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作证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星星

大地作证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图)




(图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的科技人员正在观察稻田冬季黑麦草的生长情况。 张新国摄)

　　你别看这个实验站地处偏远的小山沟，建筑也不起眼，它却是全国红壤地区建站最久，最引人关注的实验站。2001年，它从全国800多个野外实验站（台）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国家级野外实验站。
　　
　　你别看这里的人们外表与当地农民没有两样，却实实在在是一批满腹经纶的科学家。他们的科研成果在我国南方乃至全国推广应用，产生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效益。他们又是农业科技工作的先进群体，2005年，被评为我省十大新闻人物（集体）。
　　
　　这一切，大地作证！
　　
　　一个预言的破灭，显示出小小实验站的能量
　　
　　几十年前，美国土壤学家索泼在《中国之土壤》一书中，曾预言中国南方红壤地带有机质缺乏，因为酸、粘、瘦的特性而不适合作物的生长，而且还将随着风吹雨淋而流失成为“红色荒漠”。确实，红壤是我国南方的主要土壤类型，总面积约21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2．7％，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生活在红壤地带的农民，力气卖了十二分，汗珠摔成七八瓣，也无法解决温饱。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南方的红土地已经变得郁郁葱葱，相伴的是农民的笑脸。打破这个沉重预言的，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的人们，是他们几十年的艰辛付出。
　　
　　1960年春，中国农科院的一批热血青年，从北京来到偏僻的湖南祁阳县官山坪村安营扎寨，建起了红壤实验站，从事低产田改造研究。
　　
　　官山坪属于典型的红壤丘陵区。田里的泥土犁不碎、耙不烂，很像鸭屎，当地人称它为“鸭屎泥田”。更要命的是秧苗插下后不发根、不返青、不分蘖，一直到秋天才生长，农民称这种现象为“坐秋”。这种田产量很低，南方各省都有，总数上千万亩。
　　
　　红壤实验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良“鸭屎泥田”。他们向有经验的农民请教，先后经过400多次对比实验，科研人员发现“鸭屎泥田”低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壤缺磷，施用磷肥就能够大幅增产，最多可增三四倍。但施用磷肥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鸭屎泥田”的土质结构，他们又摸索出了种紫云英的办法，使土壤的有效磷含量趋于正常。1964年，湘南、湘中共有295万亩同类型稻田推广使用该站的改良办法，共增产稻谷3．6亿公斤。这种方法获得了当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次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实验站的科技人员再接再厉，相继完成了施用钾肥提高水稻结实率、改良砷毒田、改良潜育化稻田等多项红壤区低产田改良研究项目，以及近年发明的“丘陵立体农作制利用技术”、“冷浸田开沟排水与起垄栽培技术”、“南方红壤地区镁肥施用技术”“水稻一次性施肥新技术”、“南方红壤丘陵区牧草种植高产栽培技术”等。得益于这些成果，南方红壤地带成为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和肉类产品的重要基地。所生产的粮食占到全国总产的44．5％，茶、丝、糖占到93％，肉类占到54％。
　　
　　一组数据的记录，写照着几代人的奋斗与奉献
　　
　　这是一组写在实验站历史上的数据：46年来，记录了28万个田间观测和分析数据，40万个气象数据；共完成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与国际合作课题30余项，先后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5项、省部级成果奖19项，每两年就获得一个奖项；从这里走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6名，涌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陈永安、农业部突出贡献专家陈福兴、徐明岗等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同时为地方培养了3万多名农民技术人员。
　　
　　一代又一代实验站人，“绿了官山坪，白了少年头”。不，应该是满头白发，换得南方遍地翠绿。
　　
　　刘更另，实验站第一任站长，被称为从“改造鸭屎泥田”中走出来的院士。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成长的留苏博士最先带队来到这里创业，一干就是28年。他的成长之路艰辛与奋斗相伴、探索与成果共生。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喝的是泥巴水，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自家菜，穿的是乡里衣；度的是单身日，干的是农民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率领同事们在这块红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科技成果，还培养出硕士研究生11名，博士生12名，博士后3名。1994年，他作为实验站的第一代创业功臣和对我国农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福兴，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把雨伞，风里来雨里去，年复一年，默默奉献，作为第二任站长，其外表完全像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主持国家“八五”攻关课题，研究建立“立体农业模式”，为解决红壤地区山脚水田优质高产，山腰旱坡地发展林果业、草业，山顶发展薪炭林等问题做出了贡献。1991年，他被农业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博士后毕业来到实验站任第三任站长的徐明岗，是一个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狂”。他主持了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课题，中日、中韩合作项目和国家土壤肥力长期定位实验项目等12项研究课题。他首次系统提出解决南方红壤丘陵区牧草种植高产栽培技术问题，在南方红壤地区大面积推广人工种植牧草技术。2000年他当选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学科首席研究员，2004年当选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学一级学科带头人，2006年被农业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此外，还有陈永安、秦道珠、文石林、王伯仁、高菊生等。他们埋头苦干，成果斐然，用青春年华和默默奉献，扮绿和丰盈着这片红色的土地。
　　
　　一座纪念碑的矗立，铭刻着当地人民的谢意
　　
　　实验站简陋的四合院内就矗立一座石碑，是10年前当地百姓立的，碑文先后请了3个人写，修改了无数次，“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谢意”。其实，真正的丰碑立在农民的心中。
　　
　　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为解决水稻“坐秋”难题，在站长刘更另的带领下，实验站先后走访50多个生产队，召开140多次调查会；为改良土壤，刘更另还和农民拉的拉、推的推，用板车从3公里远的外村运客土到官山坪。官山坪村老支书王凤山回忆起“老伙计”刘更另院士时说，“我不晓得他官有多大，到哪留过学，只晓得他是实验站站长。他说农家肥好，买了两个狗屎耙，和我一起捡狗屎。”
　　
　　奔走在致富路上的现代农民，对实验站坚守农村、服务基层的体会更真切。香花桥村养鱼大户刘文革告诉记者：实验站的科学家“时刻在我们身边，吃、住、说都跟我们农民没什么两样，真的很亲切！这些年来，是他们在帮我致富！”他2003年承包了一个28亩的鱼塘，实验站没少给他帮助，自己种的桂牧一号草就是副站长秦道珠免费帮他引进的，一有空闲，老秦还会常来鱼塘和草地看看，给他一些技术上的指导。
　　
　　“从改良低产田，到发展立体农业，每一项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都在我们村先行试验。最初农民不放心，站里就免费提供种子、肥料、农药和劳务费，与农民签订风险合同，农民只得利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后来村民主动到站里要项目。现在站里每年都有五六个项目在村里开展试验，村民得实惠越来越多，贫困村成了远近出名的富裕村。”官山坪村原村主任刘满和谈起实验站给本村带来的利益，更是如数家珍。
　　
　　农民这种对科技成果的认识，转化为一种与科学家精神上的“共振”，化为一种对实验站的依赖和信任。
　　
　　“其实就是再树十块八块碑，也还是表达不尽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和敬意。”人们动情地这样说。
　　
　　46年的坚守和执着，实验站的科研人员早已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收获着丰硕的科研成果，更是在人民群众的心里，收获了无价的信任和感激！

dengjiaping

照片左一是秦道珠，对吧

祁阳徽章记忆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