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o_e166:} 文革以前,全国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但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最看重的则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南局第一书记{:soso_e166:}陶铸{:soso_e166:}。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陶铸任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
当时,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们取代被打倒的彭真、陆定一,委以要职?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他们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想把他们当作同盟。
据李雪峰的秘书张学忱回忆,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提出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但华北李雪峰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以后,对李雪峰等人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8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华北局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但是,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按县派工作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但一些当事人回忆起来,仍然痛感这场运动对基层干部伤害太大。党史专家李新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里讲述了他到甘肃张掖“四清”的感受:“按照桃园经验的看法,也就是按照刘少奇的看法,把农村看成一团漆黑。”“工作组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干部。”“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干部。”他还谈到,1964年夏天,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高级干部开会,要求大家下去四清,学习桃园经验。“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做法,在党内已有不少异议。
应当说,李雪峰的担心有道理。当然,李雪峰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根本上质疑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李雪峰与刘少奇之间虽然只是工作中的分歧,却被毛泽东看在眼里。
陶铸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没有分歧,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陶铸反对。军队和地方一些人鼓动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吴法宪回忆录》中说,“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李雪峰、陶铸在不同时段、不同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于是在文革初期都成了毛泽东重用的对象,由封疆大吏变成中央要员。然而,他们毕竟是保持常态思维的领导干部。随着文革的深入,整人越来越多,治国理政的方式越来越离谱,先是陶铸跟不上了,1967年1月,他被打倒,成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并称的“刘邓陶”之一。李雪峰在北京、天津、河北又干了三年,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也成了阶下囚。而刘少奇,则于1969年在开封病逝,晚境悲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才陆续被平反。
-----源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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