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5:祁阳羊角塘黄岱,中国同盟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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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9 14:3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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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藩事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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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藩事迹回忆 
  
  作者:黄一欧 
  
  
    刘建藩是辛亥革命后湖南军人中的杰出人物,是在第二次南北战争中最先牺牲的南军将领。其人豁达有大度,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在他殉难后,钮永建称他“不愧为民国之军神”。  现在就我所亲历或了解的事实,略纪刘的生平,以备参考。  家世及学历  刘建藩,字崐涛。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北乡清安铺何寺冲。他的远祖由茶陵迁居醴陵,五传至其曾祖铿亮。祖父邦藻,善骑射,是个武秀才。父亲辅临,在家务农,兼捕鱼为业。崐涛出生时,家里只有茅屋数间和少量田土,他父亲辛勤耕种,也不能维持一家温饱,全靠捕鱼和打零工来弥补。崐涛兄弟三人,他最幼,此外还有一姊二妹。  刘建藩幼时在清安铺入族学发蒙读书,后来进了湖南师范馆附属小学堂。他在青年时代由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后,升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当时,保定是北方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之一。刘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方声涛主盟)。一九〇九年毕业时,正值王孝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同盟会员)受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委托,到北方来邀集训练新军的人才,刘与耿毅、吕公望等多人都在被邀之列。同时被广西当局由北京邀去的还有留日士官学生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到达广西后,刘建藩被分发新军中工作,任学兵营骑兵队长。后因张鸣岐发觉他们都是革命党人,掀起了一场风波,大多数同志陆续走开了,留下他与赵恒惕、耿毅、冷遹等少数几个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局面。  参加辛亥革命  一九一〇年八月,广西同盟会支部成立,大家推举耿毅任支部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并负责新军的联系工作,秘密进行排满革命活动。次年春天,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方声涛得到他弟弟声洞战死的消息,悲愤之余,要把学兵营(这时方任学兵营长)队伍集合起来,占领桂林,光复广西。经刘极力劝阻,才制止了他这种因愠而致战的冒险举动。方声涛走后不久,学兵营扩充为新军混成协,刘任骑兵营管带。武昌首义后,广西于十一月三日宣布独立。当时广西同盟会同志,认为汉阳战局危急,援鄂刻不容缓,决定以混成协组成援鄂军。刘建藩与赵恒惕(时任混成协协统)、耿毅、冷遹等率领这支桂军于光复后第三天由桂林出发,经长沙前往武汉。桂军到武汉后,黎元洪下令编为北伐第三军,以赵恒惕任军长,刘建藩统率骑兵部队。援鄂桂军号称一军,实际仅有一旅之众。但由蔡甸威胁清军后路,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行军前夕,刘同耿毅摸黑到汉阳附近侦察敌情,几次堕入稻田水沟中,全身浸得透湿。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和议告成,桂军奉令由武汉开南京。船到下关后,刘建藩率骑兵先行登岸,按马、步、炮、工、辎行列入仪凤门,经三牌楼、鼓楼、游府西街到夫子庙,再转花牌楼总统府到陆军部受检阅。桂军兵强马壮,装备齐全,枪支全是德造毛瑟,大多数军官是同盟会员。由于当时南京军队有不稳消息,先君特意叫他们在入城后游行一周,借以鼓励士气,镇定人心。赵、刘等人率部开抵南京后,与另部桂军陈裕时部合编为陆军第八师,以曾任广西干部学堂监督的陈之骥任师长,陈裕时、赵恒惕分任第十五、十六旅旅长,刘建藩任骑兵团长。这个师是在南北和议成功、临时政府北迁之前,先君为保全革命实力编成的,从师长以至营连长,大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全师有两套枪械,一套交给士兵使用,一套储存仓库,以备战时扩军之需。第八师编成后,先君曾派刘建藩回湖南招募新兵三千人。  我是在第八师酝酿成立时和刘建藩相识的。当时他多次到南京铁汤池来访先君,我们因此获得交谈的机会,并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  南京讨袁前后  一九一三年七月,先君到南京宣布讨袁,就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袁世凯下令张勋所部及冯国璋部联合进攻徐州,威逼南京。原驻徐州的第九师冷遹部仓卒应战,甚为不利。先君派刘建藩率骑兵团及步兵第二十九团、三十团一营、机枪两连,炮兵一营组成一个加强混成团,急忙渡江增援,向江北进攻。刘部在蚌埠,徐州间铁路沿线奋勇迎战,卒将南下的北洋军击溃,迫使退至兖州。直至湖口失守,浙皖动摇,大势已去,乃奉命旋师南京。  南京讨袁失败后,刘建藩一度表示消极,打算回湖南另找出路,但是不久仍同先君东渡日本去了。他到东京不久,就进了早稻田大学。并参加了程潜、李根源、章士钊等发起的欧事研究会。  出任湖南营产处长  一九一六年五月,汤芗铭靦颜宣布湖南“独立”,恢复都督名义,并通过他的哥哥汤化龙拉拢谭延闿出面调停。谭以湘事还之湘人的办法,推荐旧部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等回湘,“赞襄大计”。刘建藩也是被推荐回湘者之一。他并非谭延闿的旧部,与汤芗铭又毫无关系,为什么也被推荐回来呢?原来,在湖南没有宣布“独立”之前,汤化龙见袁世凯大势已去,曾派陈裕时、黄恺元(号葆苍,历任第八师团长、旅长)两人来长沙与汤芗铭接洽,他们返沪复命后,又陪曾继梧等同来长沙;刘建藩和他们是南京第八师的老同事,就是由他们间接推荐回湘的。  汤芗铭出走后,曾、赵、陈等分任军事要职,刘建藩屈居闲曹。谭延闿二次督湘,委派他为湖南营产清理处长。营产处的前身即民国元年的清丈局,此时营产事务本已划归督军署军需课兼管,谭延闿为了位置刘建藩,又划出来作为一个独立机关。该处除管理省会附近的营产外,各县的营产以及岳阳君山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营产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长沙尚德街游击衙门旧址,内分总务、清丈两股。刘建藩是个才气纵横的人,他那时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外交际应酬方面,极力活动带兵的机会,对于营产处的工作实际上不多过问。  一九一六年秋,先君在上海病故。刘建藩闻讯后,立即由长沙赶赴上海,协助料理治丧事务。当时,治丧委员会推定他与何成浚、胡汉民分任会计、庶务、文书主任。他任劳任怨,尽力最多。在开吊期间,诸如与沪海道尹公署、淞沪护军使署等单位接洽事务,招待前来吊唁的形形色色的中外人士,张罗治丧用费和筹划启运灵柩回湘,等等,刘无不煞费苦心,把事情办得非常熨贴。同年冬,护运先君灵柩回湘后,又同我往易家湾昭山和长沙岳麓山等处勘察墓地,主持安葬事宜。古人说,君子观人于微。从这段较长时间的实际接触中,我真佩服他的思理缜密,倍于常人。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入北京,盛传将实行复辟,广东、广西通电暂行自主。八面玲珑的谭延闿,特派刘建藩暗赴长江下流各省,为之观望风色,疏通意见。这时,他与谭延闿的关系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谭是相当倚重他的。  署理零陵镇守使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引咎辞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大权独揽,炙手可热。过去一向依附黎元洪的谭延闿,因此深感危惧,故意以退为进,向段政府呈请辞职。  当时,长沙方面谣传吴光新、卢永祥均有督湘消息,结果出人意料之外,八月初发表的湖南督军,是大家不大熟悉的傅良佐。谭延闿已经从熊希龄等人的消息暗通中知道傅、段之间的关系,和段祺瑞对湘督问题所持的态度,想到自己与段毫无渊源,省长又是个小媳妇,必然难以相处。因此,他决计暂时退出湖南官场,等待形势变化,再作卷土重来之计。八月中旬,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奉召晋省,谭延闿接谈几次后,派他作代表,前往北京活动。望是北方人,没有识破谭延闿的计谋,又刚由督军署领到积欠的军饷三十多万元,宦囊丰满,也乐于趁此机会带着眷属往北京走一趟,好为个人找出路。  谭延闿花了重价把望云亭哄骗北上后,马上发表一向坚主反段的刘建藩署理零陵镇守使。当时,零陵镇守使署所辖各守备队的中下级军官,多属广西学兵营出身,与刘建藩有师生关系;湘桂两省,唇齿相依,刘建藩早年从广西发迹,缓急可以相济;因此,谭派刘去,正是为事择人。他把这件事办妥了,又命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有计划地在湘南地区蓄积一部分力量,作为反击北洋军阀的准备。  谭延闿这次把刘建藩安置在零陵,的确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因为他与桂系陆荣廷有联系,而零陵地当湘桂要冲,守在这里的望云亭,是北洋军阀留在湖南的一根内线,如不去掉,就无法联络桂系,反抗北洋势力。他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在财政罗掘俱穷之际,不惜破费重金,送走望云亭,而代之以坚决反段、足智多谋的刘建藩。  刘建藩去零陵的新命是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在这之前,他已知道谭延闿要他去零陵,但又耽心去后和谢国光的关系难以搞好,心存犹豫。因为谢是永属区司令,与镇守使同驻一城,关系不好则易生摩擦。他以此和我相商,寻求对策。结果由我出面电邀谢来长沙一行,进行斡旋。谢到长沙后,由我介绍他和刘建藩见面几次,从剖析时局到未来的合作共事问题,彼此谈得很融洽。谢对望云亭早有嫌隙,因此对于刘去取代特别表示欢迎。他在长沙呆了几天就赶回零陵先行布置去了。  刘建藩在新命发表的第二天,轻装简从前往接事。他到任后,马上集中他所能收编的杂牌队伍,将守备队由十二个营扩编为二十个营;同时报请谭延闿批准,由前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率领旧部两营赴湘南驻防。厉兵秣马,图谋大举。  从拒陈入境到宣布独立  刘建藩刚走十来天,傅良佐就到达长沙履新。他知道刘建藩守零陵是谭延闿特意布下的一着棋子,对他非常不利,于是在九月十三日下令将刘调省,派段祺瑞的亲信陈璩章前往接替。陈璩章到零陵后,不但没有接到事,且为刘部拒绝入境,连老同学的面也没见到,又狼狈不堪地跑回长沙。  从后来刘建藩和我的谈话中,我了解刭他之所以敢于这样作,并不是偶然的:第一,他有把握控制住中下级军官,应付非常事变;其次,与林修梅是亡命东京时的老同志,彼此相知甚深,有事可以协力策进;再次,与上海的谭延闿早有密约,和在广州的程潜也有联系,这都是可靠的背景;加之看到当时两广及云南早已宣告独立自主,海军舰队相率南下,许多老同志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站到护法旗帜下,西南半壁,风云突变,因此,他决计选择时机,投入护法阵营。及至陈璩章来抢夺他的兵权,已经是形势逼人,刻不容缓了。九月十八日,刘建藩发出通电,宣布独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在零陵独立的同时,林修梅也在衡阳通电独立。他们随即宣布湘南二十四县为戒严区域。一星期后,程潜由广州到衡阳,被推为护法湘军总司令。在衡山原籍奔丧后、托病逗留南岳的赵恒惕,这时也出来主持军事,不再持观望态度了。  刘建藩零陵独立,湖南军人中反对最激烈的是陈复初。他一面率领团长以上军官通电反对,一面通告湘西军民长官不要轻信“谣言”。也就在零陵独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傅良佐为了进一步牢笼他,将他的第二师改为国军(即北洋军)第十七师。  萱渊河大捷 傅良佐出走  刘、林宣布独立,揭开了第二次南北战争的序幕。傅良佐胆怯心虚,急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佑文率部开赴衡山,向刘、林防区进攻。李佑文部自九月二十日起陆续从长沙向衡山开拔。第一团行抵衡山石湾时,全团宣布起义,团长梅卓敏及第一、二营营长都逃跑了,仅剩中校团附贺耀组及第三营营长张振武未走。部队开到衡山县后,几个连长共同商量,推举贺耀组任团长,全体参加护法军,会同刘、林部队向萱洲河进发。十月上旬起,南北两军于萱洲河展开激战。当时南军包括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防线东从醴陵、攸县、萱洲河至宝庆,绵延数百里。  我在刘建藩赴零陵任职后,由长沙搭轮船经武汉东下,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转赴北京。这次离湘北上,对外表示是因先君归葬湖南后,向当道致谢,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出自刘建藩的怂恿。他确信在时局动荡中到外面跑一趟定有收获,现在自己不能抽身,希望我能出去走动一下,寻求新的成果。我在九月下旬到北京后,就得到零陵独立的消息。当时并不感到意外,而认为是意料中的事情。因为傅良佐既把谭延闿逼走了,拥谭反段的刘建藩又如何能跟他合拢来呢。  刘建藩的独立通电,义正同严,矛头直指段祺瑞。当时在北京有个老翰林周渤,长沙人,是段祺瑞的幕客,并有相当交谊。我曾几次去看望他,谈起刘建藩零陵独立,实因傅良佐逼之过紧,不得已而出此。请他以桑梓安谧为重,向段委婉进言,解释“误会”。其时,段祺瑞包办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周渤新当选为参议员,他表示很关心故乡的事情,一定尽力疏解,使战事不致扩大。此外,我又找到王芝祥(时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他也表示愿为湘南停战问题,向政府有关人士进行调解。随后得到消息,傅良佐已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湘军正副总司令,兼程南进,萱洲河沿线战况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我很为刘建藩等耽心,于是与周渤、郑沅、陈嘉言(均系久居北京的老翰林)、王文豹(时在北洋政府某部供职)等联名发起,邀集旅京湖南人士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在周渤等人的用心,是深怕溜南全省糜烂,弄得不可收拾;我则是为刘建藩等耽心,想到他们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北军的全力进攻,希望找出缓和时局的办法。讨论结果,决定一面上书段政府,请暂缓进兵,一面致电刘、林,请勿进行备战。同时,致电长沙著名士绅吴雁舟、汪颂年、左霖苍、张孝准、左学谦、彭兆璜等,请急筹调停办法,免使战火蔓延。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呼吁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十月十一日,北军第八师第十五旅王汝勤部进占衡山,湘军退守贺家山一带,刘建藩所属的江道区司令黄岱,不幸阵亡殉职。此后不久,谭浩明率领桂军一部进入省境,粤军马济部开入湘南,共推谭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部署分路反攻,始大败北军,战局急转直下。十一月中旬,王汝贤、范国璋发出停战通电,傅良佐吓得张皇失措,立即偕同新任省长周肇祥护印出走。  我是在傅良佐出走前不久回长沙的。傅、周出走,省垣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我与左霖苍、张孝准、彭兆璜等,电请护法军将领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早日进省维持局面。几天以后,他们率领湘军进入长沙,省垣秩序始渐恢复。这时的刘建藩,心壮志得,与赵、程的关系都不大好,矛盾虽未公开暴露,但是已在潜伏滋长了。他在和我的谈话中,表示过希望谭延闿回湘,对谭有知遇之感。另方面又表示想离开湖南,另找出路。由此可见,他自己的心情也是矛盾的。  湘北抗击北军  傅良佐出走后,段祺瑞不久也垮台了。入湘北军撤至岳阳及湘鄂边境,长沙以北地区的南军,一律改称护法军。刘建藩这时仍任零陵镇守使,主要担任右翼防线,驻防平江。镇守使署驻平江县城,所辖部队计有:永属区司令谢国光部,驻平江县城;江道区司令刘梦龙部,驻岳(阳)平(江)边界;郴桂区司令罗先闿部,驻南江桥、九岭一带;游击司令李仲麟部,驻湘阴正面。三个区司令中,谢国光、罗先闿都是带兵多年,相当专横跋扈的人,而在三十刚出头的刘建藩面前,却能心悦诚服地俯首听命,这是我亲目所见的。  刘建藩率部进驻平江后,聘我为镇守使署高等顾问,几次找我商量,要我跟他到平江去帮忙。他还表示一有机会就替我活动带兵。我以友情难却,同他到了平江。记得当时使署驻扎在平江县城的某姓祠堂里,我和他住在前后房,遇事商量,无话不谈。刘建藩独当一面,抗击北军,其临事果决的程度,实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谭(延闿)、程(潜)两派势力间也展开了紧张的竞争。陈嘉祐是在先年同他一道由上海回湖南的、谭延闿二次督湘后,陈部编为湘军独立第三旅,这时驻扎平江、湘阴边界的蒋市街,与北军对峙。陈嘉祐倾向谭延闿,程派亟谋趁机解决陈部以消灭异己势力。刘建藩从中斡旋、为此踌躇很久。最初,他示意陈嘉祐,腾出一个团长位罩给我,因为我和两方面都有渊源,可以起些缓冲作用。陈嘉祐本来也同意我去,因有其叔陈爱三从中作梗,未能实现。结果,陈部遭到李仲麟部的袭击,被打得稀散了(后由胡兆鹏前往收拾,编为一个团,以胡任团长)。陈嘉祐在仓皇中只身跑到平江,他一见到我就说:“我要去找崐涛算账!”我在当晚安排他们两人在一处民家见了面。刘建藩对他温语慰勉,并送了路费给他。陈嘉祐对刘这种不以公谊而废私交的态度颇为感动,也不再说什么了,在第二天匆匆就道,转赴湘南。  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旬,湖南境内南北两军相持于新墙河两岸,战事陷于胶着状态。谭浩明以联军统帅的身份,下令湖南护法军进攻岳阳。湘军奋勇出击后,经过更番肉搏,于一月二十七日占领岳阳县城。当岳阳战事激烈时,北洋政府下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兼第一路总司令,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及至护法军攻克岳阳,又改为攻岳前敌总司令);二月初,曹锟、张敬尧部开始与护法军交锋。其时,刘建藩的部队担任自新墙至平江南江桥九岭方面的防线,抵挡张敬尧部的进犯。他身先士卒,拚力抵抗,终能以寡敌众,遏止了北军向平江方面的进攻。并且越过九岭以北,在前沿阵地可以望见通城县城。三月初,战斗激烈进行,谭浩明仍安然坐镇长沙,让桂军精锐部队留驻后方,利用湘军替他挡头阵,他自己也一直不敢上前线督师。刘建藩认为平江方面可告无虞,而岳阳正面则兵力单薄,岌岌可危,他要我到长沙催谭浩明迅向岳阳前线增兵,扭转战局。我由平江赶到长沙,在设于督军署内的联军总部会见谭浩明。他那时对前方战局的演变毫无警惕,在总部办了很丰盛的酒席招待我,用前清官场应酬的一套老规矩请客就座,敬酒添菜,真使我感到有点意外。谭在席间的谈话也是不着边际的,当我转述了刘建藩的意见后,他仍对战局前途采取一种盲目的乐观态度。  三月十八日,岳阳复为北军攻陷,前线部队纷纷向长沙败退。与此同时,刘建藩所部也被迫由平江后撤。担任进扑平江的北军是张敬尧统率的皖系第七师,由通城越九岭经南江桥到平江县城,一路上烧杀掳掠,搞得鸡犬不宁。进城以后,张敬尧兽性发作,又采取“三天不封刀”的办法,纵容部属展开野蛮的抢劫和屠杀。北军占领岳阳、平江一周后,谭浩明从长沙撤走,准备退回广西。三月二十七日,北洋政府发表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张部于三月底进入长沙。此时,北军又分三路向前推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张怀芝部进攻醴陵、攸县。湘军被迫急速后撤,处于不利状态。刘建藩部集结于攸县一带,番号虽多,实际仅有三千多人枪。他因指挥作战操劳过度,有一段时间咯血很厉害,身体非常消瘦。  株洲殒命  四月下旬,北军张怀芝部占领醴陵、攸县后,继续西进,在攸县附近遭到刘建藩部的猛烈反攻,一触即溃,分路逃窜。南军乘胜追击,占领黄土岭,一鼓而下醴陵、株洲,前锋直薄易家湾。五月五日早晨,刘建藩赶到了株洲南站,忽见北站对面山头伏兵涌出,旌旂蔽山谷。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在齐家桥下游的港口便桥,准备向株洲老街退却后再迂回侧击。不意桥窄人多,失足落水,惨遭溺毙。  湘军反攻大捷,忽失良将,一时军心混乱,顿形动摇。但是北军当时并不知道刘建藩已经牺牲,五月中旬,还谣传他到了郴县,直到五月底才确知他已光荣殉难了。  刘建藩死后,滇军总司令李根源发出通电告哀;钮永建通电各方表彰功绩;广州非常国会议员发起公祭;程潜追念死友,作有挽诗:“……选锋扼攸醴,始焉报捷书。追逐下株洲,穷寇终负嵎。逆众势再振,孤军陷泥涂。堂堂宫彭才,殒命在须臾。……”  刘建藩的遗体,当时收葬醴陵乡间。一九一九年夏,谭延闿眷怀逝者,在零陵芝城第一山建护国祠,肖象祀之,并撰《零陵护国祠之碑》,表彰刘建藩的护法功绩。一九二〇年驱张以后,谭三次督湘,于十月十七日迁葬刘建藩遗体于长沙岳麓山,题墓门曰:“护国元勋”。广东军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刘建藩的妻子易氏,醴陵人,一九一三年在乡间病故。女儿刘英,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
日期:198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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