵阳和昆明。
1939年秋，“国防医学院”由于战乱，生源紧张，放宽了新生招生的条件，只要是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均可报考这个学校。学校在衡阳设立了考场。父亲正好这时因家庭经济
状况无法再供他上学，而学医又是他的理想，自己又有一段学过中医的经历，能有这么个不要任何费用，还包吃穿的学校招生，父亲下决心不放过这个机遇要去一搏。他在母校的
有关老师的帮助下，作了报考的准备。母校看他成绩优秀，虽然没有高中毕业也出具高中学历的同等学历证明；老师为他进行了应试科目的辅导，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在二百多名
考生中只录取二十名的激烈竞争中，父亲考取了“国防医学院昆明二分校”。
1939年秋，父亲离开已有身孕的妻子，去昆明上大学了。这所学校是国民党的军医大学。学生入校就等于是参了军，享受上士待遇，接受军事化训练和管制。1938年11月3日，蒋介
石以抗日为由下令中等以上所有学校均要组织学生军，并自兼总司令。可见军医大学要求之严，并要集体宣誓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就这样，我父亲成了国民党员。学校的生活异
常紧张，没有寒暑假，只有星期天。连我的出生、祖父的去世，父亲都没能回家探视和送终。
父亲入校就穿起了军装，接受了三个月的军训后，被编为三十六期学生。这个班上有来自湖南的八个同学，其中来自祁阳的周祖球叔叔和来自蓝山的陈学滔伯伯是我父亲在大学同
学五年中最要好的同学，他们自嘲为“岁寒三友”。无论是上操、集训、上课、自习；还是吃饭、散步、娱乐，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对于没有读完高中进入
大学的父亲来说，要使自己的学业成绩不掉队，甚至还超过别人，可想他是付出了多大的勤奋和努力。为人老实，埋头苦干，这是我后来能接触到的父亲的同学对他的一致评价。
1944年，日寇打过长江，逼近家乡。一直没有回过家的父亲想到了母亲和妻儿及虽已分家，实为没分家一样的全家人的安全，父亲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休学回到了家乡。
我的故乡
六
1939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我来到了人间。我出生时，父亲在昆明求学未归。二个月后祖父不幸去世。待大伯召开家务会议分家后，母亲将不多的田产交祖母代管，带着我回她的
娘家居住。
外公家和祖父家，现在以河为界分属衡东县和衡山县。但在历史上，在衡东县还设有出现之前同属一个乡。外祖父家在湘江东岸河边一个叫狮塘的小地方。从这里过湘江，上岸行
不到四华里就是我祖父家了。
外公的父亲叫黄冬华。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是家里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儿时，中华大地上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反抗侵略、反抗卖国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咸
丰二年，咸丰帝令曾国藩任湖南省团练大臣，在湖南兴办团练，招募勇丁，开始了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咸丰三年，曾国藩因在长沙官场倾轧中处于下风，于八月愤走衡阳，一
心一意在家乡的土地上训练他的湘军。曾国藩的家乡湘乡荷叶塘与衡山县新桥镇毗邻。在以后的岁月中，曾国藩指挥他的湘军与太平军鏖战于湖南、江西一带。咸丰十年春，曾国
藩的九弟曾国荃率吉字营湘军一万多人围攻南京的重要门户安庆。经一年半的围困，安庆城终于攻破，南京告危。这一仗曾国藩的湘军威名大振，但也使吉字营的湘军损失惨重。
咸丰十一年（1862年）秋，曾国藩令曾国荃再一次回乡招兵，以扩大他的吉字营。自小就不安于贫困和战乱的太外公黄冬华，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就跟着一支招募的湘军离开了家
，一去杳无消息。那一年他十七岁。
待太外公回到家乡时，已经是个粗壮的成年人。还带回来一笔可观的财富和一个姓蔡的女人，在家乡三星桥铜钱山成了家，置了田产。
太外公一共生了六个儿子，我外公黄声和光绪元年生，排行第四，后来人称“黄四爹”。也许是太外公在外混了多年，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很注重对子女的培养，都让他们进了私
塾，读了些书。几兄弟中，我外公最有悟性，学什么都一学即会。尤其善于算数和理财，很得父母宠爱，认为将来这个儿子一定会有出息。
太外公在外当兵时，结交了一些朋友，经常跑到外地去做生意。当外公长大后，太外公就把这个认为有出息的儿子带在身边，在官场上逢迎，在商场上摔打。兄弟长大后，太外公
将他才发展起来不大的家业分给了六个儿子。外公分的田都在离家较远的狮塘一带。为了便于照顾田产，也考虑到狮塘靠近湘江，又距大堡镇不到三华里，发展条件较好。外公带
着妻子和一岁的大舅黄梅搬到了狮塘，租住在一个叫周梅卿的人家专门管理租田的两间破屋里。外公在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就常跟着太外公出去做些小本生意。外婆是个能干
的农家妇女，成天里里外外协助外公操劳着这个家。
过了两年，周梅卿要放弃狮塘的田产，出外去跑生意，就将他的田产和房舍都卖给了我外公。又过了几年，外公在旧房子的后面又砌了三间平房，办起了米行和酒厂，做起了与衡
阳一些商行的大米和米酒的生意来。这时家里开始请长工做事，外公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跑他的生意了。
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生活的困迫，外婆在家境渐渐好了起来时，身体却渐渐垮了下去。在生了大舅黄梅后，外婆又生了几个儿女，但因外婆缺奶，加上疾病均未养活成人。大舅年满
十六岁时，外婆又生下二舅黄庭。这时外公在外经商挣了些钱，又置了些田产，家境渐富。外公给二舅请了个姓周的奶妈。经常也给外婆带回来些滋补的中草成药。三年后，我母
亲黄凤英出生，外公又给母亲请了个姓黄的奶妈，因她丈夫姓龙，我们叫她龙外婆。又过三年，我三舅黄振凯出生，同样，外公又给三舅请了个姓朱的奶妈，但此人后来偷了家里
的东西被辞退了，于是三舅也是龙外婆带大的。
到这时，外公的田产已发展到三百多石田，家里请了六、七个长工常年在家做事。除了原有的米行、酒厂外，家里又开了个杂货店。只要地方上农民需要什么，外公都会想方设法
从外面办回来满足农民的需要。他也常将农民手里有的土特产收购起来，用船装到外地去卖。
1926年闹农会时，我祖父和外公还不曾相识。祖父成了农会的负责人，外公成了农会的斗争对象。为了躲避农会的攻击，外公将家里的企业、商店关闭了，将田交给长工们去管理
，带领全家大小避难于衡阳。租住在卡路巷外公的一个朋友陈华富家里，这时候大舅二十六岁、二舅八岁、我母亲五岁、三舅才两岁。
陈华富在衡阳开了家叫“华香阁”的饮食店，长期与外公有大米、米酒的生意往来，渐渐成了朋友。当时，衡阳县县长徐方济与外公关系也很好。看外公在衡阳无事可做，就让他
到河里去“坐卡”。这是个肥缺，只要地方政府一道公文，在当时作为运输主干线的河道上设立一个关卡，来往的船就得交税后才得放行，随意性极大。外公尽职尽责地做好了这
个工作，不但为徐方济积累了不少钱财，自己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衡阳住了一年多，“马日事变”后，农会遭到了镇压。正当我祖父到处躲避县团防局的抓捕时，外公又带着全家回到了狮塘。
在衡阳一年多的生活，使外公全家与陈华富全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华富因没有儿子，对自小喜欢唱唱跳跳的我三舅特别的喜爱，向外公提出希望他能将他这个三岁多的儿子给
自己做儿子，外公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三舅从此留在衡阳，改名陈祥顺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
外公在衡阳一年多，结交了不少官场和商场的朋友。特别是外公和徐方济县长的关系，使得他在地方上的名声大噪。回乡后，他不再办米行和酒厂了，只恢复了杂货店。外公留下
大舅在家经营家业，自己回衡阳追随徐方济于官场之中。
1928年，外婆生下四舅黄湘后不久，就丢下了他的丈夫和五个儿女离开了人间。这时龙外婆早已成了我母亲离不开的比亲娘还亲的娘。外公也很器重她的诚实和能干，就是在衡阳
的一年多时间，也都是龙外婆在照顾着几个小孩。外婆去世后，外公为四舅请了个奶妈吃了一年的奶后，又将四舅交给了龙外婆带。这时龙外婆已经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举足轻重的
人物。她不但可以将她的大儿子龙正德和女儿菊秀带在身边与我母亲一起长大，在外公和大舅都不在家时，她还时常是家里的管事，帮助我那软弱矮小的大舅妈，调派家里的长工
和佣人。
大舅年轻时，外公让他在私塾读了不少书。后来大舅自己也开馆教过书，二舅还在他手里读过书。在地方上开办新学堂时，大舅还就读过南路师范。但外公看到家里产业渐大，他
的后几个儿子都还未长大成人，就要大舅放弃了学业，协助他管理家业。
我的故乡
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衡阳县县长徐方济调湖北蕲春县任县长，他去上任时，将我外公也带去湖北。首先还是让他在长江边“坐卡”，后来他将这个会挣钱、善理财的我外公提拔
为他的财政科长，并为他说合了一个姓雷的女人，在那里他们结了婚。我又多了个雷外婆。
这个雷外婆是湖南邵阳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了较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后来与一个军人结了婚，随夫南征北战。丈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不能生育
的雷外婆没有后人，一个人流落在异乡。徐方济在衡阳当县长时与雷外婆丈夫就很熟，他经常关心和帮助这个落难的同乡女人，并促成了她和我外公的婚事。
1932年夏，国共两军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外公在饱偿了战事之苦的新婚妻子的力劝下，放弃了收入较高的职务，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同妻子回到了家乡。
开始，母亲和她的兄弟对这位新母亲抱着敌意。特别是我大舅，他无法接受这个只比自己大五岁的女人做自己的母亲这一事实。有文化、有修养、见多识广、极会做人的雷外婆，
不但在这个大家庭中，渐渐取得了晚辈对她的好感和尊敬，同时在家里众多长工和佣人中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1929年，衡山县教育得到了大力发展，狮塘在杨泗庙也办起了小学。外公唯一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我母亲，八岁时送进了这所学校，成为第一期学生。
1935年，粤汉铁路在衡山境内动工兴建。粤汉铁路正通过狮塘全境，政府征用了铁路通过地的大片农田，外公的田绝大部分在被征之内。当时有不少被征地的农户都想寻机捞政府
一把，要外公带头闹事。外公不但没有同意这些人的作法，还带头办理了他的大片农田被征用的手续。长工们没有田作了，外公又把他们组织起来，利用卖田的这笔巨款，动工在
距铁路路基百来米的地方兴建了一栋二层三进的大宅院。粤汉铁路的路基还没有修好，外公的大宅院反先造成了。全家喜喜洋洋地搬进了新屋。这个新屋同时成了修路的工程人员
的活动中心，民工们购买日常用品和饮酒的地方。
在架设狮塘铁桥和铺轨时，来了个叫李佰元的负责人。此人是外公在湖北认识的朋友，他带着几个技术人员住在了外公的新屋里。这些人闲时不是天南地北的谈论时政新闻，就是
拉的拉胡琴，唱的唱京戏，有说不完的故事笑话。这时我二舅十七岁，我母亲十四岁，我三舅十一岁，我四舅七岁。家里还有我大舅成家后生的与我三舅同年的大女儿代芬，与四
舅同年的大儿子黄颀。再加上龙外婆与我母亲同年的女儿菊秀，家里每天都是闹翻了天。这一年多的生活，对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他们后来个个都是
文艺活动的好手帮助极大。大舅经营的杂货店生意，尽管外公配备了伙计帮忙，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火车路基修好后，沿铁路两旁的已被征用的大片农田闲置了起来。随着路局领导和工地负责人与外公和大舅的熟识和了解，随着外公在处理多起的铁路民工和当地农民的矛盾中表
现出来的公正和威望；也因为原本征用的田地我外公占得最多，路局将路旁闲置的田统一交给我外公经营，他们只收取部分租金。这样，狮塘范围内沿铁路两旁原已被征用的农田
实际上只被铁路占用了约十分之一，其余剩下来的田土就变成了我外公的财产。外公将没破坏的田佃租给农民去种，那些被破坏需整修的农田，外公让自家的长工分批整修复耕。
外公这时的田产实际比他修铁路前卖出去的田产还要多得多了。这时外公在雷外婆建议下将整个家业交大舅掌管，自己做了六十大寿的酒后就不再忙于奔波，只在家里做起了老太
爷。
1936年火车通车后，狮塘这个小地方也一步步发展起来了。有十来户人家先后从外公的新屋往北到狮塘石拱桥之间有序地连着建造起房子来，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条小街。每当大堡
逢集时，必经狮塘石拱桥赶集的农民，必然要经过这条小街。渐渐地有了打铁的、做木匠的、做豆腐的人家，也出现了小商店。但大多数人还是朝出夕归的农民。
狮塘石拱桥下流过的是一条叫龙溪的小河，小河流过桥后不足二百米，就汇入了湘江。在龙溪和湘江交汇处向江水中突出了一个不怕河水冲刷的小山崖。不知在什么年代，在这山
崖上就建了一座雷祖殿，供养着雷公老爷专管人间的不平事。参天的古树，习习的河风，靠河陡峻的山崖，从崖上举目向湘江望去，滚滚江水向崖下奔流而至，汹涌澎湃，给人一
种心旷神怡和神秘感。寺里的尹和尚就是我祖父交情颇深的远房兄弟。
从石拱桥沿龙溪河上行百多米就是狮塘铁桥。铁桥和石拱桥间的北岸，还有一座庭院较大的杨泗庙。每年的六月六日是杨泗老爷的生日，狮塘的人就会召开庙会，举行仪式，给这
个杨泗老爷做生，以乞求他对百姓的保佑。还得唱上三天的花鼓戏，父亲小时还常和二伯跟着爱看戏的祖母过河去看戏。后来还成就了与我母亲的姻缘。
1937年，已有十九岁，刚从衡阳道南中学高中毕业的二舅被外公过继给他的三哥做了嗣子。并代养父去世的儿子完了他生前与一位姓张的女人的婚事。尽管这件婚姻一开始二舅就
不同意，雷外婆也表示坚决反对，她认为二舅与这个比他大三岁而又没有感情的女人的婚姻会没有好结果。但在作为养父的三伯的霸道和外公的迁就下，二舅还是在外公这边新屋
里结了婚。婚后才搬回铜钱山老屋属养父的家去住。
在文化极为落后的家乡，二舅以高中毕业的当时当地的最高学历被铜岗小学聘为校长，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这是所完全小学，办在黄氏宗祠里。这栋黄氏家庭的祠堂，座落在衡
阳县境内，但族人大多分布在毗邻的衡山县大堡乡境内的三星桥、二星桥一带。
二舅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常在狮塘这边的新屋里居住，这使我张舅妈很生气。她看铜钱山这边的家境不宽裕，（解放后外公的五个兄弟及后代成份全是贫下中农）
，闹着也搬到狮塘来住。她认为丈夫对她的冷淡是雷外婆这个做后妈的在支持他，于是经常在家里无理取闹。
1938年冬，母亲出嫁后，龙外婆也回到了她自己的家。雷外婆看自己没有生育，在地方上带了一个姓林的十来岁的女孩子作义女，取名黄莉。这个女孩出身极为贫寒，因家里养她
不起，她父亲一定要将她送给我外公做丫鬟。雷外婆看这个小女孩长得清秀，也算聪明，就收了她作义女，并把她送到杨泗庙学校去读书。
1940年春节后，两个多月的我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外公的家。我母亲和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不少生气和快乐。母亲又把龙外婆接回家来照顾我。
我一知事后，就对什么都感兴趣：火车为什么会在外公屋前跑来跑去？家里的留声机里为什么会有人在唱歌？坐在石拱桥上，望着桥下的河水，总在想这河水流到哪去了？……
在这个家我得到了巨大的庇护。外公常让我骑在他肩上到左邻右舍走来走去，以炫耀他的外孙子的聪明活泼；雷外婆常抱着我教我唱儿歌；龙外婆会不厌其烦地讲她的狼孩子的故
事给我听；我在众多的表兄、表姐，尤其是比我只大十岁的四舅黄湘和表哥黄颀的监护下，不让有人欺负我。唯有我可以在家里店内提取我想要吃的任何东西，这是任何表兄妹都
没有的特权……这一切使我自小就养成了有些任性和霸道。
我母亲和他的兄弟们都喜欢唱京戏，常常跟着留声机学唱。兴趣来了还拉的拉京胡，唱的唱，有时还要表演一番。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常被推出来唱个儿歌，跳个舞。表演完后，
还得两手一摊，行个曲终屈膝礼，说一声：“唱得不好，请原谅”。乐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4年快过春节时，有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当母亲推着我叫这个四年来从未见过面的人为爸爸时，我总是往母亲怀里藏。父亲给我带来了玩具和糖果我也不要。使得全
家人想了不少办法才让我父亲抱起了我。两天后，我跟着父母过河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

我的故乡
八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部的卢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七月的卢沟桥抗战，拉开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帷幕。
七七事变发生后，七月八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众将领在朱德、毛泽东的带领下毅然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宣告十年
内战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正式成立。
在全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国，也取得了一些战绩：1937年9月下旬，平型关首战告捷；10月血战忻口；1938年3月台儿庄大捷；6
月到10月的武汉保卫战；1939年12月昆仑关大捷……，但在抗战的第一时期，中国军队没能抵抗住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日军大踏步地向南、向西推进。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5月11日厦门失陷；13日合肥沦陷；19日徐洲沦陷；6月6日开封失陷；12日武
汉会战开始，蒋介石8月7日下命疏散武汉人口。大量难民拥过长江，逃离武汉，进入湖南境内。历时四个多月、规模巨大的武汉会战，还是以10月25日汉口失守，26日武昌失陷，
27日汉阳失陷而宣告中国军队失败。同时，10月21日广州弃守；11月8日，日军飞机27架轰炸衡山县城，恰逢赶场，死伤三百余人；11月11日日军又攻陷岳阳。
这时，中华民族的存亡到了关键时候。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迁驻南岳。衡山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一些军政机关、医院和大中学校纷纷自外地
迁来衡山，大批来自南京、武汉的难民也在境内滞留。有的还经商开店或作工办场，使衡山的一部分集镇出现了商业的繁荣。许多抗战演剧队来县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共
两党的许多头面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业绩和足迹，衡山人民也为抗日尽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岳阳失陷的第三天，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守城的军警，为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决策，在全城数千处同时纵火，长沙顿时成为一片熊熊火海。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全
城被烧十分之九，烧死两万余人，大量难民向南拥来。
1939年的某一天，我在大堡乡国民中心学校教书的大伯尹国荣，看到大堡火车站附近成群结队的难民在找落脚避难的地方。他上去看看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帮助。这些人是武汉平汉
铁路工会的负责人，和由他们组织的他们单位拖儿带女从武汉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想找一处能让他们住在同一地方、又比较安全、能安置下他们各自家小的地方住一段时间。大伯
认为家乡尹家滩可以也应该接受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向他们介绍了尹家滩的情况。工会几个负责人刘光福、胡世荣、张学先等随大伯过河在我家附近的六也公祠和一些农户家里
走访了一遍。在大伯的动员下，我地乡民都愿意接受这些落难的人们。他们过河去把这几十口人接过河来，分配在一些有房舍的人家住了下来。
大伯的好客和风度给这些人带来了好感。他们工会主任徐富，秘书王境宸住到了我们家。我们家也就常成了他们议事和互相传递信息和娱乐的地方。
大伯“少甚聪慧，倜傥不羁，笃好宾客，客中有一技之长者辄虚心求教，学到手为止，故在少年时除在大堡学校教书维持生计外，其它绘画、画像、剑棍拳术、管弦乐器，件件皆
能，致使乡党人士至今称其武术冠群。”这是我二伯在大伯去世后为他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这里面所说的剑棍拳术，管弦乐器就是从这些在家乡住了两年多的难民中学来
的。真所谓人上一百，武艺周全。加上大伯古文学得好，字写得好，人又长得帅，在学校和地方上都有名气。伯父在祖父办农民协会差点丢掉性命后，就立志做个无党派人士。但
有时国民党开展什么活动还是请他去指导和参加。这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这些难民看到长沙战事不断，日本的飞机还常来轰炸，同时也为了谋生，在两年以后，他们又慢慢地离开了我地，往广西、贵州等地找工作。这些人都与重情义的大伯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还常保持着一定的通信联系。
当时，我地有个叫尹肇彝的青年人，要我大伯通过这些人替他找一份工作做。我大伯为他写了一封信给在广西柳州一个什么火车站当站长的郭文田，请他帮这个青年人找份工作。
郭文田给他转介绍到一个什么军事机关。当时正是抗战艰苦时期，大量老百姓战死沙场，兵员极缺。为了扩充兵源，这个军事机关就委任尹肇彝当了一个中队长，发给他一些款子
和制服，要他自己回乡招收壮丁，成立队伍。尹肇彝得了这个工作很高兴，以为自己当了官，首先就挪用公款，把自己从头到脚穿戴得整整齐齐，耀武扬威地回到家乡，在地方上
招收了一些壮丁。在回部队的路上，中途又逃跑了一些人。结果到部队时亏了一些款，不但中队长没有当成，工作也弄没了。在地方上招收去的一些壮丁，有的后来在外面混出了
一些名堂，但有的至今还是杳无音信。解放后，有些人鸣冤叫屈，向我大伯要人。
1940年春节刚过，祖父病危，地方上许多“名医”都没有医好他的病，于正月初十与世长辞，年方四十九岁。祖父的早逝，对伯父打击甚大。他特地改名念父，立志学医，以普救
众生。这时，我父亲已入国防医学院读书，他原先在家学中医时读过的一些中医书籍，成了伯父中医入门的图书。他一边教书，一边发愤攻读凡能搞到手的中医书籍。他扎实的古
文知识和学识，给他对中医古籍的理解和贯通起了不少作用。在学校教书的五年中，大伯阅读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律》、《温病条辨》、《名医方
论》、《医方集解》等许多医书，并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节假日有空时，他还拜老中医杨梦南先生为师，带他临床实习。
1943年春节后，我地有个老农尹久陌得了心气痛病，经过八个医生长达七年之久的治疗都未见好后，被我大伯精心治疗了一段时间而告愈。一时大伯在近邻渐有名气，找他看病的
人日增。
1944年春节前，我父亲休学回到了家乡。大伯这时也辞去了教书的职务，专门为民众看病。我父亲在大学学的西医知识，这时又成了好学的大伯学习的新内容。
春节后，为了方便地方上群众看病买药，大伯和我父亲与本地的尹鼎明、尹鸣岐、杨南轩、尹意臣和伙在我地与衡阳县交界的高塘岭尹鸣岐家里开了一家药店。我还记得小时我常
到药店去讨“桂枝”吃。
我小姑尹贞辉，这年十四岁，已从小学毕业。在她的三个哥哥中，她与三哥，也就是我父亲的感情最好。因为她从小就被父母许了一门娃娃亲，她不喜欢那个常跟着他父亲来我家
作客，把头发弄得光亮，穿着新潮学生装的姓杨的“未婚夫”。家里只有三哥支持她反对这门亲事。她一直把三哥作为她的保护神。高小毕业后，祖母将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唯一女
儿留在身边，没有送她去衡阳上中学。她就自己在家把哥哥的中学课本拿出来自学。我父亲也很喜欢这个好学的妹妹。这次从昆明回来后，常把她带在身边教些护理、医士的工作
，也常让她到药店去学些药理知识。
我的故事
九
我二伯父尹仲湖过了二十一岁才中学毕业。这时他的大儿子执中已经快两岁。家里已无条件再供他读高中。这个以全校毕业成绩第一名的优等生，特别是他多年的私塾打下的雄厚
的语文知识功底，被大堡乡国民中心学校校长，也是二伯的堂伯尹晓东看中，聘为学校国文教师，与大伯服务于一所学校。但他没教完一个月书，在报上见到教育部委托长沙省立
高级工业学校办高级工业训练班，为期一年，一切学膳费均由国家负担。二伯看到这是个能学到一技之长，今后可以此养家糊口的机会，就辞职步行赴湘乡永丰投考。在八百余考
生录取七十六人的竞争中，二伯被录取。学习一年毕业后，分配到祁阳硫酸厂工作。到任后，见这个初建的工厂无什么技术可学，看到交通部特种考试技术人员训练班招考高中毕
业生应考，并全部是公费。于是又辞职赴衡阳报名投考。五百余人报考，录取正录九名，备录三名。二伯这次又在正取列。因该部在中南四省同时招考，衡阳录取考生在衡阳电信
局集中后，统一由人带领到达桂林铜鼓山校所，学习有线电报业务。毕业后，分配到常德电信局工作。
1941年冬，二伯将二伯娘和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接到常德。原想有了工作，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劳动来养活一家四口了。但在当时武汉失守，常德处于抗战第一线的前沿，兵荒马乱
，物价飞涨的年月，二伯那点微薄的工资，连一家四口人的吃饭也不能保证。在一些好心的同事的帮助下，他们才算过了个年。春节过后，二伯决定把家眷送回原籍。当时电信业
务忙乱，二伯无法离身，只好由已有身孕的二伯母，拖着一个四岁的男孩和一个两岁的女孩，带着一些行李，由常德坐轮船、转汽车、转火车，还得在渌口站因铁桥被炸过河换乘
火车，一路千辛万苦才算回到了大堡火车站。由已接二伯电报的尹晓东三爷爷派学校工友到火车站接二伯母回家。
个子矮小，身体虚弱的二伯，当二伯母离开他后，繁重的工作，对家人的忧思，使他病倒在床，高烧了三天三夜。后来被同事雇了一乘轿子送至常德天主堂办的广济医院医治才控
制了病情。但人已骨瘦如柴，行路艰难，无法工作了。打电报回家后，大伯派人去常德接回了二伯，在家里继续为他医治。待身体稍有好转后，为了生活，二伯又回到大堡中心校
去教书。
1943年春，二伯向衡阳电信局申请复职，请求在衡山电信局工作。得到批准，赴衡山复职。这年夏季，省管局调各局局长去长沙岳麓山第九战区战时干训团接受战时训练。衡山电
信局局长言泽瀛系世家子弟出身，不愿去吃这个苦，以身体吃不消向省管局说他有病， 换我二伯去受了训。
二伯在长沙受训月余，穿着军服，过着军人生活，学习战时通讯。讲课的有薛岳、叶肇、白坚等国民党将领。期满后，每人发了一张结业证，一张用油印机印的国民党的临时党证
。结业证上战干团团长的签名是蒋介石，副团长是薛岳。这位好当校长的，我二伯从未谋面的蒋介石签发的这张结业证，一张油印的国民党的临时党证，一次代人受过的一个来月
的战时训练，而且还是发生在连毛泽东也表示愿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全民抗战的国共两党合作中的1943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说不清的问题，为二伯的晚年生活制造了不幸。
1944年春节前我随父母从外公家回到自己家。虽然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带我回家来住段时间，同祖母和伯父家的人团聚。由于每次住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我和母亲都被当作客人一
样来招待。祖母对我更是疼爱有加。我众多的堂兄姐对我这个见面很少的兄弟也有一种特殊好奇的好感和谦让，很快彼此就熟识起来。比我只大十岁的小姑，会把我们这些侄儿侄
女组织起来打键子、丢手绢、堆雪人、打雪仗，成天乐哈哈地不知道战争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开学时，梅生哥哥（毅伯伯大儿子）、执中大哥（二伯大儿子）、婵娥大姐（大伯女儿）都进学校读书了，不满五岁的我也吵着要跟他们去上学。
1940年，大伯还兼任家乡老祠堂小学校长时，很注重对学生的体育和艺术方面的培养。当时，大伯正在家随平汉铁路局的难民学习剑术。在学校里他要每个学生从家里带来一块木
板，要做木工的毅伯伯按他设计的图样要求，统一为学生每人做了一把木大刀。大伯自己编排了一套适合儿童的大刀操，每天上课前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啊！杀！
”的歌声和喊声中学生们飞刀操练。不但振奋了学生，也常引来许多乡民的观看。开始我站在一旁好奇看着这些哥哥姐姐们操练，过了两天，我赖着毅伯伯为我也做了一把小木大
刀，跟着学生们后面舞了起来。至今，我与六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是那么快慰，那么留恋。
二舅黄庭，在高中毕业后做了铜岗学校的校长，社会活动渐渐多了起来。1938年夏，为实行“政教合一”，二舅参加了邻近五县保校校长千余人在衡山吴集五里坪的集训，听过省
主席张治中的莅临训话。集训期间，年轻有为，兴趣广泛而又有组织能力的二舅，很能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后来常被指定组织抗战服务团，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
1939年二舅受命参加衡山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来又被第五区司令部司令兼衡山县县长的唐辟衡介绍，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三期的学习。
这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在朱德的提倡下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在湖南衡山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组建的。旨在开展敌后战场，为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并正式开学。训练班隶属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
任副教育长。这个训练班共办了七期，在南岳办了前三期，每期三个月。
我二舅参加的第三期共有1500名学员，共分10个队。学员除各战区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外，还有从军委会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保送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地方
上选送的高中毕业生。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除本班教官讲课外，还常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党政要员讲话、演
说、作报告。周宏道教军事、戴笠讲斥候，叶剑英讲游击战概论对二舅的印像最深。
作为游训班主任的蒋介石，第三期学员无幸听到他的讲话和演说。有一次来校视察，二舅也只见到这位离得老远来去匆匆的最高统帅的背影。倒是周恩来几次来到学员之中，二舅
也跟着一些青年军官称其为“老大”。
三个月的紧张学习毕业后，二舅被任命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脱离了他的教学岗位，正式成为了地方官员。
我的故乡
十
1939年9月1日，德国大举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军为配合欧洲战场的行动，决定由武汉地区第十一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作战。日军动用总兵力十万余人，并有海空军配合，分路合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代长官薛
岳先后出动了三十二个步兵师又三个纵队，约二十四万人，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在赣西、鄂南、湘北三方面阻击敌人。9月14日，日军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一次长沙会战，23日，日
军分三路向长沙大举进攻，至29日，长沙外围各重要据点皆被日军占领。经半个多月的拼杀，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到达长沙外围时，已经无力再行前进。10月3日，进攻
长沙的日军分三路溃退。6日，第九战区各部队击退围攻长沙日军，恢复原有阵地。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此役日军伤亡三万余人，中国军队死伤约四万人，是七七事变以来中
国军队第一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役前态势的一次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辖鄂南及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重新布防了他的兵力，进行部队整编。当时来衡山驻防的部队主要是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军部驻石湾
。所辖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暂编第54师，驻扎石湾至大堡一线。我二舅和由他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经常为地方上的驻军提供些服务。渐渐地二舅与这个军的许多年轻的
师、团级军官搞得很熟。有不少还是他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的同学。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武汉日军第十一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对武汉的威胁，打通粤汉铁路，于1941年9月，动员兵力12万余人，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9月7日打响了第
二次长沙会战，28日，日军占领长沙。29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株州。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衡山人民投入了全力备战。驻军第十军已开赴前线，投入了战斗。9月底，中国第九
战区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准备反攻。将日军困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日军后援难继，被迫由长沙突围北撤。10月8日双方又恢复战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遂告结束。是役共歼日
军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第十军返回衡山整编。在第二次会战中调入捞刀河一线迎击日军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军，会战后也调入衡山整编，军部驻河东新塘八井田。但在部队还未整编补充好
兵力时，日军在二个月后又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日军为策应进攻香港的作战行动，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南下增援广九方面，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动用十二万余人的
部队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国军队采取“天炉战法”诱日军深入决战地区，予以包围歼灭。战争打得异常残酷。驻在衡山的第10军和第74军均投入了战斗。作为战地服务团的团
长，二舅也发动了衡山人民广泛地支援了前线。战争一直打到1942年1月15日双方恢复原态势，会战才结束。是役日军死伤5.6万余人，以惨败告终，中国军队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驻衡山的国民党军进行整编。在两次会战中，大量的军官和士兵为国牺牲。为补充兵员，衡山的人民大量地被抽征入伍。74军随军医院的医生陈其寿，几次被
派到大堡为招募的新兵进行体检。这个快三十岁的上尉军医随军转战连婚都没有结。大堡街上有个叫尹璧山的小商人，看到这个青年老实，有技术，而又父母双亡，托人说媒愿将
自己十七岁的女儿尹佳英嫁给他为妻。陈医官（地方上人都这样叫他）看这个女孩文静，漂亮，答应了这门亲事，就在大堡街女方家里拜堂成了亲。后来，这对在战乱中结合的夫
妇成了我的岳父和岳母。在当时抗日救亡中，我地有不少有知识的女青年，怀着对抗日英雄的崇拜找军人作了丈夫。74军医院的院长刘广基也是与白莲乡的一位知书达理的大户小
姐向曼玲结了婚。后来我大伯的二女儿尹效毛也成了他们的儿媳。
我二舅黄庭，在部队整编时被任命为第十军第三师第九团的上校代团长。正是国难当头的用人之际，才在游训班受过三个月训，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跃而成了一个团的统帅
，而且随时都要作好准备，带兵投入战斗。他现在还记得他住在衡山县城西外街时的日日夜夜。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为联合对抗日、德、意轴心国法西斯，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同盟国成立。
1943年10月底，日军又以19万余人兵力，发动常德会战。驻在衡山的74军被派围守常德核心阵地。战争打得异常猛烈。11月15日后，日军连克津市、澧县、石门等地，并强渡澧水
南犯，分东西两路夹攻常德。第九战区亦抽调第十军由衡山北上，驰接常德守军。二舅随军进入阵地。11月24日，日军包围常德城郊，与中国守军第74军的第57师展开激战，阵地
几经反复，57师全体官兵，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中，英勇奋战，大多壮烈牺牲。12月1日，日军发动强大攻势，西攻常德，东攻德山。德山守军第十军坚守阵地，第十师师长孙明瑾战
至阵亡。3日德山失陷，同日日军攻陷常德。12月4日，第九战区部队后续兵团第58军、第26军赶到，会同第六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同日军在常德近郊展开激战。12月8日，中国军队
攻占常德。11日日军开始全线撤退，中国军队全线出击。12月30日，日军退回原防，战役结束。此次会战历时五十余天，日军被歼两万余人。但中国军队训练无素，指挥失灵，有
的指挥官还不听调派，临阵逃跑，死伤更为惨重。第十军190师师长朱岳，会战时他正准备结婚，不服军令，逃离战场，回家结婚。后被军法处决。190师师长由原第十军参谋容有
略担任。
常德会战对我地震动很大。在衡山县境内驻扎的第74军和第10军都是常德会战的主力部队，这两个部队的新兵有不少衡山人。在战争中有不少老人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
到这时候，衡山的普通老百姓才突然发现：日本鬼子将要打到我们家乡了。原先，当日本飞机飞来轰炸南岳和衡山时，我地还有人以事不关已的心态数着天上飞机的架数。后来，
当有美国飞机、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在空中空战时，还有人指着那是日本飞机，那是美国飞机。现在，战事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各种人物都别无选择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一
些偏远的山区，土匪趁火打劫。什么游击队、自卫团、别动军、武工队等地方武装也粉墨登场。
三岁就给陈华富做养子的三舅陈祥顺一直在衡阳长大。1943年秋，为逃避日机的轰炸，衡阳开始疏散人口，十九岁的三舅同陈华富全家避难到外公家。不久，三舅在家乡新屋里和
我三舅妈尹剪春结了婚。在结婚那天，二舅请了十几个与他同事的师、团级将士来家吃酒，二舅很要好的第十军参谋容有略做了三舅婚礼的主婚人。不久他被任命为190师师长，带
兵参加了常德会战。
我的故乡
十一
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根据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以八个师团另加一个旅团，共36万余兵力，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发起长衡战役。日本方面称
这是自“七七事变”后，进攻一个地区所投用的最大兵力，只有1904年日俄战争才动用过这样的兵力。故选定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日——5月27日，作
为这次战役的发动日。
1944年5月27日，日军在西起洞庭湖、东至湖北通城一线，分三路向驻守湖南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九战区在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下，集中四个集团军30多个师的兵
力布防于汩罗江、长沙、衡阳一线，分别堵截日军。左翼日军于6月14日占领浏阳；右翼日军于6月11日占益阳；16日攻陷宁乡；中路日军于6月18日攻陷长沙。随后日军又连陷湘潭
、萍乡、珠洲，直逼衡山。
6月23日下午，国民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电饬驻衡山以北地区正在与日军接战的第三师赶赴衡阳，参加衡阳保卫战。师长周庆祥接到命令后，即令第八团留于衡山、南岳一线，迟
滞日军，掩护师主力南下。24日凌晨，第三师主力离开衡山县境，开赴衡阳。我县群众纷纷逃难。
这时，大伯在大堡得知三师撤离衡山的消息，马上过河回家与我父亲和毅伯伯商量逃难的事。我大伯自小胆小，这时当着一家大小众多人丁，早已束手无策。毅伯伯认为，只要日
本人来了，你逃到哪里也会遇到日本兵，我们又无钱可以逃往大西南，还不如在家呆着，一发现日本兵就往后山林子里一藏就行了。但祖母和大伯都认为那太冒险，我们家就在湘
江边，东有粤汉铁路，西有长衡公路，是日本兵必争之地，还是得逃。为了减少目标和容易找到落脚点，大家决定分小家各自找亲戚朋友家落脚逃难。
这时，工作在衡山县电信局的二伯未回，二伯母已有一男两女三个小孩，最大的也才七岁，他这一家怎么逃呢？父亲想了一会后，作了如下的决定：要一直要跟我们走的小姑留在
祖母身边照顾祖母，一同跟大伯全家逃难；要母亲带着我回外公家，跟随外公逃难，他说外公和舅舅们会照顾我们的。他同二伯母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走，待二伯回来后，父亲说
他会过河去找我们的。毅伯伯还是决定不离家逃难，因为我二爷爷垂衿自小就患有眼病，这时已经双目失明，孤身一人也是无法在兵荒马乱中去逃难的。
母亲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好，吃了中饭就带着我和少量行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家。父亲把我们送到河边，看着我们上船离去后，才依依不舍回家去了。
母亲带着我到达外公家时，外公正在与一些人打麻将。他笑我们没经过风浪，日本兵还不知道在哪里就要逃难了。他说二舅正带兵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如有风吹草动，他一定会有
信回来的。母亲希望这是一场虚惊才好。
过了不到两小时，二舅急急忙忙回到家。他看到家里毫无逃难的动静很生气。原来二舅得到撤离衡山，增援衡阳的命令后，组织部队分批撤离了衡山。下午除留守衡山的第八团外
，师团级部分机关人员和最后一批士兵乘火车离开衡山。在火车上，二舅不放心家里的老小，想请假回家看看。师部答应他在大堡火车站下车回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再搭当天傍晚
还有的最后一趟火车赶回师部驻地。这趟车后，工兵将炸毁狮塘铁桥，破坏日军的供给线。
二舅的回家，引起了全家人的恐慌，立即打点东西准备逃难。二舅说衡山县政府已经搬到远离粤汉铁路和湘江、洣河等河道，与衡阳交界的大山中的将军庙，要外公带着大家向那
个方向靠。外公想起了他有个姓陈的远房亲戚住在袁家皂，俩人私交极深，决定全家搬到他那去住。家里的长工有几个有家小的，已回家带人逃难去了。剩下的人手不够，大舅又
请了些挑夫来帮忙，准备将家里店子里的货物和值钱的东西都尽量带走，这对将来全家人在异乡过日子是很重要的。傍晚时，全家人浩浩荡荡动身了。二舅也准备回车站搭最后一
班火车回部队。但外公说现在天快黑了，所去的偏远地方常有土匪出没，要二舅送大家一起到袁家皂去，他这个带枪的军人，这个时候要为落难的家出点力，二舅只好答应了外公
。他想等到明天，虽没有了火车，日本人也不会就来得这么快，他总有办法赶到衡阳去的。
这支三十多人的逃难队伍，没多久就分成了两批。大舅和二舅与十多个挑夫走向前去了，一家老小，渐渐与他们越拉越远。家里的两顶轿子，轮换着抬着家里走不动的老的和小的
。结婚不久的三舅成了这支队伍的总指挥。十六岁的四舅黄湘和表哥黄颀突然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了，照顾老的，帮助小的，跑前跑后，常为弟妹们争轿子坐做排解。我成了一家人
中难得的二三个没下过轿的人。
走了十多里后，远方传来“轰”的一声爆炸，我们知道这是狮塘铁桥被炸了。
路越走越陡，在群山中迤逦穿行。这队不像是逃难的人群的速度越来越慢；怨言牢骚越来越多了，孩子们再没有了嘻笑喧闹，有的已在轿子里睡熟了。
大舅他们原先那队人马到达目的地后，主人知道外公和一家大小还在后面爬山，就联系了几顶轿子，打发一些人下山来接大家了。等大家到家吃了饭已经是深夜。热情的主人已经
为大家收拾了几间房间，我们自己带了有床上用品，很快就各自在指定的房间入睡了。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在睡梦里都在笑。原来打仗还有这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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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藩事迹回忆   


      
  刘建藩事迹回忆　
　　
  作者：黄一欧　
　　
　　
  　　刘建藩是辛亥革命后湖南军人中的杰出人物，是在第二次南北战争中最先牺牲的南军将领。其人豁达有大度，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在他殉难后，钮永建称他“不愧为民国之军神”。

　　现在就我所亲历或了解的事实，略纪刘的生平，以备参考。

　　家世及学历

　　刘建藩，字崐涛。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北乡清安铺何寺冲。他的远祖由茶陵迁居醴陵，五传至其曾祖铿亮。祖父邦藻，善骑射，是个武秀才。父亲辅临，在家务农，兼捕鱼为业。崐涛出生时，家里只有茅屋数间和少量田土，他父亲辛勤耕种，也不能维持一家温饱，全靠捕鱼和打零工来弥补。崐涛兄弟三人，他最幼，此外还有一姊二妹。

　　刘建藩幼时在清安铺入族学发蒙读书，后来进了湖南师范馆附属小学堂。他在青年时代由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后，升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当时，保定是北方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之一。刘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方声涛主盟)。一九〇九年毕业时，正值王孝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同盟会员)受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委托，到北方来邀集训练新军的人才，刘与耿毅、吕公望等多人都在被邀之列。同时被广西当局由北京邀去的还有留日士官学生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到达广西后，刘建藩被分发新军中工作，任学兵营骑兵队长。后因张鸣岐发觉他们都是革命党人，掀起了一场风波，大多数同志陆续走开了，留下他与赵恒惕、耿毅、冷遹等少数几个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局面。

　　参加辛亥革命

　　一九一〇年八月，广西同盟会支部成立，大家推举耿毅任支部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并负责新军的联系工作，秘密进行排满革命活动。次年春天，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方声涛得到他弟弟声洞战死的消息，悲愤之余，要把学兵营(这时方任学兵营长)队伍集合起来，占领桂林，光复广西。经刘极力劝阻，才制止了他这种因愠而致战的冒险举动。方声涛走后不久，学兵营扩充为新军混成协，刘任骑兵营管带。武昌首义后，广西于十一月三日宣布独立。当时广西同盟会同志，认为汉阳战局危急，援鄂刻不容缓，决定以混成协组成援鄂军。刘建藩与赵恒惕(时任混成协协统)、耿毅、冷遹等率领这支桂军于光复后第三天由桂林出发，经长沙前往武汉。桂军到武汉后，黎元洪下令编为北伐第三军，以赵恒惕任军长，刘建藩统率骑兵部队。援鄂桂军号称一军，实际仅有一旅之众。但由蔡甸威胁清军后路，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行军前夕，刘同耿毅摸黑到汉阳附近侦察敌情，几次堕入稻田水沟中，全身浸得透湿。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和议告成，桂军奉令由武汉开南京。船到下关后，刘建藩率骑兵先行登岸，按马、步、炮、工、辎行列入仪凤门，经三牌楼、鼓楼、游府西街到夫子庙，再转花牌楼总统府到陆军部受检阅。桂军兵强马壮，装备齐全，枪支全是德造毛瑟，大多数军官是同盟会员。由于当时南京军队有不稳消息，先君特意叫他们在入城后游行一周，借以鼓励士气，镇定人心。赵、刘等人率部开抵南京后，与另部桂军陈裕时部合编为陆军第八师，以曾任广西干部学堂监督的陈之骥任师长，陈裕时、赵恒惕分任第十五、十六旅旅长，刘建藩任骑兵团长。这个师是在南北和议成功、临时政府北迁之前，先君为保全革命实力编成的，从师长以至营连长，大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全师有两套枪械，一套交给士兵使用，一套储存仓库，以备战时扩军之需。第八师编成后，先君曾派刘建藩回湖南招募新兵三千人。

　　我是在第八师酝酿成立时和刘建藩相识的。当时他多次到南京铁汤池来访先君，我们因此获得交谈的机会，并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

　　南京讨袁前后

　　一九一三年七月，先君到南京宣布讨袁，就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袁世凯下令张勋所部及冯国璋部联合进攻徐州，威逼南京。原驻徐州的第九师冷遹部仓卒应战，甚为不利。先君派刘建藩率骑兵团及步兵第二十九团、三十团一营、机枪两连，炮兵一营组成一个加强混成团，急忙渡江增援，向江北进攻。刘部在蚌埠，徐州间铁路沿线奋勇迎战，卒将南下的北洋军击溃，迫使退至兖州。直至湖口失守，浙皖动摇，大势已去，乃奉命旋师南京。

　　南京讨袁失败后，刘建藩一度表示消极，打算回湖南另找出路，但是不久仍同先君东渡日本去了。他到东京不久，就进了早稻田大学。并参加了程潜、李根源、章士钊等发起的欧事研究会。

　　出任湖南营产处长

　　一九一六年五月，汤芗铭腼颜宣布湖南“独立”，恢复都督名义，并通过他的哥哥汤化龙拉拢谭延闿出面调停。谭以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旧部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等回湘，“赞襄大计”。刘建藩也是被推荐回湘者之一。他并非谭延闿的旧部，与汤芗铭又毫无关系，为什么也被推荐回来呢?原来，在湖南没有宣布“独立”之前，汤化龙见袁世凯大势已去，曾派陈裕时、黄恺元(号葆苍，历任第八师团长、旅长)两人来长沙与汤芗铭接洽，他们返沪复命后，又陪曾继梧等同来长沙；刘建藩和他们是南京第八师的老同事，就是由他们间接推荐回湘的。

　　汤芗铭出走后，曾、赵、陈等分任军事要职，刘建藩屈居闲曹。谭延闿二次督湘，委派他为湖南营产清理处长。营产处的前身即民国元年的清丈局，此时营产事务本已划归督军署军需课兼管，谭延闿为了位置刘建藩，又划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机关。该处除管理省会附近的营产外，各县的营产以及岳阳君山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营产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长沙尚德街游击衙门旧址，内分总务、清丈两股。刘建藩是个才气纵横的人，他那时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外交际应酬方面，极力活动带兵的机会，对于营产处的工作实际上不多过问。

　　一九一六年秋，先君在上海病故。刘建藩闻讯后，立即由长沙赶赴上海，协助料理治丧事务。当时，治丧委员会推定他与何成浚、胡汉民分任会计、庶务、文书主任。他任劳任怨，尽力最多。在开吊期间，诸如与沪海道尹公署、淞沪护军使署等单位接洽事务，招待前来吊唁的形形色色的中外人士，张罗治丧用费和筹划启运灵柩回湘，等等，刘无不煞费苦心，把事情办得非常熨贴。同年冬，护运先君灵柩回湘后，又同我往易家湾昭山和长沙岳麓山等处勘察墓地，主持安葬事宜。古人说，君子观人于微。从这段较长时间的实际接触中，我真佩服他的思理缜密，倍于常人。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入北京，盛传将实行复辟，广东、广西通电暂行自主。八面玲珑的谭延闿，特派刘建藩暗赴长江下流各省，为之观望风色，疏通意见。这时，他与谭延闿的关系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谭是相当倚重他的。

　　署理零陵镇守使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引咎辞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大权独揽，炙手可热。过去一向依附黎元洪的谭延闿，因此深感危惧，故意以退为进，向段政府呈请辞职。

　　当时，长沙方面谣传吴光新、卢永祥均有督湘消息，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八月初发表的湖南督军，是大家不大熟悉的傅良佐。谭延闿已经从熊希龄等人的消息暗通中知道傅、段之间的关系，和段祺瑞对湘督问题所持的态度，想到自己与段毫无渊源，省长又是个小媳妇，必然难以相处。因此，他决计暂时退出湖南官场，等待形势变化，再作卷土重来之计。八月中旬，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奉召晋省，谭延闿接谈几次后，派他作代表，前往北京活动。望是北方人，没有识破谭延闿的计谋，又刚由督军署领到积欠的军饷三十多万元，宦囊丰满，也乐于趁此机会带着眷属往北京走一趟，好为个人找出路。

　　谭延闿花了重价把望云亭哄骗北上后，马上发表一向坚主反段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当时，零陵镇守使署所辖各守备队的中下级军官，多属广西学兵营出身，与刘建藩有师生关系；湘桂两省，唇齿相依，刘建藩早年从广西发迹，缓急可以相济；因此，谭派刘去，正是为事择人。他把这件事办妥了，又命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湘南地区蓄积一部分力量，作为反击北洋军阀的准备。

　　谭延闿这次把刘建藩安置在零陵，的确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因为他与桂系陆荣廷有联系，而零陵地当湘桂要冲，守在这里的望云亭，是北洋军阀留在湖南的一根内线，如不去掉，就无法联络桂系，反抗北洋势力。他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在财政罗掘俱穷之际，不惜破费重金，送走望云亭，而代之以坚决反段、足智多谋的刘建藩。

　　刘建藩去零陵的新命是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在这之前，他已知道谭延闿要他去零陵，但又耽心去后和谢国光的关系难以搞好，心存犹豫。因为谢是永属区司令，与镇守使同驻一城，关系不好则易生摩擦。他以此和我相商，寻求对策。结果由我出面电邀谢来长沙一行，进行斡旋。谢到长沙后，由我介绍他和刘建藩见面几次，从剖析时局到未来的合作共事问题，彼此谈得很融洽。谢对望云亭早有嫌隙，因此对于刘去取代特别表示欢迎。他在长沙呆了几天就赶回零陵先行布置去了。

　　刘建藩在新命发表的第二天，轻装简从前往接事。他到任后，马上集中他所能收编的杂牌队伍，将守备队由十二个营扩编为二十个营；同时报请谭延闿批准，由前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率领旧部两营赴湘南驻防。厉兵秣马，图谋大举。

　　从拒陈入境到宣布独立

　　刘建藩刚走十来天，傅良佐就到达长沙履新。他知道刘建藩守零陵是谭延闿特意布下的一着棋子，对他非常不利，于是在九月十三日下令将刘调省，派段祺瑞的亲信陈璩章前往接替。陈璩章到零陵后，不但没有接到事，且为刘部拒绝入境，连老同学的面也没见到，又狼狈不堪地跑回长沙。

　　从后来刘建藩和我的谈话中，我了解刭他之所以敢于这样作，并不是偶然的：第一，他有把握控制住中下级军官，应付非常事变；其次，与林修梅是亡命东京时的老同志，彼此相知甚深，有事可以协力策进；再次，与上海的谭延闿早有密约，和在广州的程潜也有联系，这都是可靠的背景；加之看到当时两广及云南早已宣告独立自主，海军舰队相率南下，许多老同志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站到护法旗帜下，西南半壁，风云突变，因此，他决计选择时机，投入护法阵营。及至陈璩章来抢夺他的兵权，已经是形势逼人，刻不容缓了。九月十八日，刘建藩发出通电，宣布独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在零陵独立的同时，林修梅也在衡阳通电独立。他们随即宣布湘南二十四县为戒严区域。一星期后，程潜由广州到衡阳，被推为护法湘军总司令。在衡山原籍奔丧后、托病逗留南岳的赵恒惕，这时也出来主持军事，不再持观望态度了。

　　刘建藩零陵独立，湖南军人中反对最激烈的是陈复初。他一面率领团长以上军官通电反对，一面通告湘西军民长官不要轻信“谣言”。也就在零陵独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傅良佐为了进一步牢笼他，将他的第二师改为国军(即北洋军)第十七师。

　　萱渊河大捷　傅良佐出走

　　刘、林宣布独立，揭开了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序幕。傅良佐胆怯心虚，急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佑文率部开赴衡山，向刘、林防区进攻。李佑文部自九月二十日起陆续从长沙向衡山开拔。第一团行抵衡山石湾时，全团宣布起义，团长梅卓敏及第一、二营营长都逃跑了，仅剩中校团附贺耀组及第三营营长张振武未走。部队开到衡山县后，几个连长共同商量，推举贺耀组任团长，全体参加护法军，会同刘、林部队向萱洲河进发。十月上旬起，南北两军于萱洲河展开激战。当时南军包括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防线东从醴陵、攸县、萱洲河至宝庆，绵延数百里。

　　我在刘建藩赴零陵任职后，由长沙搭轮船经武汉东下，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转赴北京。这次离湘北上，对外表示是因先君归葬湖南后，向当道致谢，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出自刘建藩的怂恿。他确信在时局动荡中到外面跑一趟定有收获，现在自己不能抽身，希望我能出去走动一下，寻求新的成果。我在九月下旬到北京后，就得到零陵独立的消息。当时并不感到意外，而认为是意料中的事情。因为傅良佐既把谭延闿逼走了，拥谭反段的刘建藩又如何能跟他合拢来呢。

　　刘建藩的独立通电，义正同严，矛头直指段祺瑞。当时在北京有个老翰林周渤，长沙人，是段祺瑞的幕客，并有相当交谊。我曾几次去看望他，谈起刘建藩零陵独立，实因傅良佐逼之过紧，不得已而出此。请他以桑梓安谧为重，向段委婉进言，解释“误会”。其时，段祺瑞包办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周渤新当选为参议员，他表示很关心故乡的事情，一定尽力疏解，使战事不致扩大。此外，我又找到王芝祥(时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他也表示愿为湘南停战问题，向政府有关人士进行调解。随后得到消息，傅良佐已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湘军正副总司令，兼程南进，萱洲河沿线战况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我很为刘建藩等耽心，于是与周渤、郑沅、陈嘉言(均系久居北京的老翰林)、王文豹(时在北洋政府某部供职)等联名发起，邀集旅京湖南人士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在周渤等人的用心，是深怕溜南全省糜烂，弄得不可收拾；我则是为刘建藩等耽心，想到他们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北军的全力进攻，希望找出缓和时局的办法。讨论结果，决定一面上书段政府，请暂缓进兵，一面致电刘、林，请勿进行备战。同时，致电长沙著名士绅吴雁舟、汪颂年、左霖苍、张孝准、左学谦、彭兆璜等，请急筹调停办法，免使战火蔓延。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呼吁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十月十一日，北军第八师第十五旅王汝勤部进占衡山，湘军退守贺家山一带，刘建藩所属的江道区司令黄岱，不幸阵亡殉职。此后不久，谭浩明率领桂军一部进入省境，粤军马济部开入湘南，共推谭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部署分路反攻，始大败北军，战局急转直下。十一月中旬，王汝贤、范国璋发出停战通电，傅良佐吓得张皇失措，立即偕同新任省长周肇祥护印出走。

　　我是在傅良佐出走前不久回长沙的。傅、周出走，省垣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我与左霖苍、张孝准、彭兆璜等，电请护法军将领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早日进省维持局面。几天以后，他们率领湘军进入长沙，省垣秩序始渐恢复。这时的刘建藩，心壮志得，与赵、程的关系都不大好，矛盾虽未公开暴露，但是已在潜伏滋长了。他在和我的谈话中，表示过希望谭延闿回湘，对谭有知遇之感。另方面又表示想离开湖南，另找出路。由此可见，他自己的心情也是矛盾的。

　　湘北抗击北军

　　傅良佐出走后，段祺瑞不久也垮台了。入湘北军撤至岳阳及湘鄂边境，长沙以北地区的南军，一律改称护法军。刘建藩这时仍任零陵镇守使，主要担任右翼防线，驻防平江。镇守使署驻平江县城，所辖部队计有：永属区司令谢国光部，驻平江县城；江道区司令刘梦龙部，驻岳(阳)平(江)边界；郴桂区司令罗先闿部，驻南江桥、九岭一带；游击司令李仲麟部，驻湘阴正面。三个区司令中，谢国光、罗先闿都是带兵多年，相当专横跋扈的人，而在三十刚出头的刘建藩面前，却能心悦诚服地俯首听命，这是我亲目所见的。

　　刘建藩率部进驻平江后，聘我为镇守使署高等顾问，几次找我商量，要我跟他到平江去帮忙。他还表示一有机会就替我活动带兵。我以友情难却，同他到了平江。记得当时使署驻扎在平江县城的某姓祠堂里，我和他住在前后房，遇事商量，无话不谈。刘建藩独当一面，抗击北军，其临事果决的程度，实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谭(延闿)、程(潜)两派势力间也展开了紧张的竞争。陈嘉祐是在先年同他一道由上海回湖南的、谭延闿二次督湘后，陈部编为湘军独立第三旅，这时驻扎平江、湘阴边界的蒋市街，与北军对峙。陈嘉祐倾向谭延闿，程派亟谋趁机解决陈部以消灭异己势力。刘建藩从中斡旋、为此踌躇很久。最初，他示意陈嘉祐，腾出一个团长位罩给我，因为我和两方面都有渊源，可以起些缓冲作用。陈嘉祐本来也同意我去，因有其叔陈爱三从中作梗，未能实现。结果，陈部遭到李仲麟部的袭击，被打得稀散了(后由胡兆鹏前往收拾，编为一个团，以胡任团长)。陈嘉祐在仓皇中只身跑到平江，他一见到我就说：“我要去找崐涛算账!”我在当晚安排他们两人在一处民家见了面。刘建藩对他温语慰勉，并送了路费给他。陈嘉祐对刘这种不以公谊而废私交的态度颇为感动，也不再说什么了，在第二天匆匆就道，转赴湘南。

　　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旬，湖南境内南北两军相持于新墙河两岸，战事陷于胶着状态。谭浩明以联军统帅的身份，下令湖南护法军进攻岳阳。湘军奋勇出击后，经过更番肉搏，于一月二十七日占领岳阳县城。当岳阳战事激烈时，北洋政府下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兼第一路总司令，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及至护法军攻克岳阳，又改为攻岳前敌总司令)；二月初，曹锟、张敬尧部开始与护法军交锋。其时，刘建藩的部队担任自新墙至平江南江桥九岭方面的防线，抵挡张敬尧部的进犯。他身先士卒，拚力抵抗，终能以寡敌众，遏止了北军向平江方面的进攻。并且越过九岭以北，在前沿阵地可以望见通城县城。三月初，战斗激烈进行，谭浩明仍安然坐镇长沙，让桂军精锐部队留驻后方，利用湘军替他挡头阵，他自己也一直不敢上前线督师。刘建藩认为平江方面可告无虞，而岳阳正面则兵力单薄，岌岌可危，他要我到长沙催谭浩明迅向岳阳前线增兵，扭转战局。我由平江赶到长沙，在设于督军署内的联军总部会见谭浩明。他那时对前方战局的演变毫无警惕，在总部办了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用前清官场应酬的一套老规矩请客就座，敬酒添菜，真使我感到有点意外。谭在席间的谈话也是不着边际的，当我转述了刘建藩的意见后，他仍对战局前途采取一种盲目的乐观态度。

　　三月十八日，岳阳复为北军攻陷，前线部队纷纷向长沙败退。与此同时，刘建藩所部也被迫由平江后撤。担任进扑平江的北军是张敬尧统率的皖系第七师，由通城越九岭经南江桥到平江县城，一路上烧杀掳掠，搞得鸡犬不宁。进城以后，张敬尧兽性发作，又采取“三天不封刀”的办法，纵容部属展开野蛮的抢劫和屠杀。北军占领岳阳、平江一周后，谭浩明从长沙撤走，准备退回广西。三月二十七日，北洋政府发表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张部于三月底进入长沙。此时，北军又分三路向前推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张怀芝部进攻醴陵、攸县。湘军被迫急速后撤，处于不利状态。刘建藩部集结于攸县一带，番号虽多，实际仅有三千多人枪。他因指挥作战操劳过度，有一段时间咯血很厉害，身体非常消瘦。

　　株洲殒命

　　四月下旬，北军张怀芝部占领醴陵、攸县后，继续西进，在攸县附近遭到刘建藩部的猛烈反攻，一触即溃，分路逃窜。南军乘胜追击，占领黄土岭，一鼓而下醴陵、株洲，前锋直薄易家湾。五月五日早晨，刘建藩赶到了株洲南站，忽见北站对面山头伏兵涌出，旌旗蔽山谷。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在齐家桥下游的港口便桥，准备向株洲老街退却后再迂回侧击。不意桥窄人多，失足落水，惨遭溺毙。

　　湘军反攻大捷，忽失良将，一时军心混乱，顿形动摇。但是北军当时并不知道刘建藩已经牺牲，五月中旬，还谣传他到了郴县，直到五月底才确知他已光荣殉难了。

　　刘建藩死后，滇军总司令李根源发出通电告哀；钮永建通电各方表彰功绩；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发起公祭；程潜追念死友，作有挽诗：“……选锋扼攸醴，始焉报捷书。追逐下株洲，穷寇终负嵎。逆众势再振，孤军陷泥涂。堂堂宫彭才，殒命在须臾。……”

　　刘建藩的遗体，当时收葬醴陵乡间。一九一九年夏，谭延闿眷怀逝者，在零陵芝城第一山建护国祠，肖象祀之，并撰《零陵护国祠之碑》，表彰刘建藩的护法功绩。一九二〇年驱张以后，谭三次督湘，于十月十七日迁葬刘建藩遗体于长沙岳麓山，题墓门曰：“护国元勋”。广东军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刘建藩的妻子易氏，醴陵人，一九一三年在乡间病故。女儿刘英，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

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
日期：198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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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jiaping

看得很累。

liao7478

好文.看完太累了

林明

:L:L:L:L:L

星星

没找到祁阳两字

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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