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校注》前言

星星

康熙十九年

祁阳县志校注

主编：张平

副主编：周红生  王晓毛

编辑：周娟  李斌  郁瑞清

校注：杨金砖  陈仲庚 尤 慎

策划审订：曾昭薰

《清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

主修：刘道著

同修：刘作霖  房尔继

编纂：申  翀

校修：王  颐

补辑：王  霭

湖南人民出版社

序

清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点校注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付印成书，得以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件大好事，值得祝贺！

国有史，县有志，自古皆然，相沿成例。祁阳是一个千年古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山川锦绣，人杰地灵，修志古风绵延不绝。三国建县至元末的1100多年间，虽未曾有修纂邑志的记载，但祁阳先贤对史志的重视，却代不乏人。如唐代覃季子撰《覃子史纂》，宋代陶岳撰《五代史补》，路振、路伦父子撰《九国志》、《十国志》等，开源发轫；而唐代开辟的浯溪摩崖几百方石刻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志书”，千古不磨。

据文献记载，自明朝正统年间邑人宁良纂修《祁阳县志》始，至今共编纂了11部县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县志系列，积累了修志经验，丰富了志书文化；各部志书尽叙历史沿革之要略，追记先贤英杰之功绩，反映经济文化之兴衰，留存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然而遗憾的是，1949年前的9部县志，由于时代久远、朝代更替、兵连祸结、保管不善等诸多原因，多已散佚湮没。如明代的2部县志早已失传，目前只能从其它文献中读到它的序言；而清代的6部县志中，除同治版《祁阳县志》保存完整外，康熙、乾隆、嘉庆三部留有残卷，其它二部今已散佚。

康熙十九年（1680）《祁阳县志》是一部府县同修的“官志”，也是祁阳保存最早的一部县志，目前只有孤本珍藏于国家图书馆。该志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底本的珍稀孤绝、宝贵奇缺，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而且融古铸今、内涵丰富，还具有极强的知识性和观览借鉴价值。有鉴于此，为了充分发挥该志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祁阳，发现祁阳，感知祁阳，爱我祁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将清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影印回祁，进行点校注释，以对其进行抢救性整理。今日将点校、注释后的稿本予以出版，使其变孤本为多本，改藏本为普及，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利用它。以史资政，读志兴邦，古为今用，传承文明，这也是历代文人志士的使命所在。一举多得，幸哉乐哉。

“兴郡国以志为鉴”。校注旧志，旨在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激励当代，启迪后世；传承历史，造福桑梓。目前，县委、县政府正带领祁阳百万人民抢抓机遇，创新发展，为建设和谐幸福祁阳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诚望全县人民弘扬先进文化，发扬拼搏精神，为全县发展尽心尽力，献计献策，共创祁阳美好明天！

是为序。

      中共祁阳县委  书记: 魏湘江

  祁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周新辉

2014年12月

前  言

曾昭薰

祁阳居南楚枢要，且山水胜异。自三国开埠立县，无数鸿儒宿学到此，维舟驻足，留连忘返；众多名公巨擘登临，磨崖题咏，结庐卜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岩不枯。自此，三吾古邑，人文蔚起，通经博典之儒灿若群星，著书立说之士代不乏人。其存史修志之风更绵延不绝，留迹典籍的史学著述达数十部数百卷之巨，比较著名的有：

《覃子史纂》，唐代覃季子撰，《柳河东集》存目述要。令人惊异的是，覃乃唐代祁邑一乡野寒士。书成，地方官取其书上报朝延，拟授以太子校书之职，覃却不以仕为事，弃归垅亩，终老田园。柳宗元闻而为之亲撰墓铭，后人才得知祁阳曾有这一名士名作。

《五代史补》，宋代陶岳撰，《宋史·艺文志》存目，《四库全书》存目述要，称其所记一百七事，填补了《五代史》重大缺失。作者陶岳，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曾五为郡守，累官太常博士。知端州期间，人言：“前后刺史不求砚者，唯包孝肃及公二人而已。”有文集行于世。他还撰有《荆湘近事》十卷、《零陵总记》十五卷，《宋史·艺文志》均存目提要。马瑞临《文献通考》采用，引晃氏曰：“皇朝陶岳撰永州地理志也。今永州所部方三县，其所录多连及数郡，自序云，以其零陵旧地，故书之。”

《九国志》、《十国志》五十卷，宋代路振、路伦父子撰。《宋史·艺文志》存目提要；王应麟《玉海》存目述要，其曰：“路振撰《九国志》，其子伦又增高氏季典，为《十国志》，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伦上之，诏付史官。”司马光评曰：“《十国志》在《五代史》中最佳。”作者路振，宋太宗淳化间进士，先后任大理寺评事，邠州通判，滨州知府，后改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后又出使契丹。他还著有《楚青》五卷，记马殷、周行逢割据湖南诸事，《宋史·艺文志》存目提要；撰有《乘轺录》一卷，为其出使契丹纪事，《道斋书目》存目述要。其子路伦后被录为太常奉礼郎。

《明代泳化类编》百三十六卷，《续编》十七卷、《杂记》二卷，明代邓球撰。《明史·艺文志》存目提要，《湖南志·艺文志》别史类详加引述。作者邓球，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户部主政，转正副郎，以凝峭忤时，迁贵州铜仁知府。不数月，解绶归。此后隐居家乡，潜心著述。由他编纂的明嘉隆间《祁阳县志》，即今清康熙间重修的《祁阳县志》的原始依据。

《贵阳守城纪事》，明代申在廷撰，清代永州多部府、县志书存目提要。该书为申任贵阳太守期间，因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八番）围困贵阳城，申以礼易刑，化干戈为玉帛，实现民族和解的亲历记。

此外，到新中国成立前，县域内还曾撰有各类志书十余部。可惜的是，前述著述历经朝代更替，兵燹劫难，损毁殆尽。遗存至今的仅有县志五部，且多残缺不全，亟待抢救修复。我们校注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实际上是在实施一项抢救修复工程。现将校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       校注缘起

如前所述，祁阳古代史学著述颇丰。但到上世纪80年代县里拟重修县志，竟然在县内找不到一部古代县志的底本。经多方打探搜寻，才知道在国内也仅有三部残本的微缩胶片和两部续版的刻本。经勘校比对，我们决定对康熙十九年版《祁阳县志》进行校注修复，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 该版本是祁阳现存县志诸版本中最早的一个版本，它不仅是祁阳后续诸志主体内容的原始依据，而且是永州现存清代诸府志和众多史籍相关内容的初始来源。从县内讲，历史上遗存下来的《祁阳县志》，除康熙版外，其余四部是乾隆三十年（李莳修、旷敏本纂）、嘉庆十七年版（万在衡修、甘庆增纂）、同治八年版（陈玉祥修、刘希关纂）和民国二十年版（李馥编纂）。从内容看，除嘉庆版增补了曾先立后废并入祁阳的“永昌县”诸史事外，其余主要增补一些康熙后的新史料，并对原史料略作考辨证误，少量增删，其主体内容，特别是清以前的内容，仍基本源于康熙版。就永州而言，永州现存清代诸府志的母本，实为康熙九年版，而该版本正是集各县志成果而成，其中祁阳部分，则基本采用康熙八年初成（但到十九年付梓）的《祁阳县志》汇集的史料。不仅如此，因祁阳康熙十九年版县志源于明代邓球辑录的明以前的史料，这些史料，到康熙年间，永州境内再也找不到别的来源，所以《府志》中的“节序”一目，只能移植康熙版《祁阳县志》中“岁时”的全部内容。而此后以康熙版《永州府志》为依据的各种史志书稿的此类相关内容，其初始来源，应该说都离不开康熙版《祁阳县志》。

2. 该版本是当时诸多地方名儒协力而成的一部精心之作，是一个民本性较强而又文笔高雅的珍本。首先，这个版本的原始依据是明嘉隆间一位人品高洁而又名重一时的大儒邓球修纂的《祁阳县志》。据史籍记载，邓无论是作京官，还是任刺史，都曾出现过“当事争购其书，纸为之贵”的现象。不难想见，以他的旧志为底本，这对后来修成的新志，影响是显而易的。其次，收入这个版本的其他诸多文稿执笔者，是一批曾于明末科试中选但到清初又不愿为官的名士，他们中间如刘维赞，申琼枝等，都是“楚中第一流人物”。因其隐居乡野，接近民众，所以在纂作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将民间视角、百姓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从而使得这部官修的县志，赋有较多的民本色彩。再次，这个版本的总纂申翀，是一位家学渊深而又少负才名的通儒。他曾是明末进士，清初退出官场，隐逸乡野。县令聘纂新志，他极为认真，曾“博览众纪”，考辨校雠，“旁求将伯”，广询异闻。修纂中，综述山川则“体存禹贡”，采掇人物必“协于风雅”，一切治教、赋产、风俗、建置，莫不“略其芜秽，标以清英”。从志稿本身看，该版本立意高而文辞雅，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不失为一个珍本。

3. 该版本是一个严重缺损的孤本，必须通过校注进行抢救性修复，才能避免不可弥补的损失。该版本修纂伊始，即遭劫难。最先是它所依据的底本，遭明清鼎革，毁于战火，几经搜求，只得到若干残本，修纂过程中，又遭吴三桂陷永州，停而再修，相隔十有一年，其内容的完整性，体例的统一性都受到损害。付梓至今历三百余年，其间几经战乱，尤遭外国侵略者蓄意毁灭，导致刻本散失无觅。目前能找到的，仅国家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残卷微缩胶片。据此复原的底本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目录与正文不尽相符。一些目录找不到正文，有些正文又没有进入目录。二是内容缺损严重。许多文稿缺页丢段，上下不连贯，前后不对号。三是错码乱序，接续错位，无法正常阅读。四是胶片字迹淹漫，模糊难辨，有些一整页，甚至接连几页都模糊不清，只能靠相关文献比对复原。五是文字脱、讹、衍、倒，导致文意错乱甚至无解。凡此种种，必须翻检古籍，比对文献，尽快进行矫正纠补，实施抢救性修复。否则，再过若干年，想要修复都将非常困难。

二、       版本特色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部县志，有必要对这个版本修纂过程和相关情况作些了解，以便把握这个版本的基本特色。

1. 府县同修，两任接力。

这部县志的修纂，不是某一官员的个人善举，而是当时一项全国性的文化工程。清廷自1644年入关，经过近十年的武力征服，政权基本确立。为了进一步稳固其统治，到顺治中，开始兴文治，开科举。而到康熙年间更进一步加大文治的力度。康熙八年（1669）清廷诏告天下，普修郡县志书。当时的永州知府刘道著虽为贡生出身，但这方面还是很有见地的。他礼聘了一大批明末的文化名人，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修纂班子，并将府县两级修志统而为一，先县后府，自己亲自主持。康熙版的《祁阳县志》实际上是府县两级同修，并由府里把关修成的，所以初稿署刘道著主修，王颐（时任祁阳知县）校修。下一年县志初稿完成，并送府汇纂成《永州府志》刻版付梓。但《祁阳县志》却不知因何未能付印。接着出现了吴三桂之乱，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陷永州，祁阳甚遭其害。一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才得以平息，志稿一搁就是十年。是年钱塘王霭知祁阳，深感“祁遇遭罹寇乱之后，诸书寝废，尽销锋火，即志书一籍，亦在剞劂零星，颇多遗失，文献残阙，此守土之责也。”于是重新组织力量，对康熙八年县志稿“复加考订，正其讹，补其阙，五阅月而成。”这便是康熙十九年的《祁阳县志》。这个版本历经十一年而成，两任知县接力修成。初稿在吴乱中多有散失，二稿于十年后再作增删，从目前的存稿看，二稿较之初稿而言，文字功底明显不逮，增补接续也略显粗疏，从而造成现存底本风格不一，衔接不畅，编排增补上时见斧凿之痕，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够流畅。

2. 资料残缺，前轻后重。

康熙版《祁阳县志》修于清初，它的主要史料，源于明代的各种著述。但明清鼎革，众多书籍焚于战火，县志编纂人员反复搜罗，也只打听到嘉隆间邓球曾写过一本《祁阳县志》，但“祁无其本”。几经展转，得知“有梅溪耆民唐盛鼎者抄录成本”，访得后却发现“讹阙伪甚”。后经搜集多家残本，参互比对，才勉强可用。此外别无直接资料来源。这种史料状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明代以来的相关史事，因距修志时间不过三百来年，燕泥鸿瓜，毕竟还有迹可寻，但元代以前的史料则再难搜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史料分布明显前轻后重，明清时期的内容占到全志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元代以前的许多纲目则语焉不详，有的甚至整体缺失，原因就在这里。

3. 融古铸今，自成一格。

康熙版《祁阳县志》虽因各种原因给我们留下诸多遗憾，但志稿的自身特色还是十分鲜明的。特别是编纂体例上，融古铸今，自成一格，将其与康熙九年修纂、曾吸纳了它的初稿内容的《永州府志》相对照，这一点可清晰了解。《府志》共24卷，18纲23目；《祁阳县志》则仅有10卷，10纲17目，它既遵古志常规，“因述”“存旧”，又从祁阳当时的实际（特别是许多古代史料不全的实际）出发，“省琐”“删浮”，其中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图象志》虽保留图象，但不单独设纲建目，归入卷首。对录存的图象，删除了“星宿图”，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县的疆域不大，“星宿图”难以准确涵盖；但又增加了“县治图”，这应是县志必备的，该图弥补了《永州府志》的一大缺陷。

（2）删除《天文志》一纲，以“分野”为目，并入《舆地志》。这样，一则可以避免浮泛空洞，再则二者内容切近，适于合并，因为古方志设“分野”，原本就是用以界定府县疆域的。删除了“天文”，全志自然“首地”。而“舆地”关注的是沿革变迁，因而“凡例”强调“不以分野先沿革”。

（3）“山川”也作为一目归入“舆地”，从类属性质来讲是合理的，又避免了因内容有限造成大纲目小文章。

（4）因相关内容单薄甚至缺失，删去了“古迹”、“藩封”、“陵墓”诸纲。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往往一笔带过。

（5）祁阳为永郡腹地，原非要害屯兵之所，故历来武场、营堡不多，这方面的史料自然也少。县志不但删去《武备志》一纲，而且作为《建置志》中一目，也仅寥寥数语。

（6）“物产”以一目入“赋役”，既遵循了“体存禹贡”的传统，又揭示了封建社会贡赋穷极地利民力的本质。

（7）该版本不设“外志”一纲，足见编纂者视其为“可以无志者”。但鉴于旧史已录而不得不存录，则以小目入相关内容，聊聊数笔带过，“灾祥”归于“赋役”之末，“仙释”作为佛道类“人物”载入，“寺观”归入“祀典”一类，余者可以忽略不计，索性删除。

（8）《三吾石钞》是该版本的一大创新，它刻意突出了浯溪文献在祁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微嫌遗憾的是“石钞”钞而不全）。从后续祁阳诸县志看，这一独创已被方志界接受、肯定并发扬光大。清同治版《祁阳县志》继承这一传统，在“山川”之后，专设“浯溪”一目，将有关浯溪的诗文，无论上石与否，皆录存其中，为艺文学术领域保存了一批珍贵史料。例如，唐代皇甫湜的五言诗《题磨崖碑》，仅存于浯溪石刻，连《皇甫湜文集》都未载。陆游在《跋皇甫湜》一文中说：“右一诗在浯溪中兴石间。持正（皇甫湜的字）集中无诗，诗见于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杰作。”正是浯溪保存了这一杰作，我们才能在后来的《全唐诗》中见到它。

三、       史学价值

方志的修纂，旨在存史、资政、育人。康熙《祁阳县志》在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

1.   该版本在史料选用上，既“无废前谟”，又“托造”“增华”，添加了不少富有民本特色的新内容，为后人了解和弘扬古代祁阳的优良传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康熙版《祁阳县志》在史料搜集上，除了循规存录了官方志书必录的内容，还别出心裁搜罗了诸多民间的凡人小事，这在其他志书中是罕见的。它在《学校志》中加进了乡贤为学馆献出家藏珍贵图书的事迹；在《选举志》中增添了“掾史”小目；在《人物志》中特设“笃行”一目，刻意为小人物立传。其间，有甘冒风险为民请命的乡野士子，有家境贫寒但拾金不昧的村民，有洁身垂范教子成才的穷书生，还有扶贫济危，济饥民，瘗枯骨的殷实乡绅。他们都是不起眼的普通百姓，但在编纂者笔下，让人看到了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2.    该版本在人物记述上，既不溢美取媚，又注重崇德扬善，为后进存范，因而有较高的资政价值。康熙版《祁阳县志》中的“人物志”是写得比较出色的。特别是对祁阳“贤达”的记述，写才情突出其特异，写德行突出其刚正，写治绩突出其难能可贵，写识见突出其卓尔不群。因而，这些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十分感人。例如，明隆庆年间曾任刑、户、吏三部尚书的陈荐，是编纂者极为推崇而浓墨重彩推出的一位乡贤，编纂者从不同角度选了六篇文章来记述他：其为学，曾以《书经》冠楚闱，成为祁邑晚学业《书经》的先导；其为政，“公居平恂恂若书生，及断大故，决大疑，临大节，毅然有为，屹然如山岳。不可移易”；其言正，“在宦途五十年，未尝通一竿牍入都门”，“晋台班，以堂委送中官冯保，到东厂不入，投一侍生贴即行”；书其廉，“洁己奉公，正身率属”，“家居日，杜门谢客如寒士”。“终其一生，本自静，本自澹，本自坦，本自俭。率其四十余年，剔历中外之大常而已”。如此为人做官，不仅在古代，即今之世，也是值得称道和推崇的。该志突出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申在廷，更可谓是文武兼备的奇才。尤为可贵的是，在贵阳任太守时，处理一起少数民族（八番）围城事件，他“洁己同仁，不立成见，以礼易刑，以信行义”，终于化解了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和解，“四年考成，蛮方詟服”。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还有陶弼、路振、宁良、邓球等众多名士的高行卓识，都写得熠熠生辉。

3.    该版本在“山川形胜”，“建置”古迹的记述上，既作了直观实体的介绍，又作了内在审美的揭示，为我们当今的利用开发开拓了思路。以“山川”为例，该版本虽未单独设纲立类，但其记述还是十分精彩的。众多山水岩池的记述，遵《水经注》成例，“连类比引，凡古今兴废，人物事迹，多所考证”。尤为独特的是，在“山川”记述之末，编纂者还特意添加了“祁阳八景”、“三吾十景”，将历代名人对祁阳山水的题咏描绘，搜罗荟集，实际是对祁阳山水进行深刻的审美发掘。“建置”古迹的记述，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自古以来，人以地传，地以人传。康熙版《祁阳县志》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对我们今天拓展视野、开阔思路，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是深有裨益的。

2014年10月22日

《祁阳县志》校注凡例

1．本《县志》底本的校注，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带有简明注释的清康熙十九年《祁阳县志》读本。

2．本《县志》初稿成于康熙八年，而刊刻于康熙十九年，在刊刻时县令王霭等对原志进行了增补。底本在体例上也存在不够严谨纯一之处，今仍其旧，必要时作注指出，以供读者参考。造成底本《目录》和正文标题常有出入。校注时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整理，主要是依据正文修正县志底本《目录》，以求统一。其次是依据县志底本《目录》添补正文缺失的篇章，并对正文中少数篇章的顺次进行了调整。

3．县志底本书页残缺和字迹模糊难识之处较多。为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和便于阅读，尽量采用康熙《永州府志》、其他版本的《祁阳县志》，以及有关文献进行辑补或辨识。若的确不能敲定的，仍旧阙如，以贻来者。通常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残缺的汉字，用“□□……”表示缺残的字数不定。必要时作注说明。

4．底本装册书页次序有错乱现象。现通过版页页码数清点，内容接读，对照目录等办法予以调整，并作注说明。

5．底本中的俗字、错别字，都径直改用规范汉字，并有选择的加以注释说明。

6．底本中的数字，时有大小写混用与体例不纯，现予以统一。不另加说明。

7 . 底本中的内容错讹，如脱、讹、衍、倒，都予以改正，并作注说明。凡是增补的文字，一律加“[ ]”表示。

9．底本中的干支纪年和帝王年号纪年，其后皆加公元纪年，并加“（ ）”表示。

10．底本中的双行小字，体例非常混乱，今一律改用单行楷体字排印，以示区别，在句中另加“（）”标出，在句末则不再加“（）”。

11．本书所有文字，均用现代汉语规范字横排，加现代标点。凡《现代汉语词典》未载之字，不作偏旁类推简化。注音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