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全）

星星

老街（全）[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艾华哥 [url=]艾华同学[/url] [color=rgba(0, 0, 0, 0.3)]2月4日

如果说永州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古书，那么祁阳则必是最精彩的那一页。

两千多年来，永州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历来成为迁客骚人的聚居地。像蔡邕、司马德文、元结、杨炎、柳宗元、寇准、周敦颐、苏轼、黄庭坚、蔡京、杨万里、汤思退均等人曾被贬永州或道州（今永州道县）。又因古时陆路不畅，于是湘江也就成了他们南下潇湘的必选之道。祁阳地处永州之北、湘水下游，自然就成了他们赶赴永州、道州的必经之地。

史载，东汉蔡邕，通经史、善辞赋，然身处乱世，无力自保。当时畏宦官陷害，经湘江一路南下，亡命永州，途经祁阳，然而逃命之匆匆，无暇顾及四周景致，便一瞥而过，仓惶南去……

唐代元结，被贬道州，同样是沿湘江南下，然而，元老爷子多少有点“看破红尘”的隐士心境，于是与蔡邕相比，便多了一份闲暇和浪漫。作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他舟过祁阳浯溪时，惊叹于此间的山水灵秀，于是结庐于此，在此隐居。期间，元结邀请大书法家颜真卿将自撰的《大唐中兴颂》写碑文刻于摩崖之上，又请书法家季康、瞿令问、袁滋将自己写的《浯溪铭》、《峿台铭》、《痦亭铭》写出来刻于山上。

后来，唐代有元友让、皇甫湜、郑谷；宋朝有黄庭坚、米芾、秦观、杨万里、范成大、张栻；元朝有张养浩、聂古柏；明朝有董其昌、王冕、杨维祯；清朝有王渔洋、袁枚、吴大澂、何绍基及外国使者数百名文人纷纷在浯溪留下碑文。以至现在，祁阳浯溪就成了闻名中外的“全国四大碑林之一”。

四十多年后，同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被贬永州任司马。其经过祁阳时，也被这里的山水所感染，施政永州期间曾几次来这里游玩。十年后（公元815年），当他奉诏回京路经祁阳时，见一老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浑身是雪，坐在船头聚精会神地在*钓*鱼*。便触景生情，写下千古绝唱——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后，渔翁为纪念柳公，在柳宗元作诗的小石桥上刻了“吟诗桥”三个大字，并将“江雪”诗刻于祁阳石上，同时专建一座诗碑亭供“江雪诗碑”于内，千百年来历经风雨，虽然桥、亭难免有所损坏，但祁阳后世居民总能及时维修、保护，使之延续至今。

与被贬迁永州为官的“迁客”不同，曾谭、蒋晋、刘先、黄盖、蒋琬、怀素和尚、周敦颐、何绍基、唐生智、李达、陶铸等人土居永州，其反其道而行之，沿湘江北上，在神州各地施展才华，且各怀绝技，在不同的领域开创了不朽事业。试想当年，他们英姿飒爽、意气风发，沿湘江顺流而下，其心态又是另一番境界。

当然，这里要说的，并不是这些迁客骚人的故事，而是祁阳一个小山村的凡人俗事。

老街商事

当历代名人志士、文人墨客沿祁阳侧舟而过时，不远处，一个村庄正在繁衍生息。这个村庄，名叫官山坪。

官山坪村隶属于永州市祁阳县文富市镇，相传因旧时一朝廷命官祖山（祖宗之山，即祖坟所在地）前有一平坦草地而得名。当然，这一朝廷命官到底是谁，目前已无从考证。有说是三国时蜀国名臣蒋琬。据记载，祁阳砖塘乡（今祁东砖塘镇）于清末民初曾出土碑刻一方，上书“汉丞相蒋碗故里”七字，并附有说明称蒋琬系祁阳砖塘人氏，唐宋以来，此地曾建庙宇作为先祖公祭。此说有一定依据，砖塘镇离官山坪村约二十里路程，他将祖山安置在官山坪似也说得过去。而且，官山坪隔壁目前尚有蒋家院组，一个院子有十几户清一色的蒋姓人家，似可理解为为蒋家守墓之人的后代。

也有一说是周姓朝廷命官，至于是哪一位周大人，则没有下文。此说的依据是：官山坪所在地块原是属于隔壁板木塘组周姓的，这里以前也确实是周家的墓地，现如今在一些荒山上尚有几处周家的坟墓存在。以此推测，这朝廷命官姓周。

当然，到底是哪位朝廷命官至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陆续迁来这一“平坦草地”，在这里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官山坪。

官山坪坐落在祁山最北端，祁山山势自东南而来，延绵到这里打止。因为祁山高大险峻，旧时修路无法逾越，于是湘桂铁路和322国道便绕行到官山坪，擦村而过。沿着铁路和国道，可以西南下广西、贵州，东北去衡阳、长沙，又因祁阳祁东、永州衡阳的交界线离村里不到一公里，所以官山坪又是祁阳、永州名副其实的北大门。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官山坪旧时是当地的商旅重镇，方圆二十几里的人纷纷来这里赶圩。来的人多了，有些人便在此地置了一些商铺，首先不过是几户人家，又逐渐增加到十几户人家，再后来就增加到几十户人家，最多的时候，整个官山坪有六七十户商铺。这些商铺排列得相对有序：一条青石板路从头到尾贯穿着整个村子，清一色的木板砖房沿着青石板路的两边整齐地排开，于是便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街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322国道改线，留下一段三公里长的废弃的马路，于是村民们就沿着马路两边建起了一条“新街”，相对于这条“新街”，原来那条青石板街道便被称作“老街”了。

“老街”因商而来，便为商生。每每赶圩的日子，圩场内人声鼎沸，万头攒动。蔬菜瓜果、南北干货、鸡鸭鱼肉、竹木制品、锅碗瓢盆、日常百货、饮食小摊等各式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沿着这条长长的街道一一摆开。除了两边的商铺，沿街两边又各自站了一排挑箩设担的零散商户，他们都是周边的农户，种养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自己吃不完，便拿来圩场交易换钱。在商铺和零散商户的中间，留有一条长长的通道，这是专供买者挑选、购买物品的。

商业交易往往讲究公平合理，在乡村集市，买者与卖者大多是些安分守己的农民，他们除了进行交易外，更注重自己的名声，所以很少发生短斤少两的事情。每每称完物品，卖者总是要抓一小把再补进去，以免因为秤的误差少了买者的斤两。而买者见卖者如此客气，便少不了要说上一句“难为你了哈”，那种你来我往式的相互尊重，叫街上的老乡们至今说来也津津乐道。因此，尽管街上的交易成千上万，但乡里乡亲之间很少为生意红过脸。

当然，这圩场并不是一直都能维持着这种质朴的和气，比如，圩场上人太多太挤，总避免不了发生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

因为人太多，这买者和卖者就经常摩肩接踵，挤在一起。挤着挤着，买者和卖者的界限就乱了。往往是挑箩设担的经不住拥挤的人群，箩筐、挑担挪了位，挡住了买者的通道，而后面的买者又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一个劲地往前挤，于是立马就乱了套，糊里糊涂挤成一堆。结果，这个骂那个的娘，那个操这个的祖宗十八代。不过这时候问题还不大，尽管嘴里脏话连篇，但脸上又各自带着笑，彼此之间并不生气。糟糕的是，碰上中间有那么两三个年轻姑娘或媳妇，这种挤就有点过分了。后面的年轻哥哥故意往前面用力，待到人群混乱时，便伸出咸猪手趁机摸奶揩油。往往摸者心里窃喜，被摸者大声尖叫，惹得旁边的有心无胆的男客们耳红心跳。

更有甚者，这其中不乏专扒人家钱袋子的浑水摸鱼者。他们趁乱下手，屡有得手。害得好不容易挤出人群的受害者发现兜里空空如也，急得眼泪直流，一连几天都唉声叹气、闷闷不乐。

记得那年我外公在街上赶圩，就碰上了这种挤，结果好不容易攒了两年多、准备买《辞海》的一百块钱被扒手扒走了。外公从圩场回来，一路上唉声叹气，一连心疼了好几个月，最后买《辞海》的事就此搁浅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提过……

被迁走的圩场

关于官山坪赶圩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该追溯到什么年代，街上七八十岁老人的嘴里也撬不到半点信息，他们只知道自己很小的时候这圩场就一直在赶，也一直坚信这圩会一直赶下去。然而，谁也没想到，当历史的车轮滚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官山坪圩场却因为一个莫名奇妙的原因戛然而止。

公元一九六三年，当人们刚从“大跃进”、“三年饥荒”带来的余震中挣脱出来不久，中断了三年多的官山坪圩场开始慢慢恢复了元气。突然有一天，上面来了一个通告，大概的意思是，鉴于官山坪地处公路和铁路旁，秩序很乱，经常有强盗出没，因而把赶圩的地点迁往公社所在地——横铺子（后来当地人觉得横铺子不太好听，就改为文富市，寓意文明富裕的意思）。

这个消息一下来，官山坪顿时炸了窝。

“文富市同样在铁路和公路旁呀，离得不到五百米呢，说官山坪秩序很乱，难道文富市就不乱了不成？”

“文富市离官山坪才一里多路远呢，难道强盗没有脚，这一里多路也能拦住他们？”

“一定是公社领导是他们那边的，所以使了坏，趁机挖官山坪的墙角。”

乡亲们一闹腾，便到路上去堵人，遇到挑担子的就当商户往官山坪拉，遇到赶圩的人，也往官山坪拖。几个胆子大点的，还怂恿大家到公社去堵门。

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年，最终还是拗不过一纸政令，赶圩的人们陆续迁往文富市了。

官山坪的人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将一肚子气全撒在文富市身上，同文富市搞起了“武斗”。曾经好长一段时间两地打来斗去，像天大的仇家一样。双方还成立了“司令部”，并且按年龄大小、粗壮程度分别设置了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之类的“官职”。我父亲当年是一个小小的“通讯员”，当时还因为到文富市刺探“情报”，被文富市抓住扣了下来，最后还是当时的“司令”带领全村的青壮年闹到文富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从文富市的“牢房”里解救出来的。

这种争斗一直延续到我读小学时还在发生。记得当时文富市中学、文富市中心小学都设在官山坪的地盘，那边的小孩也要到官山坪读书。于是我们官山坪的小孩就经常欺负文富市的小孩，往往这边一大群孩子追着那边一群小孩跑，双方用土块、石头相互攻击，有时甚至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见文富市的大人们找上门来算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官山坪又闹了一曲“文斗”。乡亲们在322国道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一个新的圩场，还专门请来祁剧团大张旗鼓地唱了一个多月的“大戏”，以招揽人群前来赶圩。起初倒是热闹了那么一阵子，每天都有几百上千人前来看戏。可惜时间一长，人们的新鲜感一过，人就慢慢地少了。于是这个新圩场只坚持了三个月，便悄悄地关门了。

就这样，官山坪赶了百年以上的圩场，到此彻底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只是大家对它的回忆与眷恋，以及隐藏在心间的永远的痛。

总体说来，官山坪的圩场在喧嚣中一路走过来，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又安然。多年以后当人们再一次提起官山坪，依然能够说起当年的点滴，依然能够记得翻山越岭十几里路前去赶圩的过往，依然能够感受到走在青石板路上的快意与欢然。这正是：时光留不住，春去已无踪，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

不赶圩的日子

与赶圩时的忙碌和喧嚣不同，不赶圩的日子，官山坪是悠闲的、慢条斯理的。

每天，天蒙蒙亮，还躺在床上，便听见青石板路上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这是早起的村民们出去拾粪弄出的动静（拾粪是一种农活，即捡拾牲畜的粪便，用作农肥）。沉睡了一个晚上的老街被这一声声的脚步吵醒，拉开了新一天的序幕——

同赶圩时的早起相比，这时候的乡亲们显得懒散得多：日头出来半杆子高了，小孩们还窝在被窝里睡懒觉，害得妈妈们急得大叫：“日头晒屁股了，还不起床！”而被唤醒的小屁孩往往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就一个翻身又睡了过去……老人们起来没事可做，便在门槛上架一条长凳，坐在上面吧嗒吧嗒地吸起了旱烟，两眼却望着街面发呆，遇上有人打门前经过，便打着随口而来的招呼，无非是“吃过没”，或者是“去干活呀”。小媳妇们尽管起得早，却是懒洋洋地做着早饭（官山坪一日三餐都是吃米饭，后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才改吃面包、面条、米粉之类），光淘米就淘了好几分钟，待得将米倒进锅里，生了火，也是慢慢地加柴添薪，往往等到饭做熟了这才去洗菜炒菜，至于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全然没有个合理的安排，弄得一顿饭磨磨蹭蹭要做上好久，而一旁的公公、婆婆也不急，也不催，任媳妇一顿拖拉。

好不容易待到菜熟饭香，于是一家人开始吃早饭，每每这个时候，整条街“哗啦啦”又进入了另一个模式：各家各户除了老人要端坐在桌子旁边细嚼慢咽外，其他人等纷纷端着碗，要么蹲在自家的门槛上扒饭，要么端着个碗跑到对面或者隔壁人家去，边吃饭边扯谈。而小孩则跑得更远，有时从上街跑到下街也说不准。大家捧着自己的碗，看一下别人的碗，见到别人吃什么好菜，便伸长筷子趁别人不注意一下夹过来一片豆腐干、一块肉片之类的，诡笑着慢慢品尝。而万一被对方发现了，要么就摊开自己的碗任别人从中挑菜，要么就“哇”地一声跑开，任别人在后面放肆地追赶。

就这样，“叮叮当当”碗筷相碰的声音，“叽叽喳喳”咬耳交谈的声音，“嘻嘻哈哈”相互打闹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形成了“老街”一首独特的晨奏曲……

饭后的时光，除了外出干农活的青壮年外，闲在家里的男男女女就越发悠闲了：男的开始架起牌桌，扯胡子、打搓搓（家乡对字牌的一种打法）、抓撇（谐音，又称抓五张，家乡对扑克的一种打法）；女的一般不打牌，就聚在一起打毛衣，扯闲谈，一坨毛索四根棍，从早打到晚，从夏打到冬；老婆婆则摆出一两架纺车，晒着太阳，慢慢地纺那永远纺不完的纱线，旁边围坐着其他老婆婆们，每人手里拿着针和线，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做鞋垫。

也有那么几个勤快一点的，端着一桶被服、衣服，在门前洗呀揉呀搓呀，然后步行好远的路，拿到街边的塘里去摆（漂洗）。摆好的衣服用木桶装着回来，再扯起好长的竹竿，从这一家的窗户搭到那一家窗户，将衣衫裤子、被子床单搭在上面晾晒。因为街上好几家都在晒衣服，结果害得过路的人往往要弓头哈腰好几次，才能从街道里穿过。待洗完衣服无事可做了，这些勤快的也变得慵懒起来，于是搬一条板凳坐在门槛边发呆，直到下一顿饭的按时到来。

午饭过后，该打牌的继续打牌，该聊天的继续聊天，该纺纱的继续纺纱，该纳鞋底的继续纳鞋底。懒狗儿闭着眼躺在屋檐下，打着半梦半醒的瞌睡；母鸡下了蛋，咯哒咯哒地宣示着自己的功劳；远处，时而传来公鸡的一声声引吭高歌的鸣叫。

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小孩放学回家了，老婆婆们收起纺车、针线进屋了，女客们也停止了手上正织着的毛衣，将晾晒的被服、衣服收回去，小媳妇们又得准备一家人的晚饭了。在牌桌上奋战了一天的男客们这时终于从“昏战”中醒来，他们要去井里挑水了。

官山坪一条街几十户人家，共用着铁路旁的一口水井，这口水井不大不小，刚好够用，永远挑不完，永远也不会溢出。大家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着这口水井，它是全街人唯一的水源，要是有小孩在上面玩耍，弄脏了井水，大人们骂骂咧咧，装着要教训他们的样子，在他们后面要追上好长一段路程。

乡亲们挑水的场面非常壮观。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段，大家不约而同地挑着水桶纷纷从自家涌出，一排排，一溜溜，路上全是人，十分拥挤却又有条不紊。我曾经悄悄地计算过，每户至少要挑两三担水，六七十户人家，就意味着每天有近三百担水从井里挑出来，再往“老街”输送。而这些水都要在一个小时内挑回家，也就是说，每分钟就必定有四五担水从路边经过。所以，每到这时，基本上就是人接着人、担挨着担，好在挑水的路是老国道，比较宽敞，要不然还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

扁担挑着夕阳，夕阳照射着男人的脊背和被夕阳装点得金灿灿的“老街”，夜幕很快来临了。于是，各家各户纷纷点上了煤油灯，在豆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吃过一个愉快的晚餐后，便开始进入下一个主题。

“老街”的夜

按常规，在农村，一般吃完晚饭后，就准备睡觉了。可是这一规律显然不适合官山坪。随着黑夜的临近，一场属于乡里人的、独特的“夜生活”正在“老街”缓缓开启。

于是有人说，夜，才是“老街”的灵魂所在！

吃完晚饭，老人们开始在门槛外摆上三五条长凳，同时一边剔牙一边往烟斗里装满旱烟，在他们的主持下，这“老街”即将摆上一场场意趣盎然的“龙门阵”。

这种“龙门阵”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而且话题不限，无所不谈，有喜闻乐见的趣事，有道听途说的“新闻”，有田间地头的野趣，也有邻里之间的短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往往围绕一个话题延展开去，有叙述，有说明，有评论，直到将这个话题讲透讲穿，这才换了下一个话题。大家虽不是什么语言大师，但用农村土话说起来，也同样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并不时博得乡亲们一阵阵赞许的掌声和笑声。

不过，这闲谈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在聊到邻里之间的一些琐事时，就难免说到某某在某件事上说了什么怪话，某某瞒着某某又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偏偏第二天又有多事者将这话告诉了当事人，于是当事人就生了气，一连好多天都不理对方。严重者，甚至找上门去对质，结果话不投机，大吵一场，弄得双方一连几个月都互不搭理。

当然，这其中也难免有嘻嘻哈哈、插科打诨者，他们油嘴滑舌，无非是想惹人发笑。比如，“老街”铺子跟铺子之间挨得紧，年轻夫妻之间打个情、骂个俏这等囧事要是被“隔墙耳”偷听了去，就成了这些人最好的谈资。再比如，头一晚要是谁家的动静闹得大了点，第二天晚上就会有人问那家的小孩：“昨晚你爸爸和你妈妈打架了没？”

流着鼻涕、懵懵懂懂的小孩子自然不知其中奥妙，想着昨晚爸爸妈妈确实有那么回事，便答道：“打了。”

旁人一阵哄笑，接着问：“谁在上面，谁打赢了？”

小孩联想到晚上的情景，便道：“妈妈在上面，妈妈打赢了。”顿时，人群像炸了窝，一阵哄堂大笑。而这小孩的妈妈要是也在一旁听着，便急得满脸通红，忙追着发问那人一顿打闹。

这种“龙门阵”一直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乡亲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家买上了电视机，就慢慢地消失了。因为有了电视机，各家各户都躲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很少有人再出来拉家常、咵白话了。起初，大家还蛮喜欢看电视这种休闲方式的，可是后来就发现这样邻里之间交流就少了，乐趣也少了，待走将出来想找人聊聊天时，却已经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电视，这个现代文明的产物，在引导新生活方式的同时，却无意之中摈弃了乡土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老街”的夜生活绝不仅限于此，要是觉得“老街”的夜，就是摆摆龙门阵那么简单，那就太小看官山坪了。

永州有句俗语叫做：“唱不过祁阳，打不过东安，巧不过零陵，蛮不过道县。”意思就是，在文化深厚的永州，你是唱不过祁阳人的。确实！祁阳的祁剧，在湖南、广西、广东、贵州各省都是有名的，有小京剧之称。所以，作为祁阳人唱几句祁剧那是信手拈来的。官山坪显然将“唱不过祁阳”这句话演绎得畅快淋漓，不仅绝大多数大人会唱，就连几岁的小孩也能哼上那么几段，而且他们的唱功还挺过硬的，这就不得不叫人拍案称奇了。

记忆中，几乎每个晚上，乡亲们都要在“老街”中间的一间堂屋里排练祁剧，练唱功，也练表情，更练动作，瞧那架势、那把式，实在像走进了专业的练戏房。排练一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如果哪一句唱错了，哪一个动作做错了，一旁的老师都会手把手、口对口地指正。这种排练都是按照正常演出的顺序一个套路一个套路来的，与实际演出相差不大，所不同的是：这是在台下，那是在台上；这是便装演出，那里穿着光彩夺目的演出服；这里时有打断，那里的演出是连贯的。正因如此，围观的村民就特别多，往往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既是来看热闹的，也是来看剧情的，嬉笑之余多少带有一点“剧透”的成分。

一般地，“演员们”在堂屋里排练完了，回到家中还要“咿咿呀呀”地练上个把小时，所以，只要你晚上来到“老街”，从上街到下街，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有人在练嗓、练把式，真是一副独特的画面。

等这戏排好了，就可以拿到“老街”正中间的戏台上正式演出了。官山坪的戏，一般从大年初四唱到出宵。唱戏那些天，街上到处挤满了人，他们都是方圆几十里赶来看戏的村民。大家一个劲地朝戏台方向涌去，到了戏台那，便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有时候人实在太多，排在戏台后面的根本看不清台上人的脸孔，全依仗戏台边的扩音器才可以听到一点。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热情，哪怕是远远地听着，也依然津津有味（关于戏台和演戏的故事，后面会单独写一篇）。

因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我至今记得当年戏台上演出的剧目，有《穆桂英挂帅》、《孟丽君》、《薛刚反唐》、《女驸马》、《白蛇传》等等。也至今记得每一位演员分别饰演什么角色，比如：陈秀英、刘三秀是饰演正旦的，王谭正是饰演正生的，邹雨生是饰演花脸的，邹安生是饰演小生的，而周福田则是饰演丑角的……最叫人稀奇的是王伦毅，他男扮女相，饰演老旦，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直叫人发笑……

除了排戏，官山坪的夜生活离不开“看露天电影”。与看戏不同，看电影在当时多少算一件比较时髦的事情，于是电影与祁剧便成了“老街”两道独特的风景线，一个时髦，一个传统；一个需要常年排练，到关键时刻让大家一饱眼福，一个则是长年累月播放不停，隔三岔五就有得看。

那时候，播放电影的由头很多：首先是公社定期的宣传片，往往前面播一个“铁路安全宣传片”，接下来就播放一个故事片；其次是老乡家里办红白喜事，主家即使不办酒席，但电影是一定要放的，条件差点的就放一晚，条件好点的就放两晚，甚至三晚。第三种最有意思，往往是谁犯了公家的错误，或者谁要跟谁赔礼道歉，也放一晚电影以表心意。经常是电影播放到一半，就叫犯错之人通过话筒做检讨，或者要赔礼道歉的人在话筒里致道歉词。

当然，我们小孩是不管那么多的，只要听说有电影看就来了劲，天还没黑就兴冲冲地搬了板凳前去占好了位置……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时候播放的一些电影，像戏剧题材的有《三笑》、《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刘三姐》，战争题材的有《铁道游击队》、《高山上的花环》、《地道战》、《小兵张嘎》、《小花》，反映爱情题材的有《好事多磨》等等。

所以说，官山坪的夜是美丽的，是充满浪漫色彩和人文情怀的，作为官山坪的一员，我曾经无数次地庆幸，感谢父母将我降生在这样一个如花似梦的地方。而今，尽管离开官山坪已快三十年，远在他乡的我依然怀念“老街”的夜晚，怀念那里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我知道，自己的心已经永远地铭刻在“老街”那条青石板路上。

快乐的农事

“老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只有六七十户人家，姓氏却是五花八门，光独立户主的就有十来个姓氏。其中王姓最多，邹姓次之，而张、刘、彭、李、邓、周、蒋、罗、谢、郑等姓氏，多则三四户，少则一两户。

这就与别的地方相差甚远了。一般中国的村落都讲究族居，一个村只一两个姓，超过三个姓的便很少了，像官山坪这样十几个姓氏杂居在一起的，确实不多。究其原因，大概与官山坪的形成有关。官山坪过去只是一块“平坦草地”，原住人口大多是从各地陆续搬迁而来。而各地自有各地的姓氏，久而久之于是便形成了现在“一村多姓”的情形。

但凡居住在一个地方想搬家的人，一般都是当地脑瓜子比较灵活，又不苟安于现状，想换一个地方追求更好发展的人。在这些人的身上都流淌着“积极向上、聪明好学，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基因，这种基因代代相传，于是便形成了现在官山坪人的独特个性和内在素质。

怪不得后来有人总结，这“一村多姓”的现象无意中成就了官山坪。因为官山坪人凡事都喜欢冒先、冒尖，从而使得官山坪在以后的发展中总是“先人一步”。

拿种田来说，别的地方种田就是种田，根本没想过其他的套路，可官山坪却硬是在种田这个问题上玩出了大花样、大名堂。

——如果出身农村，你一定还记得，当春天来时，那碧绿的田野中长满一畦畦、一垅垅紫色的草籽（学名紫云英），以及你与小伙伴们躺在地毯般的草籽中的那股放纵与惬意……而且，这一幕也经常见诸一些乡土作家的笔端，被他们拿来描写春天的美景，抒发作者对春天的无限期待与眷恋。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在稻田中种草籽，官山坪居然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那是1960年，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饥荒”，为了快速增产增收，中共中央、国务院指令中国农业科学院针对湖南、广西、贵州一带存在的“鸭屎泥”现象（官山坪属于典型的红壤丘陵区，田里的泥土犁不碎、耙不烂，很像鸭屎，当地人称它为“鸭屎泥”田。这种田产量很低，南方各省都有，总数上千万亩），迅速成立机构，实施“改良低产田”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针对“鸭屎泥”的现实分布情况，决定选择官山坪作为实施这一伟大工程的试验点，并向官山坪派驻“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1964年改为“祁阳科学实验工作站”）。

“工作站”的首要任务就是改良“鸭屎泥”田。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工作站”总结出“磷肥治标，绿肥治本，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绿肥治本”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在稻田种植草籽。可是，当时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新技术要推广就必须找地方试验，找谁呢？“工作站”找过周边几个村，可是老百姓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毕竟是试验，万一试验失败就可能意味着当年颗粒无收。

正当“工作站”一筹莫展时，事情传到了官山坪。一听说中央“工作站”的新技术没人敢试，官山坪人当即站了出来：“要试验当然先找官山坪！”于是，官山坪当时的老支书王伦相找到“工作站”，与负责这一项目的刘更令站长拍胸脯担保：“就从官山坪开始试验，不管成功与否，村里不问“工作站”要一分钱、一粒粮！”

就这样，官山坪就成了这项史无前例的试验的“小白鼠”。事实证明，官山坪人的“开拓精神”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试种草籽后，水稻产量迅速上升，亩产由1960年的175公斤，增长到1961年的235公斤，再增长到1963年的254公斤。1964年，“工作站”在祁阳县推广“草籽田”17万亩，平均增产30%—50%。

其后，“工作站”又推出一系列改良低产田的措施，都在官山坪村率先试用，尤其是后来的“单季改双季，晚稻超早稻”，不仅多种了一季水稻，使产量翻倍，而且晚稻“品质更优”的特点更是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欢迎。

而官山坪这个名字，随着“工作站”科研成果的巨大成功，一下子响彻了整个中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官山坪多次见诸人民日报报端，有三次还登上了头版头条的位置。

官山坪，这下可谓是出了大风头。

也许是“工作站”的影响，也许是官山坪人历来“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行事风格使然，印象中，官山坪人种田分工精细，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标准。

比如浸种。每年进入二月便将经过浸泡的种谷倒进一个大大的“黄桶”（用木板制成的长方形木桶，四角有耳子，便于用手推着走。约两米长，一米五宽）再在上面盖满稻草，至于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出芽，芽出多长开始下田，都有严格的规定。中间还专门用温度计测量温度，一日测四次，一次也不能少。如果温度高了，就将掩盖在上面的稻草掀开，散一会儿热；如果温度低了，或是太干燥了，就往里面倒一些温水，再用稻草捂严实。瞧“育种员”那个小心细致的劲头，比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要慎重。

比如插田，要求每一行都必须插整齐，否则就是不过关，要拔了重来的。大部分村民眼神不太好、插不齐，这就要求每丘田在插田之前都必须“打行”：由一个眼神好、插得齐的，先在田里“一横一纵”插一排，其他人便沿着这“一横一纵”插过去就是了。我记得，我父亲那时就是“老街”最有名的“打行员”，不用量尺、不用拉绳，就这样一路插过去，一排五兜，整整齐齐，像画了线一样。

再比如打禾，乡亲们按照每台打稻机十六个人的配置，做好分工：五个割禾，两个拢禾（将分散的小把禾穗拢到打稻机的两边，堆成大堆的禾穗），两个递禾，两个打禾，两个捆草，一个出桶（将打脱的谷子梳去杂草后，用撮箕从打稻机转运到箩筐里），两个挑谷，大家配合得天衣无缝，真正做到了人尽其用，没有懒人。每到农忙季节，看那打稻机一路“扫”过去，遍地金黄的稻穗，瞬间便成了一箩箩的稻谷和留在打稻机后面的两排整整齐齐的稻草，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

显然，官山坪人的创新和智慧不只体现在种田上。

记忆中，那时在官山坪周边的山上到处栽满了茶籽树，那满山的翠绿，记载了官山坪人的勤劳肯干和聪明才智。往往秋高气爽之时，便是茶籽林成熟的季节，我和小伙伴们在茶籽林中穿梭，摘茶籽打仗玩，而大人们则心疼不已，一路责骂，一路追打——他们是心疼这珍贵如斯的油茶呀！而在戏台对面的一个“殿”里，“殿”里的菩萨早被“破四旧”破掉了，取代菩萨位置的是一架硕大无比的、古老的榨油机，当人们喊着号子，将楔子一寸一寸地打进榨筒时，那榨筒里的茶籽便被挤出一滴一滴金黄的茶油……

与满山遍野的茶籽树相互映衬的，是那一排排、一垅垅翠色欲滴、绿意盎然的茶叶树，每棵茶叶树的树顶被修剪成掌平的一块，嫩绿的茶叶沿着平顶长了一茬又一茬，以致于我们小伙伴在采摘茶叶时，根本不用一根一根地摘，而是一手掌握了一大把，然后整把整把地扯下来。当然这种采摘的方法是不允许的，大人们采摘茶叶往往十分小心，两只手轮流一颗一颗地往胸前的背篓里摘，由于速度十分快，因此长时间下来，往往比小伙伴们那种整把整把地扯还要快得多。摘茶叶是有报酬的，首先是五分钱一斤，后来涨到八分，再后来涨到一毛，因此，我们小伙伴一放学，就往茶园里钻，两个小时下来，总能赚那么两毛三毛。茶叶摘下来后就往村里的制茶房送，在这里，村里特意采购了一台揉茶机，几乎不用人工，那茶叶很快就在机器里翻滚，自动完成了“炒茶、揉茶、烘干、打包”整套过程。

不过，跟榨茶油、制茶叶相比，我最喜欢的还是榨蔗糖。那是在我家屋后的稻田里，乡亲们种上了绿油油的甘蔗林，到了甘蔗快成熟时，我就与小伙伴们躲在甘蔗地里捉迷藏，有时困了，就呆在一起，随手掰下一根甘蔗，折成几段一起分享。每当收获甘蔗的季节，我们小伙伴们往往最卖力，因为收获甘蔗后，往下那兜儿、往上那尖儿都是我们小伙伴们最喜欢的美味。当然，那甘蔗的中间部位是不能随便吃的，大人们要用它来榨糖。记得那时候大人们用一台机器将砍下来的甘蔗放在里面榨成汁，然后提着一桶又一桶的甘蔗汁倒在柿树下的几口大锅里，经过几番熬煮，于是一块块的“大糖”便成型了。那糖尽管黑乎乎的，但是很甜、很好吃，有时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掰上一块塞进嘴里，脸上不露声色，心里却甜开了花。

除了打茶油、制茶叶、榨蔗糖，官山坪每年还要种油菜、打菜油；办篾工厂，加工篾货；种红薯、压红薯粉子，然后做成一根根悠长悠长的“南粉”（红薯粉）。总之，在那个年代凡是可以尝试的事情，官山坪基本上都做了。

尽管现在这些东西已慢慢失传，但在当时确实给官山坪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它让人们始终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永不慵懒，体现了官山坪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探索，不管它们最终会走向何方，但它们激励着官山坪人跟着时代永远向前，永不停歇，直到永远。

一群有故事的人

如果说种田、打茶油、榨蔗糖等体现的是集体智慧，那么在官山坪，个人智慧也大行其道，这种个人智慧以某个家庭的一两个核心人物为载体，以某种手工业为表现形式，体现了这个家庭娴熟的手艺和对手工技艺的执着追求，是官山坪“老街”又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技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盛行，有的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尽管现代工业对它们形成了扼杀之势，但它们依然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至今。

我家隔壁的刘建业就是这样一个手工制作者。刘建业是篾货世家，一把柴刀被他舞得精妙绝伦，他做的箩筐、筛子、南盘（一种大型的竹制器皿）十分精致，既好看又耐用，附近的篾匠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等水准来。后来官山坪街上专门办了一个篾工厂，将各地做蔑货的师傅都集中起来，统一加工蔑货，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

每天都看见他在破篾，一刻也不曾停歇。碗口粗的竹子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十分乖，三下两下就变成一根根两指宽的篾片和细如铁丝的篾丝，然后在他手里又乖乖地变成一个个箩筐、筛子。有时候看得我心里直痒痒，于是，便学着他的样子去摆弄他的柴刀，可是任我怎么折腾，就是破不动那根根的竹子。往往这时，他就在一旁一边吧嗒着嘴里的旱烟，一边望着我呵呵地笑。

像他这样每天不停歇的还有我家斜对门王仲夏。王仲夏是一名箍桶匠，无论你什么时候从他家经过，总听得里面传来“咚咚”的声音。要是走进屋里一看，好家伙，里面好大的动静。四五十平方的堂屋里，遍地都是木屑、木皮和刨木花，一大堆已经做好的木桶整齐地码在堂屋的一边，木桶对着的另一边则是一根根尚未加工的杉木、樟木和一些不知名的野树料，而王仲夏则往往就坐在这木料和木桶的中间，正在紧张地加工中。

打一个木桶往往分为四个工序，首先是备料，再是成型，三是打磨，最后是上油。所谓备料，顾名思义就是将木材截成合适的长短、大小，然后去皮、去边料，做成一块块成型的木料，以供箍桶成型所需。所谓成型，也就是将一块块加工好的木料按照木桶的结构装配好，然后在四周箍上一圈两圈甚至三圈的竹子做的围箍。到这一步，一个木桶就基本成型了。再后面就是将这个粗成品加工打磨，使其变得更加精细。最后一道是上油。这里的油自然就是大家常说的桐油了。桐油是用桐子树的果榨成的一种油，木桶上了这种油，既可以防虫、防潮、防腐蚀，又可以增加木桶的结实度，防止木桶出现渗漏现象。一般地，木桶要上三遍油，第一遍刷上底油，待干了后才刷上第二遍，刷了三次油的木桶通体金黄，结实厚重，又经久耐用，是农家最常用的器皿。

住在我家对面的王谭正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裁缝师傅，他缝制的衣服不光衣型好、架子足，而且价格合理，童叟无欺。因此方圆十几里的人，都来他家里缝制衣服。只见他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连农忙时节也不曾停下来。有时，谁家里结婚或者大寿，总要请他上门去缝制衣服，他便带着大儿子王新春，挑上缝纫机前去服务，快的两三天就好，要是碰上活多，就四天五天也说不准。

缝制衣服时，一般先用尺子量一下主人的尺寸，再用画笔按照量好的尺寸在布料上描线、定版，然后用缝纫机沿着画好的线路“车”下来，那一针一线都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待将衣服“车”好了，最后用熨斗将衣服按照各自的版型烫好、烫平，烫出型来。到这时，一件衣服就大功告成了。缝制衣服的工具很多，除了缝纫机，还有大剪刀、小剪刀、皮尺、折尺、针线、粉笔等，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要算那熨斗。那熨斗跟现在的熨斗不同，那时没有电，只用烧红的木炭装在熨斗的铁盒里，凭借从铁盒里透出来的热量，最后达到熨烫的目的。

印象中，王谭正长得帅气端庄，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尽管那时做裁缝的地位都很高，人们拿他们当师傅对待的，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卖架子，一天到晚脸上堆着笑。

像刘建业、王仲夏、王谭正这样的手艺人，“老街”上还有很多。比如彭显扬家的扎纸屋，“云掐子”家的手工豆腐，王伦开家的打桐油，以及我家里的弹棉花、打钱纸。这些手艺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而且一代比一代做得好，因此发展到后来，家家都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把好手，他们靠过硬的手艺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生意自然也就十分兴隆。

后来，王太山的回乡，又引起了另一种新型农业的兴起，让那些没有手工特长，却又喜欢折腾一些新事物的乡亲们狠狠地“爽”了一把。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远在云南谋生的王太山回来了，他带回来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药——麝香，给我们讲麝香的故事。他说，有一种叫“麝鹿”的动物，在奔跑过程中，从阴囊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麝香！这种神药可以治跌伤、刀伤，那时候“老街”上只要有谁跌倒了，或是被菜刀伤了手，都去找王太山。而王太山只要拿出那麝香，轻轻磕一点在伤口上，那伤就真的不痛了。

当然，王太山带回来的不仅仅是麝香那么简单，他还带回来了两样在当时非常稀罕的东西——西瓜籽和菌种。

回来的当年，他就承包了队里的几亩稻田，将田翻了，种上了西瓜。那时全祁阳县都没有西瓜，我们连西瓜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而他偏偏种下了全县第一畦西瓜。于是，从瓜秧下田，我们就在等待，一直到西瓜开花、结果，待到西瓜成熟时，我们终于见到了又大又圆的西瓜。大家指着大西瓜，东一句西一句地评价一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魂儿却早被大西瓜勾去了。

西瓜那时很珍贵，要拿到市场上去卖钱的，连王太山自己家也很少吃。我因为与王太山的儿子王群云关系很好，才有幸试吃了两次。那西瓜瓤一瓣一瓣的，用手指沾一点水水放在嘴里，就能体会到那甜丝丝的感觉。当我捧着王群云递过来的一片瓜瓤时，一直舍不得吃，衔在嘴里，用舌头舔了又舔，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用牙齿咬了，慢慢地吞进肚里。

到了秋天，小伙伴们终于等到西瓜收了，便迫不及待地踏进田里，放肆寻找那些熟了或者没熟的小瓜，因为那可是我们嘴里的美味呀！有时，没死的瓜藤过一段也会结出拳头大的秋瓜来，秋瓜也能吃，只是没有那么甜。

第二年，王太山又开始试种蘑菇，他将菌种连同锯木灰一道放进罐头瓶里，然后用薄膜将罐头瓶包裹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居然从里面长出一朵一朵的蘑菇来。蘑菇在乡亲们的印象中是有毒的，是不能吃的，因此那蘑菇种出来后，大家都不敢吃。后来王太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家里拿蘑菇做了菜后，当着大家的面，吃得津津有味。这下，大家才信了，哪知道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全街的人都爱上了这道特别的菜肴。从此以后，每当过年过节，大家桌上便添了一道新菜——蘑菇肉汤。

除了种西瓜、养蘑菇外，王太山还做过许多事，比如：养兔子、种蜜桔。而这些，都是“老街”上第一个吃螃蟹的。大家见王太山搞得有声有色，于是纷纷效仿。可是养兔子、种蘑菇是需要技术的，一下子又学不会，于是人们就从种西瓜、种蜜桔开始。那一回儿，全街上下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蜜桔，许多稻田被拿来种植西瓜。一时间，西瓜多得成了灾，大家纷纷挑往黎家坪、白地市等几个乡镇去卖，起初还能卖上个好价钱，可是等周边乡镇也开始种上西瓜时，于是价钱就下来了。

种西瓜没得赚头了，于是，官山坪人又开始玩起了种葡萄、种奈李、种枇杷等新花样……

孩子们的快乐

“老街”熙来攘往，世事匆匆。然而，忙碌也好，清闲也罢，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却是无感的。我们那时只知道玩，而且，置身于如此有欢有喜，有情有爱，有故事，有人情味的“老街”，那玩，也似乎多了几分浪漫，几分情趣！

记得每一个不下雨的夜晚，趁着大人们大摆“龙门阵”的当儿，邀上十几个好伙伴，聚在一起，又是“老鹰捉小鸡”又是“丢手绢”，又是“捉迷藏”又是“滚铁环”，那股子欢快劲，跟“疯”了似的，每次都玩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玩嗨了，玩累了，就跑到“龙门阵”中，找到自己的父母，坐在他们的脚上，或者要父母“打摇摇”，或者与父母玩起了“车水干塘”（用水车将塘里的水车干）的游戏。“车水，干塘，干甲（个）鱼婆担杆长，留着大边腌着吃，留着小边讨婆娘，讨甲婆娘倔又倔，做双鞋子半个月，新穿三年，旧穿三年，补补纳纳又穿三年……”在妈妈的童谣声中，小伙伴们前俯后仰地做着“车水”的动作，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

相比于“丢手绢”、“老鹰抓小鸡”，我们男孩子更喜欢“捉迷藏”。

每当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倾洒下来，我们便借着遍地的银光，东躲西藏，而且，藏得越隐秘越好。屋里屋外，草堆柴垛，梁上树尖，桶里床底——没有我们不躲的地方，也没有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有时，为了不被捉住，我们可以从下街跑到上街，躲得远远的，叫小伙伴们一顿好找。记得有一次，我躲在一个草垛里，小伙伴久找不着，我居然慢慢地睡着了，待大家都进屋睡觉了，我才在母亲的呼喊中，从草垛里慢慢地爬起来……

还有那“双抢”（种双季稻时，既要割禾又要插秧的交替时节）时的夏夜，刚吃过饭，小伙伴们便从床上扯一床草席，拿一床被单，铺在晒谷坪上，预备着“守通宵”。这种“守通宵”，美其名曰“守谷子”，其实是为了享受晚上那习习的凉风。这种时候，一般上半夜我们听大人讲故事。因为故事中时常带有“妖魔鬼怪”的情节，我们听着听着就毛骨悚然起来，甚至吓得拼命“尖叫”，而讲故事的叔叔伯伯们此时却哈哈大笑。有时，蚊子嗡嗡地飞来了，我们就在晒谷坪上烧起一堆堆篝火，结果蚊子是被熏跑了，而我们自己也被熏得眼泪直流。有时，被蚊子吵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便将自己装进被单，捂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蚊子是不来吵了，自己却在被单里捂得大汗淋漓。

下半夜，天气逐渐凉了下来，即使捂在被单里也不热了，于是瞌睡虫也上来了，我们便慢慢进入了梦乡。有时，即使睡着了，也会有故事发生。记得那时有个小孩睡得死沉，第二天早上醒来，居然发现草席下躺着一条死去的蛇。还有个小孩不知怎的，得了“梦游”症，半夜蒙头蒙脑地爬起来撒了一泡尿，又懵懵懂懂地钻进被单。第二天，大人们一问，他竟然直摇头，茫然不知所以。

要是这样的夜晚，能赶上大人们“放天灯”，那就是最爽的事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晚上，大人们用纸糊在竹子上，做成好大一个罩子，然后在下面用铁丝绞上一块油布，点燃，当油布燃烧的热气托着“天灯”飞起来的那一刻，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那时，每次望着“天灯”飞起来，我都在心里默念：“灯呀，灯呀，你会飞上月亮吗，还是会点亮那星星？”

而其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将我美好的期盼击碎了。当时官山坪放飞的一盏“天灯”飞到了另外一个乡，被这个乡当作“敌特”发过来的信号灯，并组织好多民兵进行搜捕，后来发现居然是一盏“天灯”，虚惊一场。这事后来被当做笑话，在“老街”传播了好久，而我也终于明白，“天灯”终究是飞不到月亮上去的，它最终会在空中待油布燃尽时，掉落下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伙伴有时候尽管玩耍，却也能玩出价值来。那时候，“广货佬佬”（走村串户卖杂货、收废品的老头）进村了，专门用糖换取小朋友收集的烂铜烂铁、牙膏皮子、鸭毛和鸡菌子皮皮。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去寻找这些东西。有时，别人家的牙膏还没刷完，便被我们摸了出来，偷偷当废品换糖吃了，害得主家第二天早上不见了牙膏，骂骂咧咧地吼了一早上。有时，谁家杀鸡宰鸭，我们就早早地守在一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就为了捡那点鸡菌子皮皮和鸭毛。

除了“广货佬佬”，每天走村串户的还有那卖“錾糖”（一种用稻谷做的糖）的。每当收割稻子的季节，我们就到田里寻找被遗漏的禾穗，有时连晒谷坪里的瘪谷子也不放过，希望能从里面淘出一些壮谷子来，待到那卖“錾糖”的进村时，能够用积攒的谷子，兑上一两二两的“錾糖”。

实在无事可做、无乐子可找的下午，我们便喜欢聚在“老街”的青石板上“打翻”（一种用纸叠的、四方形的玩具）、“玩泥巴”。

泥巴有几种玩法：一种是将泥巴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猫呀狗呀，火车汽车呀，大炮坦克呀，凡是能想起来的东西都可以捏。第二种是将泥巴捏成“弹子”，溜圆溜圆的一颗，晒干了，再放到火里面烘烤。待到“弹子”足够硬了，便拿出来打“弹子”玩。这种“弹子”由于经过了火烤，相当的硬，玩起来和玻璃弹子没什么区别，又因其可大可小，所以比玩玻璃弹子又多了一种乐趣。第三种玩法是“打炮”，就是将一块泥巴打成正方体，再将中间挖空了，造一个洞眼。然后拿着有眼的一面扣在青石板上，由于眼里的空气没地方跑，于是从底部没眼的一面挤出来，发出“嘭”的一声巨响，而泥巴也随之被炸开。

我们做好“炮”后，往往要比试谁的“炮”打得更响，输了的要被罚“泥弹子”。我那时有一个技巧，就是将眼挖好后，再用口水将眼部的泥巴抹平，以增加空气的密封性，这样做出来的“炮”更响，被炸开的泥巴也飞得更高。所以每次比赛我都能胜出小伙伴一筹，而这个技巧，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告诉过当年的玩伴。

就这样，我们的童年，就在这玩儿玩儿中飞快地度过。玩得天昏地暗，不知今夕是何年。

一去不返的眷恋

当一切都向着良性发展，人们生活呈现突飞猛进、飞跃式进步时，“老街”却迎来了它的末路。

首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外出包工的邹胜利（我叔叔）在“新街”建起了全乡第一栋小洋楼，二层的楼房、全新的设计、绚丽的瓷砖，一经面世，就引起了“老街”不小的震动。历来敢于创新的官山坪人这一次同样按捺不住了，尽管他们表面上不说，但每个人的内心都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欲望，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也要建一栋这样的房子，甚至比这一栋更漂亮！”

于是大家在心里暗暗地绞上了劲，第二年全村就有十几个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同时，呆在家里的人做事也格外卖力起来。他们心中有一个不曾示人的梦，那就是：拼命挣钱，挣更多的钱，总有一天，他们也要建一栋与邹胜利一样的小洋楼。

人就是这样，一旦有了榜样，一旦产生了欲望，其后续动力便永不枯竭。两年后，王满生在邹胜利的隔壁也建起了一栋比邹胜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两层小洋楼。而且一层四间，两层八大间，全身贴满淡蓝色的瓷砖，向人们散发着诱人的蓝光。再过了一年，同样外出承包工程的周福田又建起了第三栋小洋楼。于是，勤劳的、不肯服输的官山坪人，靠自己的双手在“新街”展开了一场建房比赛，一栋栋小洋楼纷纷拔地而起，向人们宣示着它的主人的勤劳与成功。

此起彼伏，随着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昔日热闹非凡的“老街”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颜色，人们逐渐搬往“新街”居住，昔日的青石板走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老技艺也因为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而后继无人，逐渐濒临消失。王谭正的裁缝技艺因为他的去世而永远偃旗息鼓；刘建业也终于抡不动那把柴刀；王仲夏的打桶声也逐渐变得奄奄一息，最后终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伴随着最后一声闷响，从此收官大吉。随之陆续消失的还有“云掐子”家的豆腐，王伦开家的桐油，以及我家里的弹棉花、打纸钱。

最令人失落的是，为“大戏”守护戏服、道具的“小生”邹安生，也终于歇手了。记得每年夏天的某个早晨，他不厌其烦地将戏服、道具洗了又洗，然后挂在长长的铁丝上晾晒。平时，大家只在戏台下远远地看着，只有这一刻才可以亲密接触这些戏服呀、胡须呀、刀剑呀。所以每逢晾晒，我们小伙伴们出于好奇，总是呼啦一下围上来，这个摸一下，那个瞧一下，将胡子挂在嘴上，模仿戏中的角色“咿咿呀呀”地学上老半天；将刀剑拔出，试着装威风，学一下刘关张的大将威严。

然而，在坚持晾晒戏服、道具八年后，这位每天总要坐在门槛上哼唱那么一阵子的大叔，有一天终于不再哼唱了，而且从那一年开始，他也决定不再晾晒戏服了。

紧接着，队里的榨油坊没有了那一声声号子，种甘蔗的田里也没了昔日的机器的轰鸣，甘蔗地变成了蜜桔园。

一切都变了，往日繁华如斯的街道终于冷清下来，繁华了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更久远的“老街”，的确老了。他要停下来，歇一歇了。

因为年久失修，慢慢地那一间间铺面的门窗开始松动，土墙开始斑驳，有的甚至架不住年月的冲洗，终于喘了一口气，从此倒塌下去。

有一天，“老街”传来一个消息，彭端生家那个石门也塌了。要知道，这是“老街”唯一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大门，原以为它会永久屹立在“老街”，几乎没人相信它会倒塌，然而它在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后，也彻底地塌了下去。

不久以后，连戏台也塌了。这个凝聚着好几代人精神财富的戏台，在履行完它的义务后，也终于向人们宣告了它的衰老。

没了，我的“老街”没了。它带走了我对一段往事的眷恋，又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曾经，它哺育着我健康快乐地成长，而今它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父亲，终于要向我挥手告别；曾经，它是支撑着我一直走下去的精神脊柱，而今它终于要抽身而出，往后我要靠自己的臂膀撑起整片天空；曾经，它是我的乡愁，是我对家乡的全部眷顾和依恋，而今它只能活在我的心里、我的意念中。它，迎面走来时，是一身的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而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背影。

曾经，有人在我耳边说，要是谁有钱，将老街重建，将它搞成一排排徽式建筑，那就有味唻！我也相信这么一搞，会很有味。可是，失去的文化根基它会建起来吗？

老街的文化是永远也建不起来的，该去的总会去的，该来时它还是会来。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既然这一刻，它注定要离去，那就让它再歇一歇，到了该来的那一刻，它是会回来的，而我们也只有等待“乡村振兴”的那一刻。

祁阳徽章记忆

好文章，尽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