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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籍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父亲身上有一颗子弹去世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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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2 15: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父亲身上有一颗子弹去世时还在

大白新闻 2018-11-09 23:19:58
【撰文/张喜斌 摄影/王学民 统筹/刘姝蓉】开国中将刘金轩(1908-1984),曾任第十九军首任军长兼陕南军区司令员、陕西军区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第六十四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其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近日,在刘金轩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女婿李田海接受了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的专访。刘顺宁和李田海说,“父亲对我们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公家的东西哪怕一根针都不能要”、“长征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父亲一条命”。
“长征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父亲一条命”


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右)、女婿李田海(左)(摄影/王学民)
近日,开国中将刘金轩之女刘顺宁在接受大白新闻专访时表示,她是刘将军的第六个孩子。“我们家一共有七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都是女孩,老五是男孩,我是老六,也是最小的女儿,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就是老七”。
据了解,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名字是按地名来排的。刘顺宁介绍称,“我父亲打仗,走到哪儿生的,就以当地的地名来取名”。
“我大姐叫沁生,因为他生在山西沁县;二姐叫郧荣,当时是在湖北郧阳出生的;三姐叫安荣,是因为在西安;四姐叫苏英,因为在江苏;哥哥叫南宁,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和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旅顺64军当军长,所以我叫顺宁,弟弟叫东宁”。


1959年离开旅顺时,全家在旧居前合影(此居已成影视拍摄场地),从大到小:大女儿沁生,二女儿郧荣,三女儿安荣,四女儿苏英,长子南宁,小女儿顺宁,次子东宁(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刘顺宁说,“我应该是从小就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从旅大(后称大连)离开以后,父亲就调到北京任铁道兵副司令,全家也就一块搬到了北京。一直生活到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下乡了,我那时候才离开了父亲。”
“当时我就在北京近郊那儿插队待了一年多,然后便一直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他1984年去世。所以就陪伴父亲生活的时间来说,我是兄弟姐妹中最久的。”
在刘顺宁的印象里,父亲是很严厉的,是说一不二的。而令她印象最深的,便是周末孩子们回来想睡个懒觉,但父亲却绝对不允许,并要求孩子们早上7点之前全都得下楼吃饭。
“那时候我们都想睡懒觉,父亲就非常生气,就跑楼上去把我们的房门全给敲开,把我们拽下楼,命令我们以后绝对不准睡懒觉。所以我们也都习惯了,一到时间我们就都会下去吃饭,在这方面他是非常严厉的”。
“绝对是不能浪费粮食的,就算一粒米掉到桌上也得捡起来吃。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吃西瓜,七个孩子在一块,一到分西瓜的时候,大家都凑上来,尤其岁数小的就特想多吃一块,所以刚啃两口就扔了赶紧再拿下一块”。
刘顺宁说,“父亲看了就特别不高兴,他说他在长征当中,一块西瓜皮曾救了他一条命。长征中过草地,什么吃的都没有,野菜、野草全都吃光了,还有马匪不断的侵袭,所以他们的条件非常艰苦。”
“又因为草地很长,走出来得一个多星期,到后几天已经一点吃的都没有了,等他快走到头还差一两天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有一两块西瓜皮,是马匪掉在地上的,当时西瓜皮都已经很蔫了,但他还是赶紧捡起来吃了,所以这个西瓜皮等于是救了他一条命”。
“他那次说完以后,对我们的感触特深,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西瓜也就特别注意,从来不会吃几口就扔掉了”,刘顺宁说。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他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做一个好学生。他跟我们讲,他年轻的时候想上学也上不了学,因为家里非常穷。我父亲从小就没上过学,在他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爷爷就靠挑担子维持生计”。


1982年全家福(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父亲说公家的东西哪怕一根针都不能要”


父亲与我(供图/刘顺宁)
刘顺宁说,“父亲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会出‘饿不死’的主意,一个是爱‘侃大山’。‘饿不死’的主意是在他小的时候,爷爷经常出去挑担子,他得自己生存,所以他就下河抓小鱼等等,有很多求生存的绝技,他小时候就有了这么个外号”。
“‘侃大山’是他在战争当中,特别注重和战士、和百姓聊天,来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在战争中,需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另外,他和战士们一块聊天,也能了解战士们的想法,跟他们交换意见。” 刘顺宁还称,直到解放以后,父亲还保持着“侃大山”的习惯。
据刘顺宁讲述,父亲退休以后,有一次带我们去公园,在公园里便和一位老人聊起了天。父亲了解到这个老人的孩子要结婚,因为办婚礼需要花费很多,老人觉得特别吃力。
“父亲当时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他就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写了这么一个提案,就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应该大操大办,要节俭办婚礼,要不然后人民群众是有怨言的,当时还得到了很多委员的赞同”。
“父亲告诉我们要艰苦朴素,这点对我们来说都是言传身教的。你像他穿的那个袜子、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他在这方面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我们也不去追时髦,那些都不讲究的”。
刘顺宁说,“再有,父亲告诉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做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给我们这些孩子找对象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条件:只要这个人老实,以老实为第一要素,其他都排在后面了”。
“父亲还对我们说,掉在地上的一根针都不能捡。公家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你掉在地上,哪怕一根针你都不能要,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到现在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要相信组织”。
刘顺宁说,“我觉得父亲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年轻人学习:一个是热爱学习,学习是特别重要的;再有就是艰苦朴素,就是那个西瓜皮救了父亲一条命的故事;再有就是父亲那种坚强的意志,这些都让我们受益终生”。
“父亲带着一挺机关枪投奔了红军”


1982年父母合影(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刘顺宁称,父亲原名刘发宏,1908年9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乡尚志塘村。“父亲小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虽然有一个婶婶关照着他,但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一直到了10多岁的时候,族上的一位长者说,发宏这个孩子很聪明,咱们这里太穷了,他要是不学点东西,以后会受人欺负。所以再穷再苦,也得想办法让他上点学。所以就这样,爷爷给他在当地找了一个私塾,一个老先生教了他一年”。
“虽然就一年多,但父亲特别爱学习,特别珍惜学习的时间。后来要学写字了,可家里穷买不起书和本,怎么办呢?我们老家祁阳那边的土是红色的,不像北方的土有点粘性,所以他就用水浇土,当‘泥书’似的就在上面写字”。
“写完了以后再浇点水,又把原来的字盖上,就那么一点点的练。每次都是这样练,就这样学了一年多,后来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就辍学了。这一年多的学习期间,我父亲受益很大”。
1926年6月,北伐军入湘。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祁阳县文明铺招兵。刘顺宁称,“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看见他们贴的那些标语,父亲就想一定要出去,就报名参加了唐生智的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刘金轩入唐生智部后,先在新兵连训练。不过,刘金轩在新兵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学会了射击、刺杀、投弹等军事技术,其中射击技术最好,出枪快、打得准。
新兵训练结束后,分到连里,长官见他长得高大、射击技术好,就让他当了机枪手。不久被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后来又被分配到第五十师教导团第二连任副连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一些传闻,不时传进刘金轩的耳朵,并引起他的关注。
1930年秋,第五十师到江西“剿共”。早就听说南昌起义军后来改编为红军的刘金轩,进入江西后,对红军的了解就更多也更具体了,不仅看到红军到处张贴、粉刷的标语,还常听到一些被红军释放回来的士兵悄悄讲“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骂士兵弟兄”、“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专门打军阀土豪劣绅”。于是,刘金轩开始对国民党军官散布的谣言产生怀疑。
所见所闻,使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解放天下穷苦大众的队伍,加入红军才是他要走的路。有了这种念头,他更思索着投奔红军的办法。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发动了对中央和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一举歼灭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紧接着掉过头来直取谭道源师。
刘金轩一见机会来了,在东韶一带与红军一接触,便果断地拖了一挺机枪“过来了”,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漫长征程。刘顺宁称,“父亲当时一听说对面是红军,就马上带着一挺机关枪投奔过去了,当时就投奔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直跟着彭德怀”。
自从成了红军战士后,刘金轩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大家的好评。1933年5月,刘金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金轩当上了红三军团第五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第五师十四团营长。
1935年10月,刘金轩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东征,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留守陕甘苏区,负责保卫陕甘苏区的安全,刘金轩任后方办事处第五战区司令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
同年12月,刘金轩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参谋长。刘金轩协助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参加了援西军的全过程。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刘金轩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
1940年5月,平汉KANG倭寇游击纵队和晋冀边游击纵队第一、第三团及保安第六团合编为晋冀豫军区新编第十旅,下辖三个团,刘金轩调任新十旅二十八团团长。6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太行军区,由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兼军区机关,下辖五个军分区。
1941年9月,太行军区成立第六军分区,刘金轩调任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1944年8月,刘金轩调任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与刘聚奎、王敬林两任政委一起,组织军分区部队对日伪军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KANG倭寇战争的胜利。
开国中将刘金轩女婿李田海告诉大白新闻,“老岳父对他自己的这些经历从来都不说,他不愿意跟人家说,为什么呢?他觉得这是在宣传自己,他说他们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因为他的战友死了很多”。
“老岳父说,过湘江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就多做工作,为这些死难的烈士们多做一些工作。他就不想再去讲他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父亲留下遗嘱称要把骨灰撒回湘江,和战友们在一起”


1984年,妈妈率部分子女赴湖南老家将父亲骨灰撒到湘江(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李田海说,“岳父负过好些次伤,身上有9个伤疤。其中我知道的,他肩上有一个伤疤,离心脏也不远。那个伤疤是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中的弹,子弹一直是在他身体里头,直到他去世那个子弹也还在”。
刘顺宁说,“一到夏天我们就能看到父亲的伤疤,身上都是坑坑洼洼的。因为天气热,他穿着裤衩背心,伤疤都露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他的那些伤疤,就问这是什么时候的,怎么回事”。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刘金轩率第28团在正太铁路阳泉,寿阳之间向日军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于8月23日收复了平定狼峪车站,并截断了赛鱼至寿阳芹泉段的铁路。
接着,他们在昔阳县沾尚镇附近抗击日军进攻,日军带队的头目是清水亦石大佐。他被八路军打得懵头转向,躲在马棚里,弄了—身马粪狼狈逃脱。刘金轩得知后开心地说:“我看清水大佐当个马夫挺合适”。
但是,日军不甘受挫,急忙调兵增援。刘金轩立即部署兵力在沾尚附近的松塔地带设伏,重创日军先头部队。当晚,战斗停息了,刘金轩对警卫参谋说:“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敌人的动向,切不能疏忽大意”。
然后,全团开始休息。谁知到凌晨2点,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刘金轩赶紧起来,问警卫参谋:“怎么回事?”警卫员说:“不要紧,是枪走火。”果然接着就恢复了平静。没隔多久,刘金轩又听见远处再次响起枪声,睡不下去了。
他立即带人爬到附近的山上,举起望远镜一看,临近的几个山包上隐约都是日军的太阳旗,警卫人员说:“赶紧下山撤退!”刘金轩坚持不让,就在他再次举起望远镜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胳膊,鲜血如注。
这颗子弹是个炸子,击中他后没在他身上炸开,又穿过他的身体,又射到站在他身后警卫员的胳膊上,才炸开,并将警卫员的胳膊炸断。其他人赶紧将刘金轩等人搀扶下山撤退。由于警卫参谋的疏忽,造成敌人围攻,部队伤亡,警卫参谋深感内疚。
为此,他坚决要求带领一个连,掩护大部队撤退。当刘金轩带伤与大部队刚撤离阵地,日军就已全部包围了八路军的阵地,最后,警卫参谋和那个连全部阵亡。
李田海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岳父老给我们讲的湘江战役。他说,当时他旁边的战友,不断地倒下,在湘江战役中都被打死了。岳父的骨灰也撒在了湘江里,岳父说他要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
刘顺宁说,“父亲看到他旁边的战友全都倒在湘江里,湘江的水都成了红色,所以他一提起这个事他就非常的伤心。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死的时候留下遗嘱,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回湘江,他是要和他的战友在一起,也是要回他的老家”。
李田海说,“湘江战役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我们纪念岳父110周年诞辰的时候,还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去看了看”、“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讲的就是那里的故事。当时中央红军和其他的部队已经过完湘江,三十四师最后就过不去了,被包围在那,一个师全都牺牲了”。
最后,部队弹尽粮绝,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在被敌人押往道县保安司令部的途中,陈树湘愤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人物资料——开国中将刘金轩


父亲授衔时照(供图/刘顺宁、李田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刘发宏。1908年9月18日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文明铺乡尚志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起给地主家放牛。迫于生计,1926年夏到湘军唐生智部第50师当兵。
1930年12月带一挺机枪逃离“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红3军团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次作战,身先士卒,舍生忘死,骁勇顽强,多次负伤。
到陕北后,任红28军第1团团长,到任刚7天,在攻打榆林西南波罗堡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右腿被子弹击中。1936年5月伤愈后,任保安特区司令员,担负保卫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任务。12月任红31军第91师参谋长。
KANG倭寇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训练科科长、第769团参谋长、晋冀游击支队第1团参谋长、第二十八团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起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和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太行、太岳区反“扫荡”等作战。
1943年8月,灵活指挥部队以一部兵力隐蔽行动,直插国民党军阎锡山部4个团腹地,偷袭其指挥机关和炮兵阵地,断其退路,然后指挥主力以突然动作出击,与兄弟部队对阎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激战两昼夜,歼阎军近两个团,沉重打击了阎军配合日军大举进犯浮山第三军分区的嚣张气焰。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独立旅旅长、第24旅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12旅旅长,率部先后参加上党、吕梁、晋南等战役。1947年6月,当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率部在陈(赓)谢(富治)集团编成内南渡黄河,开辟新战场。
之后,率部深入敌占区,在鄂豫陕川边孤军作战,先后牵制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陕北、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1948年以后,任豫陕鄂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率部参加豫西、襄樊等战役。接着,配合第一野战军和准备入川的第18兵团作战,全力歼灭陕南地区国民党军顽部。
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川北、陕南地区剿匪作战。1952年7月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4年底任第64军军长。1959年11月任铁道兵副司令员,主管铁道兵院校和部队训练工作。
1975年以后任铁道兵顾问和纪委副书记等职。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12月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职休养。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4月27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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