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里祁阳记忆（三十二）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血案

祁阳徽章记忆

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血案

　　　　　　　　最近从网上拍到一枚“军政部第六十七伤痛官兵收容所”的证章，看到这一枚徽章，我不由得想起了民国时期祁阳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发生的一桩血案。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肆无忌惮地攻占我华北地区。“西安事变”后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军民奋起反KANG倭寇军侵略，保卫国土，驱逐倭寇，一场波澜壮阔的KANG倭寇战争全面爆发。据史料记载，当时国民政府以自愿从戎，征兵招募，派兵抓丁等多种方式，不到两年，便征集兵员1100余万人。这些人除少量留守后方外，绝大多数都穿上军装，手握枪械，分配到国军各兵种，奔赴KANG倭寇前线与日寇正面作战，以落后装备，劣势技能和传统战术，与武器精良，战术先进和气焰嚣张的日军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拼杀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日军所向无敌，长驱直入。国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为救治KANG倭寇伤残官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简称军政部)于1938年设立了“军政部中央管理处”，负责管理对日作战负伤的残废军人。

　　　1940年，“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更名为“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残废军人”改称“荣誉军人”。截至1943年1月，总管理处下设的荣誉军人教养院有8处，临时教养院20处，临时教养所2个，校官教养所1个，盲残院1处。分驻于湖南、四川、陕西、福建、江西、广西、甘肃、贵州、江苏、安徽等10个省，共收养伤残军官49510名，伤残士兵38818名，住疗养院者8113名，总计51882名。从1939年至1945年，各类教养机构收容国军伤残士兵总计约7万人。抗战8年，国军伤亡总数达320多万人，其中阵亡131万余人，负伤176余万人，失踪120余万人。从以上数字可见，收容国军伤残人数与伤亡总数相比，悬殊极大。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量伤兵转往后方的湖南治疗。当年10月，国民政府伤兵管理处在祁阳马鞍岭建立了第六伤兵休养院，以安置经过初步治疗并基本痊愈的伤兵继续休养，一般休养满6个月出院。休养院院部设在马鞍岭的柏家大院，有在职官兵400余人，下设6个中队，分布周边各处，每个中队有休养伤兵150余人。

　　　　　　　　　　　　　　　　　　　　

　　　　　　　　　　　　　　　　　　　　　

国民党伤兵

　　　　　　　　休养院建院初期，军民关系比较融洽。当地居民尽力向休养院官兵提供服务。来院休养的官兵也能遵守军纪。但时间一长，伤兵的纪律越来越差。从偷鸡摸狗、强行购物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民女，甚至将当地居民殴打致死。受害群众纷纷向休养院投诉，院方却置之不理。伤兵愈发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强买压卖，肆意虏掠

　　　　　抗战以后，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士兵每月薪饷只有七至十二元，入不敷出，确是实际情况，国民党政府迟迟不给调整。开始少数伤兵借口手头不活，到各商店赊货，，保证发饷之后归还。商店出于对伤兵的尊敬，欣然同意。可是发饷之后，有些人竟赖帐不还，根本不理不睬。如果哪个强硬索讨，不但帐收不到，反而招来一顿打骂。于是各个商店只好“求现不赊”。一些伤兵进店，推说没钱，，拿起东西就走。谁不同意，或起来反抗，不是招致一阵辱骂，便是遭到拳打脚踢。甚至连店都被捣毁。如商民柏治寅，一九三八年向某士兵讨赊帐时，引起争吵，在旁边伤兵看到到一涌而上，将其货摊捣毁，几十块银洋的本钱全部失掉。

　　　　黄家塘尹治华，有天杀猪，到柏家大院出售，有几个伤兵称了肉后，说等几天送钱来，尹坚持“求现不赊”。几个伤兵借口肉的斤两不对，不由分说，把尹找得头破血流。白白把肉拿走了事。

　　　　其他商店也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无法维持下去。为时不久马鞍岭商店都先后关闭。因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就更加困难了。伤兵由此转向民间强索，任意闯入民家，见蔬菜就拔，见果子就摘，见鸡鸭就捉。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马鞍岭一带有很多鱼塘，养鱼历来是当地农民一大副业收入。打从第六休养院成立之日起，所有的鱼塘都遭殃。一些伤兵常成群结队去*钓*鱼*，要是谁敢阻止，大祸就要临头了。曾家岐曾庆宣眼睁睁看着一塘鱼被钓光了。有一次他去阻止，由口角到扭打，看到　伤兵人多势大，为了不吃亏，溜回家去躲避，那伙伤兵觉得没占到便宜，紧跟着追到曾家，不见本人，就放火把他家的住房给烧了。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段时间，马鞍岭有农民不敢养鱼了，鱼塘任其荒废。

　　　　　（二）奸淫妇女，惨无人道。

　　　　　伤兵们百无聊赖，便成群结队，散到民家去找刺激，寻开心。而马鞍岭是我县木材集散地，居民多以放排为业，青壮年常常外出一年半载不回来，妻子儿女多留在家中。伤兵了解这一点，往往进入单家独户，见到青壮年妇女，先是百般调戏，进而威逼利诱，将其奸污，受害妇女不知其数。

伤兵唐少武，到杨家岐邓寡妇家，以认新娘为由，与其通奸，又奸污了她的媳妇。以后唐转院没有回部队，改名邓主义留在邓家，与邓寡妇儿子共一个老婆。类似此情况，不乏其人。

　　　　毛家埠李朝生是架船的，从外地回来，听说老婆被三个伤兵强行轮奸多次，非常气愤。向老婆查问有无此事。妻子低头不作声，他大声斥责老婆“不要脸”。那三个伤兵知道后，跑来质问，指责他乱说，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李朝生气不过，将老婆嫁了。这一家也就这样绝了。

还有更甚于此者：

　　　　黄家塘曾告猛子之妻，被伤兵强占，敢怒不敢言，伤兵一来，就含恨避开，后该伤兵转院回部队，竟将他妻子悄悄带走。曾得到消息，跟踪追赶到木埠头，被打死，抛尸河边，惨不忍睹。

　　　　同村柏发魁的老婆被伤兵胁迫奸污后，觉得没脸见人，偷偷跟着伤兵离开家乡。柏发魁正气不过，他的童养媳（只有十三岁）又被另一伤兵强奸了，血流不止。柏发魁怒不可遏，当即跑到院本部告状。院方充耳不闻。他气愤不过，回家后，就用镰刀自杀了。

柏家村柏某的妻子被伤兵董某强奸后霸占一年，柏某被　打得不敢回家。有天，董某来到柏家，大白天拖着他老婆进房奸污。他见了不禁火冒三丈，拿着一把斧头冲进房去，两斧头将董某砍死在床上。当即从后山逃走了。各队伤兵获悉董某被砍死，一齐拥到柏家，找不到他，便找他的房族，大打“人命”。房族无奈，只好凑钱为董备棺盛殓，还摆了十几桌酒席，强迫柏某老婆披麻带孝，捧灵牌送上山，才算了结。

　　　　几年内，六休养院的伤兵，在马鞍岭周围，使用各种手段，诱奸强奸妇女不知其数。青壮年妇女除院本部和各个中队所在村，以及闻风远走到亲戚家躲避的之外，很难幸免。被奸污后而被伤兵诱惑、欺骗、强制带走的有七八十人之多。

　　　1938年8月，国军团长柏岳离职回到老家马鞍岭。目睹伤兵所作所为，极为愤慨。为缓解军民矛盾，柏岳曾宴请院方头目，请求整顿军纪。院方口头答应约束士兵，可实际上仍不闻不问。柏岳和地方官员只好继续向湖南省伤兵管理处、湖南省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部、西南行辕、军政部等单位告状。西南行辕主任李济深曾亲自接见祁阳代表，决定撤销第六休养院，但中央军事委员会将此案移交第九战区办理，最后不了了之。代表们上告无门，决定组织群众进行自卫。

　　　　　　马鞍岭位于湘江边，对岸是祁阳白水镇。1939年11月，3名伤兵窜至对岸的白水镇，买东西不给钱反而殴打卖主。愤怒的群众于是群起而攻之，当场打死了3名伤兵。休养院的伤兵闻讯后，组织四五百伤兵来到江边，扬言要过江踏平白水镇。但白水镇的群众早已加强防备。加之当时过江全靠渡船，如果伤兵分批坐渡船过去，纯属送死。伤兵最后没敢过江。

　　　想必是受了白水镇群众的启发，1939年底，柏岳召集马鞍岭乡的群众开会，动员大家出钱出力，购买枪支，组建自卫队。这些群众中，既有当地的居民，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志愿者。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收集武器、制定作战计划、招募人员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接受了军事训练，以便能够在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自卫队成立后，伤兵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军民矛盾仍很尖锐。

　　　　　　　　　　　　　　

　　1940年，休养院内部发生了北方籍伤兵与南方籍伤兵之间的派系斗争。因北籍伤兵人多势众，南籍伤兵总是受欺压。1939年9月，南籍伤兵彭金取代北籍伤兵魏石生担任二中队长，令魏石生大为不满，便唆使北籍伤兵将彭金驱逐出队部。彭金与南籍伤兵于是向柏岳求援，希望与马鞍岭乡自卫队联合起来，武装攻打伤兵一、二中队，消灭北籍伤兵。柏岳决定响应。

　　1940年9月下旬的一天，马鞍岭乡自卫队以及临时召集的青壮年约四五百人，在柏岳和南籍伤兵头目的指挥下，向伤兵一、二中队驻地发起猛烈进攻。南籍伤兵事先得到了消息，都躲在屋内没出来。北籍伤兵由于没有武器，无法形成有效抵抗，死亡近百人。战斗结束后，死者的尸体被拖到江边，用渔船运到毛家埠牛皮岩，绑上石头沉入了深潭中。

　　事后，柏岳与相关人员统一口径，称这次事件完全是院内南北两派之间的互相残杀。当地人只是给南派助威而已。后来，上面派人来调查，毫无头绪，只好将南派头目王照等四人逮捕，就此结案。第六伤兵休养院也于1942年秋迁往湘西芷江。这篇史料记载的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写入了官方编纂的《祁阳县志》，又不得不信。为了核实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我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却没有找到任何佐证。第六伤兵休养院近百名伤兵死不见尸，堪称抗战时期最骇人听闻的伤兵非正常死亡事件，可当时的史料中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有点不可思议。

　　这篇史料也让柏岳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神秘。实际上，对于柏岳的经历，我能找到的都是一些碎片资料。比如他的任职情况，就有几种说法。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名录记载：柏岳 湖南祁阳 黄埔三期步兵队，1901年生，别号：熙笙，湖南省第六区保安司令，入校通信地址：祁阳白水马鞍岭。《祁阳县志》的“祁阳县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表”中，说他是庐山军校的少将教官。《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血案始末》一文中，又说他曾任国军交辎团团长。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不同时期的职务。

　　柏岳曾于1949年逃难至香港，后来死在那里。至于柏岳为何逃难至香港，没人知道。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真正了解柏岳经历的人恐怕已经不多。

　　马鞍山KANG倭寇伤兵惨案也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这场惨案的发生，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给中国KANG倭寇战争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